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大宋慶曆年間的事兒，有個事兒挺好玩的，可以看出干成一件事多麻煩。
開封府陳留縣附近有座橋，是30多年前移過去的，但是這橋橋墩太密了，漕運的船過來要打好十二分的精神才能過去，不然很容易撞到橋墩翻掉，每年都要發生幾起漕運船翻船的事兒。
陳留縣負責押送漕船的官就上奏建議把橋移走。
這個橋在開封府地界上，所以拆橋建橋的施工由開封府組織，但是這事兒和漕運有關，所以錢得由國家負責管錢的三司出。
報告打上去，開封府去實地調查一下，覺得確實行船不方便，於是請示三司同意之後就下令拆了。
這個橋三十多年了，由於水面比較寬闊，所以會有引橋，就是在陸地上面的部分，還挺多，然後有人就在引橋下面造房子出租，屬於違章建築了，這種事兒，現在也經常能看到，比如偷偷改造公共的地下室變成自己家儲藏室啥的。
正常情況下，國家要拆，本來就是違章建築，認了就是了。但是這個蓋房子的捨不得這個利益，又沒有理由要賠償，他還是個朝廷命官，所以就琢磨動用一下人際關係把橋保下來（現代社會類似的情況恐怕也不少，事情不同，但是為了自己的甚至不合規的利益唱反調其實都是稀鬆平常的事兒。）
他找了個叫王溟的人幫忙，王溟是進士出身，當年在陳留縣做稅官的時候租過他家房子，這個房主當時有意結交，所以房租收了個友情價，關係是那時候建立起來的。（盤根錯節）
王溟好巧不巧，和當時宋朝三司大領導王堯臣（字伯庸）是同榜進士（王堯臣是當時的狀元），正好說得上話，當然，他不是去行賄，而是直接跟王堯臣說，我當年在陳留呆過，橋對漕運的影響根本沒那麼大，只要到的時候注意行船就不會出事兒，現在國家財政這麼困難，橋才蓋了30年就拆，這不就是浪費國家財政嗎？
就這橋的事兒，在三司這連芝麻綠豆都算不上，當時宋夏經過一系列戰爭，財政非常緊缺，才催生了慶曆新政，這年正好要和談，談完了帝國有很多歲賜要出，又是一大筆錢。另外三年一次的南郊大祀就要開始了，這種時候，給大臣大量的賞賜，公務員也在這個時候要普遍升工資，都是大筆支出。每天王堯臣都焦頭爛額的考慮這些事兒。聽王溟這麼說覺得確實有道理啊，這幫人每天就想着從我這要錢，這橋都三十多年了，偏偏到今年說要拆，看我好糊弄嗎？於是他讓戶部判官慎鉞去瞧瞧，能不拆就不拆，省點是點。
慎鉞覺得事情應該沒這麼簡單，就拖了一拖。哪知道王溟又找了一次王堯臣，王堯臣又找慎鉞問了這事兒，慎鉞琢磨怎麼領導對一個橋這麼關心呢？難道跟那個房主有關係？他就找了個藉口說開封府已經開始強拆了，來不及了。（手下人揣摩領導意思這種事兒是不是經常發生？還是職場生存法則）
王堯臣一聽火了，這特麼開封府這是一點面子不給啊。一上頭就準備直接發文停止拆遷，不過他還是謹慎的，又派了另外一個人去現場調研。這個手下是一種典型職場的，他做事兒先琢磨領導想要幹啥，領導意思很明顯就是不讓拆了。於是先把底線定下，然後去調研了。
調研結果，注意統計學怎麼玩（最近幾年大家對統計學是不是有深刻認識了，比如無症狀90%這種）：最近這些年一共有55艘船在橋下翻船，這個是有據可查的，沒法改變，但是後面就可以發揮了，經過統計這55艘船中的50艘出事跟橋沒關係，是船夫駕駛不當或者遇到大風導致撞到橋的，佔比90%（又見90%）。橋問題不大，所以，這橋其實不用拆。問題是，這什麼大風或者駕駛不當，你也很難證實，說你是你就是。總不能為了拆一座橋，把好多年前撞橋的人都找過來查案吧。
這下開封府領導吳育不爽了，橋拆了一半不讓拆，你三司什麼意思？拿我一個首都市長玩兒呢？他一調查發現這裏有貓膩，跟這個橋下違章建築有關。直接告到了宋仁宗那，官場腐敗，弄虛作假，都不是小事兒。
仁宗其實都不想鬧太難看，大宋朝的頂級官員基本就是三司，翰林學士，開封府，御史中丞中挑的，王堯臣和吳育都是他準備以後提拔的人。但是這事兒捅到他那去了，只好派御史中丞王礪去調查。
王礪跟這兩位都有一定關係，他是開封府領導吳育當年在監察御史的時候推薦的。而和三司領導王堯臣關係就比較那啥了，他跟王堯臣祖父同名，所以兩人關係不好。
王礪把事情調查清楚了，大概三條：1，三司報告說橋底下還有公家的房子，經過調查，只有私房，而且是同一家的，並且鏈條都搞清楚了，王堯臣有舞弊問題。2：自己調查期間前面提到的戶部判官慎鉞曾經和他們發生衝突，他覺得慎鉞對他有「殺害之心」，貓膩更大了。3：當年這個橋移過來就是因為朝中大臣受賄才移過來的，名不正言不順。
事兒搞大了。
仁宗其實不想事情搞大，那麼多大事要花錢，關鍵時刻把錢袋子王堯臣給搞進去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於是又派了個人去調查，實際上就是希望事情能回來一點，輕輕落下。這哥們深刻領會了仁宗的意思，調查完回來報告，沒有賄賂，房主沒給錢，就是帶了點土特產給王溟，屬於朋友間禮尚往來，然後聊到這個事兒，王溟也只是去找王堯臣講了一下自己的觀點，並沒有行賄受賄。
仁宗鬆了一口氣，沒有行賄受賄，各打幾十大板吧，相關人等都罰了一些錢，有些人降了一級官，這事兒就算過去了。
為了一座破橋，兩撥人分成兩派鬧到皇帝那，關係錯綜複雜，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對的，實際上王堯臣跟橋下面那個蓋違章建築的人的屁關係都沒有，下面的人太會揣摩領導意思，導致最終成這個樣子。但是事情還沒完。
王堯臣罰的錢其實就是意思一下，並不多，對他俸祿來說相當於在外面吃兩頓飯，但是范仲淹和歐陽修上書為王堯臣喊冤了。
因為當時正在慶曆新政時期，王堯臣是個非常重要的人，因為說到底改革成功不成功，就是錢的問題，經濟好才能證明你的方向是對的，經濟不好，說天花亂墜都是廢的。王堯臣入主三司之後，長袖善舞，在不加賦稅的情況下，應付國家各項開銷大增的情況下把財政運轉的非常好。
作為慶曆新政領頭人物，范仲淹直接把矛頭直指前面調查的王礪，說他與王堯臣「素不相喜」，故意污衊國家大臣，差點造成冤獄，一點都不體恤國家現在的困難情況。而且這個王礪之前的調查報告犯了嚴重的錯誤，當年拍板移橋的可不是某個大臣，而是仁宗他爸宋真宗親自拍板的，還記入了史書。王礪靠民間傳說做調查報告，竟然詆毀上一代領導說收了賄賂，罪太大了！
歐陽修罵的更凶！
這篇文章還收錄在《歐陽文忠公集》裏，名字叫「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札子」。
最後橋不用移了，還是各打五十大板，只不過罰錢減少了，降官的也不用降了。最倒霉的是王礪，直接監察御史擼了，打發到鄧州當通判了。
總結：屁大點事兒最後鬧到這麼大，可想而知，如果事情更大點，利益更多點，會有多少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