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鬥樞不願細說官軍的「淫污之狀」，但我們可以在別處找到補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筆記·下·弘光》中說：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人望着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
公平地說，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軍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好歹還能打仗，這總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抱頭鼠竄的傢伙管點用。另外，官軍搶劫百姓，明朝官府要負多一半的責任。儘管官府的稅費一征再征，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軍官們也就不敢真管——已經有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在這個意義上，官軍的搶劫等於一次刮地三尺的極其兇殘的高額徵稅，過度和違法之處，則相當於政府攤派和收稅時免不了的「腐敗稅」，當時的正式稱呼叫「陋規」、或者叫「常例」，反正都是那些按規矩必定落入貪官污吏腰包的黑錢。
明朝的官軍數以百萬計，這是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在計算崇禎死彎及其谷底的時候無法忽略。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說：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1642年）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
馬世奇還向皇上匯報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他說「賊」知道百姓恨什麼，專門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號，結果百姓望風投降。而「賊」進一步發放錢糧賑饑，結果老百姓把「賊」當成了歸宿。形勢發展到這個份上，剿匪已經沒有「剿兵」的旗號吸引人了，漂亮話的作用也就到頭了。——漂亮話本來對安撫人心大有作用：同樣是餓肚子，心裏以為餓得對，餓得公道，就可能縮在家裏等死；心裏以為不公道，就很可能罵一聲娘，拎着大棒子出門。所以林彪元帥說：「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漂亮話可以使公正的旗號高高飄揚，不公卻是爆炸性很強的危險品，確實能當武器用的。
皇上聽說了「剿兵」之類的事，會有什麼感想呢？李清記載了崇禎和蔣德璟等內閣大學士的一段對話。
皇上聽說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嘆息了很久，然後說：我以前當面對河南的督撫說過，叫他們選好將領，選好官員。有了好將領，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了好官員，自然安撫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還肯跟着賊跑？這是團結人心，是比剿賊還要靠前的事。
在明朝的幹部選拔機制中，崇禎想要的「巧媳婦」究竟能不能選到，選到後如何做出無米之炊，已經是另外的問題了。我在這裏想說的還是崇禎死彎，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現，對崇禎死彎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響。
沒有李自成，谷底會比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時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類的強大反對勢力，人們利害計算的結果頓時改變，崇禎死彎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發展壯大，不那麼容易被消滅，反過來倒有得天下的可能，這時候入伙的風險就降低了，甚至比當流民的風險還要低了。而自己當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預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輩將大批官軍吸引過去，鬧得全國各地兵力空虛，無論是造反起義還是當土匪搶東西，風險都大幅度降低了。到了這種時刻，當然不必等到快餓死的時候再造反。這已經不是生死之間的選擇，而是怎樣更有利的選擇，是比生死底線高出一大截的選擇。
對於一無所有，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流民來說，答案是很明白的。對於躲在城裏的良民來說，跟誰走的利弊恐怕還要算算清楚。這時候，李自成散佈的歌謠給出了一個粗直的答案。歌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對於那些饑寒交迫的人們來說，對於那些即將被苛捐雜稅和貪官污吏逼得傾家蕩產的人們來說，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幾頓飽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給狗日的納糧了，這是多麼美好的世界啊！
結局
崇禎十七年（1644年）舊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西北100多公里的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