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我的第一本書《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也有反映出來。我在哲學系教的是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後半段近現代的哲學史。
中國其實沒有純粹的哲學，實際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會接觸到很多現實問題。我從原始資料做起，得出的結論就和別人不同。在當時，這本書拓寬了整個學科領域，也做出很多創見，對螞克絲竹蟻還是肯定的。
我真正徹底地醒悟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後知後覺者。
90年代初寫了《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那是我學術生涯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這本書對傳統的歷史，對近現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顛覆性的。許多流行很多年關於晚清研究的歷史觀點，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對林則徐、郭嵩燾、李鴻章、曾國藩和對外國在華傳教士的評論。
1994年我退休以後出了一系列的書，學術成果看起來更多些。退休前出了兩部書，退休後有十來本吧。當然，之前大量閱讀的那些書籍對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釗、梁啓超、胡適、王星拱、杜亞泉等人的書籍。我的那本《中國現代哲學史稿》裏有專章、專節的三十多個人，大體是別人沒有好好研究的，後來好些研究這些人的都要來找我。
後面之所以能夠不斷有新的觀點出來，那是跟治學的方法有很大的關係：我要研究一個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讀他的著作。魯迅有句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就是要知人論事，最好的辦法就是按年去讀他的作品。
很多人對前人的論述不對，只是籠統講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幾個段去講一個人，脈絡分得比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變就很準確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麼講，持懷疑態度。
我越來越體會到：歷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我的真話和自己的話從哪裏來，我的學術成就就在哪個地方。我的學術重心有很多是為了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因為我知道我有一個重任就是摧毀虛假的厲史現象、摧毀那些束縛人的思想枷鎖。
史觀
我一直認為，新文化運動不是從「五四」開始，不是從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開始的，早在鴉片戰爭前後，新文化運動就萌發了。即使後來被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也是從辛亥革命後就開始了。現在再提出新文化運動，就要總結歷史經驗，要學習人類現代文明各種優秀的東西，不要再耽誤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
我一直很堅定地捍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風靡全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是新文化運動是「文大命」的起源，我對其基本論點不敢苟同。
適逢中國文化書院邀請為「五四」70周年撰文，於是，一口氣寫下《五四怨曲試析》寄給該院。但三年後才在《哲學雜誌》刊出。
1990年，紐約聖約翰大學李又寧教授面邀為她主編的《胡適與他的朋友》或《胡適與他的論敵》寫點什麼。她想我寫金岳霖與胡適，我衝口而出說：我寫林毓生對胡適的批評吧。積鬱已久，一瀉千里，一篇《胡適與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便寄往美國。
此文也還是直截了當地批評林毓生教授觀點的。可是，她編的《朋友》一一露面，《論敵》卻渺無聲息。後來在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編的《文化與傳播》上才得以問世，時在1993年。
說回到《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那篇文章，其實是2002年就在《東方文化》刊出的舊文。因為只印刷幾千份，影響不大。
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電話來找我。他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主編，他說在網上發現我這篇文章，感覺寫得很好。我說這篇文章已經發表過，你要是願意再發表，我同意。他很高興，就發了。沒有想到會引起那麼大的風波。
我寫那篇文章其實很謹慎，我認為我提出的兩個問題—火燒圓明園和義和團事件—是沒有辦法反駁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還沒有說，只挑了兩個反駁不了的事實說。軒然大波，出乎意料。
這篇文章出來以後，我倒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我已經離休了。我個人認為我的責任就是寫作，不參與其他事情。事件發生後，沒有任何人來找我談話。我自己也很寧靜，一點壓力也沒有，因為我非常自信，我對，那我為什麼要有壓力？
今年我感覺到特別開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報社主辦主管的一個刊物，叫做《文史參考》，一位編輯打電話來約我寫稿。說：今年是火燒圓明園150周年，希望我給他們寫篇重點文章。我就說我的觀點沒變，你能發表嗎？他說他們討論過了，能發表。結果我就寫了6000多字給他，《圓明園：苦難來自封閉與落後》，從題目就知道內容了。
歷史真相畢竟擺在那。
這篇文章其實跟當年《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觀點是延續的，核心觀點一點都沒變，而且我補充很多材料，講圓明園苦難的原因在哪裏。這個與我的文明史觀有很大關係。文明史觀跟民粹主義是完全對立的。
為什麼我要批評做錯的事情，正是因為文明史觀，不能從狹隘的家國族民範疇中來考慮，而是要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那麼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的話，你這樣來處理一些事情就是錯的。
比如說為什麼圓明園會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聯軍進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親王率兵和他們打，結果打敗了。北京當時要求談判，英法聯軍派出大約40人去談判，達成和平解決協議。這個時候，僧格林沁親王卻把參與談判的英法兩國的人扣留起來。
這就是涉及文明的問題，怎麼可以扣留談判人員呢？戰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親王的軍隊依然是不堪一擊，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協議以後，英法聯軍就要求交還扣留人質，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個星期依然交不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當時其實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還受了酷刑，一個法國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聯軍非常憤怒，他們就商量要懲罰清政府，又不致傷害平民百姓，就決定把圓明園和附近的皇家園林燒掉。之前有過搶奪圓明園的事情發生，但還是小規模。當然搶掠和火燒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這個方面的。
我批評的出發點，就是維護人類文明，維護人的尊嚴，人類文明需要有各種各樣的規矩來束縛人類的野蠻性。畢竟這些都是人類的普遍性。
文明史觀，就是從全人類來解釋歷史現象，我對這個一貫都是比較清楚的，這個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是說人類一開始就講自由，講法治，講文明，講民主的。
從古到今的歷史要怎麼去解釋，對古代歷史的判斷，我認為文明史觀是最為準確的。不論漸進也好，還是革命的方式也好，文明進展到哪一步，都該有一個共同的評價標準，而且是人類共同認可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