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立國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過江，佔領集慶，改集慶為應天府。集慶即今天的南京，為六朝故都，改稱應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稱王的意圖。集慶當年是孫吳立國之地，故於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稱吳國公，已經有要稱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鄧愈舉薦朱升給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講了「高築牆、廣積糧、 緩稱王」的建議。
為什麼勸朱元璋緩稱王? 那是為了免得招忌樹敵，不要圖虛名，要務實事，實事也就是高築牆、廣積糧，打好將來稱王的基礎。事不在於名，在於實。北邊的韓林兒稱小明王;西邊的徐壽輝也很早就稱帝，國號天完;東面在平江(蘇州)的張 士誠很早就建國號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張士誠復自 立為吳王。因為平江在戰國時便是吳國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吳王位，故當時有東吳、西吳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國號為明，建元為洪武，足足推遲了十二年時間，這為朱元璋贏得了充分發展的時間。
有三重意義:
一、這個政治結構的權力從哪兒來;
二、這個政治結構的組織形態;
三、這個政治結構的運作過程以及在這個運作過程中的人際關係。
組織形態則包括這個結構內部的決策機構、行政機構、軍事機構、監察機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結構， 這個複雜的有機結構內部，相互之間構成制衡關係。這樣的組織 形態是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對穩定的一面，又有不斷演化的部分。其在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又往往與在這個組織結構中活動的、不斷變動的群體內部人際關係的演化息息相關。同時在這個結構運作過程中，必然產生與運作程序、方式、手段相應的種種制度性的規範。這些制度規範，會有一些靜態的見之於書面的相應程式，而這些程式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又會產生各種非 規範性的習慣，一定時間以後，這些習慣也可能變成規範。此外，在實踐中還會產生各種屬於潛規則範圍的程式，影響着實際的運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這個結構的歷史淵源，還要了 解這個結構設計者的願望與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對它既 要有靜態的剖析，也要有動態的觀察。
那麼，這樣一套結構及其運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據呢?毛 澤東講過我們的權力從哪兒來，是人民給的，即這個合法性是人民的意願和授權。怎麼給呢?是通過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賦予的，通過憲法來規定的。朱元璋作為皇帝當然不會有人民這個概念，其藉以說明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根據是天命，所以詔令一個皇朝的建立，實際上是一個新的政治結構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話便是「奉天承運」。
皇帝辦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於南郊，北京的天壇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資格，有了功績可以登泰山行封禪之禮，皇帝可以在泰山與天地相通，這也成為皇帝的特權。這只是名義 上，或者說是口頭上書面上說的和禮儀上做的，實際則並非如此。這個權力是在逐鹿戰爭中搶來的，或者說天下是打出來的。打天 下的當然應該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那時候關於天命的種種說辭，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話。朱元璋的年號用「洪武」二字，其本質意義就是弘揚武力，它背後的實際 意義是說，天下是我靠武力搶來的，也得靠武力維持統治的穩定。
翻開《明史·太祖本紀》，其中說:「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 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還講到 朱元璋出家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與俱，護視甚至。 病已，失所在」。這些故事都是無法驗證的，是文人從《漢書·高 帝紀》中變着法子搬下來的，它實際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於劉邦。 《漢書·高帝紀》中雲:「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公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還講到劉邦為亭長，送徒驪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 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 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比較朱元璋與劉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這些神話都是為了說明其受天命的根據，編這些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騙老百姓，證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們做皇帝是天命所歸，沒有天命的人，休想搶奪他們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歷代正史中的本紀，那些靠逐鹿或宮廷政變而搶來 天下的帝王，幾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來證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會編，戲法人人會變，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漢武帝在賢良對策中 所問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據在哪裏。董仲舒及公孫弘的對策說的天 人關係，也就是天命論的歷史根據，說到底，都是為了證明漢代 帝王，特別是漢武帝的權力來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權結構的組織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換了那麼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異。毛澤東說過「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戰 國以後逐步形成，由秦始皇總具大成的。兩千多年來，儘管王朝 更替，政權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權層級式的專制主義行政體制沒 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後代總是繼承前朝的體制並略有變更。漢 承秦制，唐宋也是繼承秦漢的基本形態，用現代的術語，叫作路 徑依賴，略有變更則是根據當時形勢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調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組織形態，在起點上還是繼承元朝的體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佔領集慶以後，改集慶為應天府，置江南行中書 省，自總省事，置僚佐，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體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吳王位時，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機構自稱，而是建國稱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襲元代建置的官僚結構和名稱。元代尚右，這時他亦尚右。洪武時，朱元璋為了使自己區別於元代， 由尚右改為尚左，這時李善長為左丞相，李善長的實際地位沒有 變化。所以說，變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稱上的，實質 的變化當然也有，但不會很大。
從政權的組織形態上，元明之間，有繼承，亦有發展，而繼承是全局性的，發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組織形態， 有其從漠北遊牧民族帶來的某些特徵，但其政權最基本的組織形 態則是沿襲唐宋舊制。元在中原地區的行政樞紐，從大斷事官機 構演變為中書省，以中書省掌全國之政務，這本來是漢及魏晉以 來的傳統。在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右為上，元代皇帝與宰相的 關係屬「委任責任」模式，宰相雖實行多相制，但相權往往集中 在一兩名宰相身上，由於宰相權重，故宰相易於專權。這個制度 規定下，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因人因事而異，往往取決於二者之間人事的變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麼宰相的組織機構往往不能穩定。漢武帝劉徹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諾諾，才能善終於相位，如公孫弘便是這樣一個人物，《漢書·公孫弘傳》稱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 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續為相，「自蔡至慶， 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 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雲」。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諾諾;反之，皇帝屬童稚或昏庸之輩，則往往出現宰相專權的局面。舉例來說，同一個宰相制度，同一個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處理君相關係的問題時，前後便有不同。前期與宰相姚崇、 宋璟兩人相處是相得益彰，後期放手李林甫、楊國忠專權，則與 其荒於女色有關。楊貴妃這個悲劇無論從哪個視角看，責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廢了帝王必須擔當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廢，亦是相對的，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集決策和行政權力於一 身，這只能行之於一時，而其子孫倦怠時，宰相或者宦官的專權 就難以避免。相應的組織結構，在其運行過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時而發生各種變異，許多事物不能死摳書面條文，還得看其實 際運行的情況，看相關人物的狀態，才能透過現象看清事物的本質。 決策與行政畢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權不能長期取代相權，反之相 權亦不能取代皇權，歷史便是在這個動態中演化，而組織形態亦 往往隨之變化。
關於廢除宰相制度的問題
關於明初的幾個宰相，劉基與朱元璋之間曾有一段對話，見 於《明史·劉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 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 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 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 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 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 廣洋、惟庸皆敗。」
劉伯溫這一席話是發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議論了那麼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繼承人選，一個也不行， 請他出山也不願，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難保全自己了，儘管退隱 在山鄉，也難善終。從劉基與朱元璋的談話中還可以知道，這個 上層集團內部充滿着矛盾。明初大部分將相出身於淮西，過江以前就投身於朱元璋了，而劉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敗方 國珍以後，才參與朱元璋屬下的統治集團，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劉基評論的人物大都屬淮西集團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後來 胡惟庸派人毒死劉基的傳說。反之看，胡惟庸這個大案也就有了因頭了。
從這個故事可以知道，作為宰相這個角色，不僅需要具備實際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備平衡方方面面相互關係的能力，同時在這個基礎上能把事情辦好，讓上下左右對你都滿意才行。這 個要求可是相當高的啊!劉基不願蹚這個渾水也有他的道理，這 可是一個難以擺平的大江大海，難免有風浪來襲，出現翻船的局面。 說這個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層集團內部難以言說的種種復 雜的人事關係，一言不慎便會帶來滅門之禍。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以後，就想着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力，並 使子子孫孫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權，不受各種力量的威脅。從秦漢 到宋元，直接威脅皇權甚至顛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這幾個方面: 一是相權的專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專權，如西漢 末年的王莽專權;一是宦官專權，如漢唐都是敗於宦官之禍患。 除了這三個因素之外，便是驕兵悍將的跋扈，北宋杯酒釋兵權處 置了這個問題，但北宋因此始終處於積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國 時，便希望在組織制度上處理好這些問題。
那麼，朱元璋能否真正解決帝王制度自身的種種痼疾呢?從整個明王朝的歷史來看， 恐怕未必如其所願，其中關鍵是他無法保證接替其帝王權力的王子王孫們的狀況。怎麼做皇帝，雖然有一套從娃娃抓起的東宮制 度，但並不一定能培育出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子子孫孫實 際都不怎麼爭氣。他想方設法搞的那一套制度設計不能說完全無 效，但關鍵還是在人，帝王的素質太差，難保這一套制度設計不 歪歪斜斜地變形。當這一套制度完全變形以後，要振作起來復興 這個王朝，同樣也很困難，所以崇禎帝最終難逃吊死煤山的結局。 掌控國家權力的才能，既不可能靠血緣關係的遺傳，也不可能完 全從書本上去領會和掌握，它是從王者的社會實踐及其相應的社 會關係網絡中發展起來的，先王留下的遺詔不能說不起作用，但 作用亦有限。
一個王朝垮塌以後自會建立起新的王朝，改朝換代的事在中 國歷史上反反覆覆地出現過，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或者在換代 不改朝的時候，這個組織結構也會作出某些局部性的修正。這些 年來，我們習慣於把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歸之於制度的 缺乏和不健全，其實制度不是萬能的，關鍵還是在制度體系內外 運作的人際關係的狀況。制度設計往往是靜態的，而制度體系內 外運作過程中的人際關係則是動態的，它自然會導致制度自身的 畸變，出現與制度設計之初良好願望相反的結果，所以不僅要關 心制度設計，更要關心制度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人際關係的狀況， 否則一切制度設計的良好願望都會落空。
宋元遺留下來的政治制度進行調整和修正，成為他考慮的中心問 題。先說中央行政機關的宰相制度，自從秦始皇設置宰相制度以後， 為了防止相權對皇權的侵犯，歷朝歷代都在對這個制度設計進行調整。漢武帝時內朝尚書省的設置，便是為了牽制外朝宰相的權力， 尚書台成為外朝實際的宰相以後，魏晉才有中書省的設置，中書 成為決策機構，尚書成為行政機構。唐代分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 那是將決策與行政分開，中間再加上門下省的封駁，以保證決策 能比較符合實際。宋代門下省退出，給事中大體如諫官，變成中 書的對立面，但很少能如門下、侍中那樣對詔敕行使封駁權，而 中書省的長官，也就成為左右宰相。故朱元璋稱吳王時，因元尚右， 便以李善長為中書省的右丞相。明初徐達、李文忠因受命外出征討， 未嘗專理省事，實際上的丞相是李善長一個人。
從李善長到胡惟庸， 這十多年時間，中書省的宰相府實際上成了左右明王朝政局的力量，史稱李善長「外寬和，內多忮刻」(《明史·李善長傳》)。 洪武四年李善長因疾致仕以後，其繼任者楊憲、汪廣洋、胡惟庸 都是李善長的下屬，其中汪廣洋比較能「謹厚自守」，但不能「發 奸遠禍」(《明史·汪廣洋傳》)，也就是不能與楊憲、胡惟庸劃清界限，最終還是不能逃脫被誅滅的結局。胡惟庸初為寧國知縣， 以李善長推薦，擢太常少卿。洪武六年(1373 年)七月，以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楊憲敗，汪廣洋浮沉守位，讓惟庸總中書政事，內外諸司封事入奏，都要經過胡惟庸這個口子，他便處於一人之下、朱元璋立國以後，在他執政的三十多年時間內，如何對漢唐萬人之上，奔竟之徒，爭赴其門下。這樣他便能威福自恣，專生殺之權，那就犯了朱元璋的大忌了。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朱元 璋起胡惟庸案，乘勢廢掉了元代的丞相制度。《明史·職官志一》 有一段非常概括的表述，其雲:
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 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而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方自操 威柄，學士鮮所參決。其糾劾則責之都察院，章奏則達之通 政司，平反則參之大理寺，是亦漢九卿之遺意也。分大都督 府為五，而徵調隸於兵部。外設都、布、按三司，分隸兵刑 錢穀，其考核則聽於府部。是時吏、戶、兵三部之權為重。
這一段話概括了明初中央政府最基本的組織結構，取消了中書省的丞相，讓中書省下屬的吏、戶、兵、刑、工、禮六部的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提高了六部的地位;在皇帝身邊設置殿閣大 學士，作為皇帝處置臣下奏章的顧問，實際上仍然是一個秘書班子，沒有實權，只是做顧問，它的職掌是「獻替可否，奉陳規誨， 點檢題奏，票擬批答」，即在皇帝身旁，做參謀顧問，負責清點 檢查由通政司送來的各部和各地上送的奏章，並標明題目，皇帝看了口授處理意見，對題奏作批答。票擬便是代皇帝擬定批示， 他們的身份便是皇帝的秘書。起初設置大學士的有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都是朱元璋處理公務的場所。到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仿宋制，設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後來又設文華殿大學士，秩皆正五品，由於 品秩不高，便不能任意弄權了。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朱 元璋又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 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 論以極刑。」
這便以祖訓的形式，把廢丞相作為制度給定死了。 實際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上規定不設丞相，那些備顧問的大學士，儘管品秩不高，仍能衍生為實際上的宰相。無宰相之名，而具宰相之實。《明史·職官志一》講道:「迨仁、宣朝， 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內柄無大小， 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自是，內閣權日重，即有一二吏、 兵之長與執持是非，輒以敗。」這決定於帝王本身，這個實際上 的相權是帝王自己支撐起來的，它可以沒有宰相的名義，而有宰 相的實權。六部尚書的品秩比殿閣大學士高，在決策過程中，六 部尚書的影響反而低於大學士們。愈往後，這種現象愈明顯，因 為皇帝不親自處理政務了，權力自然旁落。故史稱:「至世宗中葉， 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明史·職 官志一》)如嚴嵩在嘉靖時，便是以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 「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明史·嚴 嵩傳》)。其子嚴世蕃官尚寶司少卿，橫行公卿間。嚴嵩入值時， 已六十多歲了，畢竟年事已高，許多事不得不借重於其子嚴世蕃。 史稱:「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瞭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 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明史·嚴嵩傳》) 這樣一來，嚴嵩才出洋相、露餡而失寵於嘉靖帝。嚴世蕃一出事， 嚴嵩跟着也倒了。故相權的起來，權相實際上的形成，關鍵還在 帝王自身。
這是朱元璋建立制度時無法解決的矛盾，子孫不爭氣， 又怪得了誰呢?法制的健全還得靠人去執行，法制再嚴密，人際關係發生變化了，一切制度上的設置都會被架空的。我說這一些並不是制度無用論，而是講制度不是萬能的，良好而嚴密的制度設計和貫徹執行，必須以良好的社會風尚、淳樸的人際關係、高 尚的道德修養作基礎，沒有這些條件，任何制度的設置很難真正 落到實處。因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變壞了，再好的制度 都有空子可鑽。所以不能把商品社會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貫徹到 人際關係的方方面面。
孟子見梁惠王開頭所說的話還是正確的：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 ?」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 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 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社會在利益驅動之下，敗壞了風氣，喪失了良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純粹利益上的較量，那麼設計再好的制度來防止各種弊端，到頭來往往還是收效甚微。制度層面的設計和貫徹，一 定要有思想層面的保障，否則的話只能是緣木求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