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生活的熱情。一位叫「劉永謀」的大學老師在其公眾號中說，現在的大學生一個個呆若木雞，課堂上鴉雀無聲、無精打采、暮氣沉沉。他寫道：「大學生的沉默，震耳欲聾，訴說着某種時代的精神狀況。」
果真是「某種時代的精神狀況」，而非中國人歷來如此麼？我認為，很可能中國人歷來如此，不是現在才這樣的。這似乎有跡可查，例如孔子說過：「哀莫大於心死。」所以，儒學成了一種「心學」，想讓中國人的「心」復活過來。
遺憾的是，中國文化只是一種「內在超越」，頂多只能像王陽明那樣，在竹林中面對着竹子發呆。一心「格物」的結果，就是什麼都沒有「格」到。「心」外的世界五彩繽紛，內心卻一片死寂，表現在臉上，就是呆若木雞。可見儒學只是將人心「格」了：定格。
德國思想家赫爾德(1744-1803)認為，孔子發明了一副政治道德說教枷鎖：
「它不僅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頭上，而且他懷着最美好的願望，通過他的政治道德說教把這副枷鎖永遠地強加給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層民眾和中國的整個國家機構。在這副枷鎖的束縛之下，中國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兒期，因為這種道德學說呆板機械，永遠禁錮着人們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發展，使得專制帝國中產生不出第二個孔子。」
問題是：為什麼儒家如此「強大」，以致整個中國文化都受制於它呢？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需要我們深入考察激情，以及激情為何如此重要。
謝林（F. W. J. Schelling,1775-1854）
02
【閱讀提示】此文有關政治哲學的中西比較。
一般中國人學哲學，往往急功近利，以為哲學就是若干原理，就像數學那樣，只要掌握了這些原理，就懂了如何運用哲學。實際上不是的，哲學作為學術，的確屬於研究結構和專業人士，但作為哲學本身，它卻是屬於每個人的。
人性的複雜，使得哲學在根本上只能屬於「我」自己。正如休謨（1711-1776）所說：「任何科學都或多或少與人性有些關係，無論學科看似與人性相隔多遠，它們最終都會以某種途徑再次回歸到人性中。」因此，這種個人化的哲學，是生產性的，能否孵出「哲學蛋」，則取決於每個人的激情。
在人性中，激情是最重要的。中國人由於很早就喪失了激情，所以，人性不彰，幾千年出不了幾個傑出人物。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西方文化，在每一個歷史階段，思想大家都是燦若繁星。因為後者是激情四射的文化，每個人都不想浪費其唯一的、一次的生命。
因此，西方文化必然是充滿張力的，一種內外都緊張的格局。無數星星各自閃光，而不必坍縮為黑洞，這就需要追求某種特定的秩序。所以在政治上，西方發展出了個人自由與公共自由能夠調諧一致的模式。而中國人儘管搭建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框架，但其文化心理卻仍然留置在前現代。
中國人如何走出這一困境，需要從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上，挖掘出真問題所在。線索似乎很多。但在我看來，激情是最重要的。沒有激情的生命，就是死寂的。只有激情，才能激活個體生命，從而構建合適本民族的公共秩序。因此，這是一個不可能在理論上闡釋清楚的大問題。因為，解釋世界是一回事，改造世界是另一回事。
03
西方文化是鼓勵激情，同時又馴服激情的文化。因此，西方政治遠比傳統中國政治複雜。前者必然走向法治，而且不斷更新；後者則因為儒學之故，必然是人治的，而且停滯不前。
西方哲學為什麼總是討論上帝、神性、理性、意志、人性這類東西？因為他們都跟激情有關。激情讓生命充滿衝動、欲望、不安等等愛恨情仇，以及探索宇宙自然的渴求。激情也導致了人類自身的相互衝突。因此，追問激情何來何去，也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
霍布斯（1588-1679）是第一個將激情與國家建立掛鈎的思想家。他假設人在「自然狀態」下，人和人之間就像狼一樣。在《利維坦》中，霍布斯將動物特有的兩種運動分為：生命運動、自覺運動。生命運動是指吃喝拉撒睡之類的「剛需」「內需」。
自覺運動，則是外在需求，是對外部世界的意向所引起的。霍布斯將「自覺運動的內在開端」，稱為「激情」。激情，屬於人類的天性，其中有三種是造成「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猜忌，第三是榮譽。」
西方哲學為什麼總是追問事物的開端？因為，正如海德格爾（1889-1976）所說，「開端」已經把未來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自身之中了。中國人說「開弓沒有回頭箭」，這個「開弓」就決定了今後，但「覆水難收」，結局是改變不了了。因此，一個人的決斷，對於每件事的成敗，是至關重要的。
「開端」自己沒辦法自己停下來，這就像生命本身，總是一刻不停地向前流逝。謝林在《世界時代》中寫道：「開端不能知道自身。那一行為一旦發生了，它就永恆地發生了。以某種方式將要真正開始的決斷，不必被帶回到意識；它不必被喚回，因為這將等於被帶回。如果在做決定時，某人堅持重新檢驗其選擇的權利，他就絕沒有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