紹興塔山區有徐氏者，與夫同庚，十八歲完婚，十九歲生子。二十三歲那年，天降惡運，出嫁不久的三姑姐的丈夫因失業，兼三姐又懷了孕，迫於生活壓力，於農曆七月大伏天投河自盡。一家六兄弟，沒人關心老五的自殺；倒是妻弟，即徐氏的丈夫，連續幾天沒日沒夜到各處荒郊河道打撈屍首。姐夫的屍首是找到了，因暑熱、疲勞再加悲傷，妻弟卻病倒了，上吐下瀉。本來城中有西醫，吊上鹽水，打上幾針，諒不會有大礙，可是家中老人思想保守，說西醫是洋鬼子開的，吸人血，不去看，只看中醫，不幾日一命嗚呼。徐氏夫與潘天壽同門，師弟亡故，師兄潘天壽還送了輓聯。
徐氏與丈夫生有二子一女，此時大兒子五歲，二兒子三歲，女兒半歲多，家裏還有公婆、公婆的兄嫂和徐氏的母親五位老人。公婆的兄嫂，因子女相繼夭亡，兄弟未分家，一直吃住在一起。二十三歲花季年齡的徐氏成了寡婦，兼家裏的頂樑柱。
日本人來了。為避戰亂，徐氏帶着兒女逃難到鄉下。十二歲的二兒子患痢疾，受醫療條件所限，病死鄉下。徐氏自認命運不好，便吃齋信佛，積善積德，定期到庵堂做功課，希望通過自己念佛修行，使惡運不再降臨這個家庭。
徐氏夫家祖上（康熙年間）有五房兄弟，徐氏夫家屬於第五房。二房在外做官，定居外地，出資在老家買了一百二十畝田，留給家中兄弟及其後輩，輪流收租，接濟生活。繁衍到徐氏的丈夫這一代，這個家族己有一百五十多戶族人。二房留下的田地，成為這個大家族的公田，每年一家，輪流經管、受益。徐氏一個婦道人家，無論自己家的田，還是輪到的公田，都托夫家一位做過師爺的族兄代管。自家的田，與租地的農民五五分成，最多四六分成，有些年景不好，只收倒四六，租戶得六，她得四。街坊鄰里有口皆碑，稱讚徐氏好心腸。
好不容易把幾位老人送走（送終），熬到兒女長大，土改來了。土改工作組根據實情將她劃為小土地出租，並且也告訴了她。
問題出在家族的公田上。
1948年，家族公田輪到徐氏收租。起初，土改工作組將1949年收租的那一戶劃成地主。地主不就是土地的主人嗎？劃作地主就做地主，那一戶也沒爭辯。土改工作組要槍斃地主了，將其他被劃為地主的人員也被綁去法場「觀禮」。1949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位也陪綁去了法場，嚇壞了，開始醒悟：「地主是當不得！」於是就提出申訴，說這個公堂地主不該由他當。土改工作組決定，那就由1947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家頂替這個地主名額。可是1947年那一家頂門立戶的也是男人，會爭，會辯，去鬧，逃掉了這個地主名額。最後，這頂地主帽子落在不諳世事、與世無爭、處處小心退讓的寡婦徐氏頭上。
隨着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的強調，到了1961年，居委會又重新給徐氏戴上地主帽子。當時重新戴帽的據說有六到八人，包括國家級統戰人物邵力子的侄子、民國時期當律師的邵堂。徐氏因與鄰居關係不錯，在給她戴地主帽子的居民鬥爭大會上，沒人鬥她。三里外另一個居民小組的蓮香，是一個姓王的理髮師的老婆，拎住徐氏的頭髮將她揪上台，並發表鬥爭演說：「你在舊社會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壓迫我們窮人。」
徐氏的鄰居陶阿鳳大嫂和朱愛愛姑娘，主動上台保護她，責問理髮師的老婆：「你知不知道她的情況？她穿過綾羅綢緞？吃過山珍海味？對老人怎麼這麼沒有禮貌，沒有規矩？」坐在台下的派出所長急眼了，把大嫂和姑娘攔了下來，責問她們怎麼這麼沒有覺悟，並問愛愛在哪個學校讀書。得知姑娘這一年剛好小學畢業，要升初中時，他立即交待：「告訴她的學校，不准給她升學！」
愛愛的父親知道情況後，將她接去省城，脫離了遭受迫害的環境，但這位姑娘從此中斷了學業。後來個人問題也未解決，至今是個六十三歲的老姑娘。居委會委員陳阿寶（其子後任該市的農委主任）認為徐氏為人忠厚，膽子小，沒劣跡，堅決不同意給她戴地主帽子，但居委會主任不聽她的意見，堅持要給徐氏重新戴帽子。陳阿寶以辭職抗議，從此與主任分道揚鑣。
徐氏的一兒一女都很爭氣。女兒護校畢業，分配到政府療養院，後又調去中央保健局，在陳雲家工作過三年，在陳伯達家工作了六年，直到六十年代查出肝功能數值不正常，才回到省屬醫院。兒子1949年考上華東軍大，1959年立有戰功，一直在部隊工作，退休後進了干休所。那些年，居委會每年慰問軍屬送燈籠，徐氏重戴帽子前大部分年份不來她家，重戴帽子後就根本不來了。五十年代安排年青人參加工作，其兒媳有小學文化，貧農出身，本應作為真正的軍屬安排工作，但到街道開身份證明，因是地主家庭，不給安排，直至隨軍後才有了工作。
重新戴上地主帽子的徐氏，收到的所有信件，要拿到居委會當着治保主任的面才能拆開，治保主任看完後，她才能看。寄出的信，要經治保主任檢查才能寄出。她也做了一點小小的抗爭，說兒子的信不是寄給她的，是寄給媳婦的，才使兒子的信在當時免遭檢查。徐氏每天白天掃馬路，每周晚上各去幾里路外的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學習」一次，年終上台一次，接受革命群眾的鬥爭。孫子也被人罵作四類分子，為了不影響晚輩的前程，徐氏主動提出要兒子將孫子、媳婦接走，讓她獨自生活。
1966年，徐氏的女兒在寧波地區搞四清，原定四清結束自寧波返杭州途中在紹興下車來看望母親，徐氏也向居委會作了匯報，告訴女兒將要來看她，但女兒最後沒下車來看她。女兒的解釋是，當時大串聯，車上很擠，很難下車，就沒下來。現在她自己也老了，每聽電視中唱起「常回家看看」就後悔不己。
徐氏生病了，但她不告訴子女，而且堅持每天掃馬路和每周兩個晚上的「學習」。實在堅持不下去了，1967年春，徐氏上吊自盡。兒子單位的政工部門見到死訊電報，卻不立即告訴本人，壓了三天才把電報交給他，且不准他回去發殯母親。徐氏是陽曆3月1日自盡的，趕來處理喪事的女兒發現，徐氏的購糧本上，2月份的指標還未買，1月份購的米，在米罐里還剩十幾斤。當時成人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斤，這意味着，徐氏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里只吃了不足十斤米。
徐氏自殺後，街坊中有一位原先開棺材店的師傅王長榮，公私合營後己改行，提出願重操舊業，用徐家的門板連夜為徐氏趕製一具棺材。居委會和居民小組長說，你們鄰居同意，他們沒意見。其女兒則說，這是人民的財產，我不能動。最後，徐氏僅得以棉被裹屍於當天下午下葬。其女也沒陪送到下葬地，而由其嫂的姐姐送至大禹陵附近草草泥葬了事。後來徐氏的女兒解釋說，從四清回單位後，不少大字報寫她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所以不敢再為母親做什麼了。
徐氏的女兒離家回杭州時，被街對面一個老石匠攔住罵了一頓：「你這個地主的女兒×××，你要弄清楚，你不是人民養大的，你是由地主養大的，你娘一生多麼艱辛！多麼不容易！你娘把你從一草紙長養大到今天，你為了自己少受罪，竟這麼對待她，你良心到哪裏去了？你們不回來，我們還可以把她的喪事辦得體面一點，你怎麼能這麼對待她？」面對壽頭腦的責備，她只好眼淚往肚裏流。如果說她不孝，可她自參加工作，每月都寄十元錢給母親，這在當時不能算少。
居委會主任、治保主任、居民小組長對鄰居們說：「四類分子學習時，我們不到場，由他們自己組織，但我們稍稍站在窗外天井裏監聽他們的談吐言行。其他人都有過一些牢騷話，但從未聽徐氏發表過不滿言論。我們本打算文革結束時給她摘帽子，但她現在自絕於人民。」徐氏一過世，居委會即來霸佔房子，將家具用品拍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徐氏被霸佔的房產才得退還。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二期，2011-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