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官員腐敗與政府反腐敗之賜，沒聽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話的人，也許已經不多；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頓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頓其人其事的，卻依然極不多見。
▌在史實中尋找信仰和自由價值的佐證
1887年，他在給《英國歷史評論》主編克萊頓的一封信中，寫下這句令人過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仿佛是流傳於街頭巷尾的諺語，人們並不十分關心它的來源，這似乎是因為它的來源並不十分重要。
從某個角度看，確實如此。阿克頓晚年自稱一生碌碌無為，他除了做過《劍橋世界近代史》首任主編，為世人留下半部體例獨特的史學著作外，本人未曾寫下過什麼黃鐘大呂之作，因此我們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與權力》，也不過是幾篇演說、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雜湊而成的一冊。
然而，如果一句話能像民間諺言那樣世代流傳，那也一定是因為它包含着某種智慧。阿克頓並非碰巧說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沒有用系統的著述來陳述自己的思想，並不意味着他沒有自己系統的見解。
按給文集作序的希梅爾法伯的說法，阿克頓最偉大之處，在於"他給政治帶來了先知的道德熱忱，給宗教帶來了自由主義政治家的人道關懷；他給這兩者同時帶來一個真理：權力，不管它是宗教還是世俗的，都是一種墮落的、無恥的和腐敗的力量"。
這段文字，不但極恰當地指出了阿克頓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的性質，也標明了它的兩個重要來源：阿克頓堅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對人類自由的深切關懷。
撇開他在這兩者之間建立起緊密關係這不易理解的一點不談，現代史學為避免曲筆，輒以不做"道德法官"為治史者必須恪守的誡律。以此觀之，阿克頓顯然是犯了大忌。他雖曾師從德國史學巨擘蘭克，卻一反其師教誨，把歷史視為"宗教的真實證言"，始終堅持以道德評史為史家無可推卸的職責。
在宗教勢力已破相百出的世紀，他卻依然篤信超然於人類之上的基督並未失敗，因為在他看來，神的統治智慧並不體現於世界的完美，而體現於世界的改善；在這種改善中，自由則是人類所獲得的一個最重要的"道德成果"。
他那些文約義廣的史論文章，執意要在史實中尋找信仰和自由價值的佐證，表現出一派正宗"春秋筆法"的氣象，使我們今天讀來，也不時有錢鍾書先生所謂"如獲故物、如遇故人"之感。
▌他從歷史中讀出"侵害今日政治社會的種種謬誤"
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阿克頓在史學中傳達信仰的做法？也許說他不過像個普通基督徒一樣，"永遠懷着感激生活"，把我們在生活中已得到或可能得到的，而不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幸福，都歸於上帝的恩賜，才是更為恰當的評語。
他在談述英國憲制發展時一段佈道式的話語，或可視為這一點的佐證："（英國人民）令人自豪的特質令人矚目，離不開我們的歷史的背景。……無論外國神學家的教權精神，還是法國神學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未在英國神學院的作者身上留下痕跡。
源自那個衰落帝國的羅馬法，變成了專制權力共同的支柱，卻被排除在英國之外。教會法受到限制，而且這個國家從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沒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歐陸王權卻藉此製造了許多恐怖。
後來，我們的紳士階層保持了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地方自治的辦法。教派的分立導致宗教寬容。混亂的普通法教導人們，他們最好的衛士就是法官的獨立與一致。"
正是英國歷史中這些已然的事實，才使他能夠"一直用雙眼緊盯着上帝之光照亮的空間"，堅信"引領我們的上帝之光仍未熄滅，使我們遙遙領先於其他自由國家的因緣仍未窮盡"。
因此，阿克頓的信仰，實是一種不脫離經驗與制度嬗變的信仰，既如"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類言論，我們不該把它完全當做一種出自形而上人性論的斷語，倒不如說是一種來自經驗的概然性知識，而且這完全談不上是他自己的創見，只能算是他對西方古老的政治思想傳統的一個回應。
它不但是基督教原罪說在政治學中的邏輯延伸，甚至前基督教世界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也早就說過："把權威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欲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蝕。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個人更可取"。
阿克頓的言論雖充滿一個信仰者的執着，但阿克頓所以為阿克頓的感人之處，還來自於他從史實中總結出的警言。
阿克頓的史論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處，是他無論何時談到的"權力"，並無特定的人稱屬性，而是泛指的。不管是信仰者的權力，王公貴族的權力，人民的權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錢的權力，或自稱代表自然法、"進步力量"、正義與和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權力，總之不管什麼權力，只要它以暴力為後盾（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為"絕對的權力"，都會傾向於（"tend to"，譯為"導致"，語勢上未免太過強硬了一些）殘暴、腐敗和不義。
只有這樣的權力觀，才有可能為我們提供觀察20世紀殘暴政治的人都能從中汲取教益的識見。在他看來，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過於"道德與宗教不分，政治與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諸方面，只有一個立法者和一個權威"。
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終貫穿着一個我們春秋筆法的本土史學中不得見的基本立場，即人間所能享有的無論宗教自由還是世俗自由，皆是權力平衡的產物。
在論及古典時代的文明沒落的原因時，他說："個人、家庭、團體和屬地（這些當然都是保持權力平衡所必需的社會要素）是如此卑俗，以至於統治權力可以把它們用於自己的目的。共同體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隸。由於忽視私人利益，忽視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進步，希臘和羅馬都喪失了維繫國家繁榮的關鍵因素。"
他從這種現象中，讀出了"侵害今日政治社會的種種謬誤"。對於這些謬誤的主義與混淆的觀念，一百多年後的我們，肯定要比阿克頓有更切膚的感受。
因此，當我們看到阿克頓說，"只要某個單一的明確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權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一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不知是該佩服他的遠見卓識，還是該為我們的愚妄而扼腕痛惜。
▌權力的平衡比權利的平等更重要
雖有這些在當代公共哲學中仍充滿活力的思想，但是在今人看來，阿克頓是不是個很老派的人物？
其實不唯我們，即使在一百多年前他的同代人眼裏，也難免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想法。他的貴族身份，他堅持讓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與自由主義並行不悖的努力，他的普世主義情懷和保守立場，在在與此後百多年來精神生活的大氣候格格不入。
當年哈耶克創立"朝聖山學會"之初，曾建議用阿克頓和托克維爾的名字來為學會命名，就幾乎讓到會的美國人拂袖而去。
美國的自由主義者不樂於把阿克頓引為同道，並非沒有他們的道理。大概他們對阿克頓曾為美國憲政做過的出色辯護並不領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國文化所討厭的貴族身份，而且還給南方堅信聯邦制的蓄奴分子說過好話——這也是一個從正確的理由推導出來的錯誤結論，因為他總是固執地認為，在維護自由上，權力的平衡比權利的平等更重要。
其實，從阿克頓經常受人冷落的思想遭際中，我們看到的還是政治世界為價值排序這個幾乎無終極解的難題。一時一地的問題，決定着一個社會在選擇價值上的優先順序。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民族獨立，公共精神，私人空間等等，如果撇開時間因素不談，無一不是極可取的價值，但它們又是只能在歷史中，在具體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才能被人類選擇，從而得到真實生命形態的價值。
阿克頓所做出的選擇，是自由和信仰無條件地高於其他價值，並且認為能夠保證其安全的，只有建立在權力制衡原則上的制度。
我們可以把這看作只是他本人的信念，甚至是一個歷史學家一廂情願的反歷史的偏見，不少人也會因此而批評他在平等、民主和人權方面的思想缺失。可是我們也沒有理由忽視他教給我們的智慧：
無論什麼樣的統治，只要存在不受限制的權力，都有走向腐敗的傾向。
他為此提供的一個重要理由，便是絕對權力有可能"敗壞良知，麻木心靈，使它失去對環境的理解力"。
和阿克頓給人留下的史以載道的印象相反，他這些反覆強調權力制衡的觀點，說到底並非單純來自他的信仰或理念，而是一種以信仰為根基的經驗主義，或曰史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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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頓勳爵是人類歷史中為數不多的深諳文明真諦的人，從他的思想深處，可以探索出人類自由傳統的真正脈絡。甚至在此後的一百年間，也很少有人能達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現代的學者已經少有能像阿克頓勳爵那樣，警示人類本身的弱點，向世人揭示自由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
也許，阿克頓勳爵給了自己一個過高的標準，以至於作為一個現世的人類靈魂根本無法完成目標——在這個苛刻的大思想家看來，絕大多數歷史著作都應該丟到火里燒掉，以免謬誤流毒人世。
歷史的使命感，以及審慎的態度，也讓阿克頓難以猝然下筆。阿克頓勳爵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給後人留下永恆的作品，他給出的標準是——這些作品不僅應該被置於書架，而且值得帶進墳墓里。這個願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部分實現——由他主編的《劍橋世界近代史》。如今，這部享譽世界的巨著，已經在他的基礎上擴編為《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延續關於歷史的信仰與智慧。這部近千萬字的恢弘巨著，不是一時能讀完的著作，卻是一生取之不盡的思想寶庫。
此外，阿克頓最後他留給世人的，除了滿屋的卡片和殘稿，就只有寥寥幾部文集。而這不多的幾部作品，卻讓後人推崇備至——《近代史講稿》就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部作品。書中從近代國家的開端講起，上迄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下止美國獨立戰爭，每個主題獨立成篇，提綱挈領、脈絡分明。關於這段歷史，縱然已經有更多的歷史著作可以選擇，這本講稿仍然不可替代。
為此，孤冷的思享者8聯合先知書店特別推薦《近代史講稿》和《新編世界近代史》，它們當得起"承載高貴的精神使命"之殊榮，這是每個愛自由、愛智慧的人，都應該將其置於書架最醒目位置，並常讀常新的史學巨著。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含獨家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