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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大人、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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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小孩中間養成了一種習慣:看電影,看戲,或者聽人講故事,只要出來一個人,孩子就要問:好人?壞人?得到了回答,他們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就用不着他們操心了。

當時我們這些所謂大人常常笑孩子們「頭腦太簡單」,認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來太複雜」。其實不見得,「大人」簡單化起來,也會只是在「好人」、「壞人」這兩個稱呼上面轉來轉去。因此林彪談「好人打壞人」、「壞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場。明明是胡說八道,卻有人把它們當做「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還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沒有考慮過真假和信與不信,總之長官說了就算數,用不着自己動腦筋。張春橋姚文元說:「巴金是壞人」,他當然就是壞人。有一個時期,好幾年吧,我就是壞人。大家都把我當做壞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國都把我當做壞人。只有我的愛人有時候還說我不是壞人,有一回我看見她給一個朋友的孩子寫信說:「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壞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當壞人看,但他們自己也給當做壞人關進「牛棚」了。我記得蕭珊對我講過一個笑話:朋友的兒子問他媽媽怎麼壞人都是老頭子,因為他媽媽帶孩子到機關來,看到我們這些作家受批鬥或者站在草地上「示眾」,自報罪行,我們或則滿頭白髮,或則頭髮花白,或則禿頭,在孩子的眼裏都是老朽。這個笑話蕭珊當時是帶着痛苦的表情講出來的。為什麼我們一下子都變了壞人呢?就拿我來說,我還是選出來的這個作家協會分會的主席呢!說穿了,理由也很簡單: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長官。長官當然正確。

多少年來就是這樣。長官說你是壞人,你敢說你不是壞人?

對長官的信仰由來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創造出種種離奇的傳說。還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結果吳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島海口市也曾訪過海瑞墓,幸而我沒有寫文章發議論,不然我早就跟吳、周兩位一起走了,輪不到我在這裏饒舌。

說實話,對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欽佩。不過我始終有個疑問:青天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爭氣,是個扶不起的阿鬥,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個青天,兩個青天,能解決多少問題呢?即使真有那麼一個「青天」,他要是沒有一批實幹、苦幹的得力幹部,要是沒有真心支持他的廣大群眾,單單靠一個好人、一番好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相信好人也罷,相信長官也罷,二者其實是一樣。總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甚至交給某一個兩個人,自己一點也不動腦筋,只是相信別人,那太危險了。碰巧這一兩個人是林彪、江青之類,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錯;好人做錯事,怎麼辦?至於壞人呢?壞人做起壞事來,不只是一件、兩件啊!

一九七〇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統的五·七幹校里參加過一個批判會。挨鬥的是兩個音樂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個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劇的曲調歌頌江青。據說江青反對越劇,認為越劇的曲調是「靡靡之音」,這個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理由實在古怪,滑稽,但事實確是這樣。在這次批判會上並不見江青出席講話,也沒有人代念她的「書面發言」。講話的還是在幹校里常見的那些人,他們今天可能還活躍。這是可以理解的,誰能說自己一貫正確呢?既然我們相信長官,長官把我們帶到哪裏,我們就只好跟到哪裏。長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長官是林彪,就「誓死保衛」,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難道這是一場大夢嗎?

現在總算醒過來了。這十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經過這樣的鍛煉和考驗之後,我們大概比較成熟了吧,我們不再是小孩了。總得多動腦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

選自巴金《隨想錄》,作家出版社,2005年

關鍵詞:

壞人

文革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隨想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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