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聽了都會感到這是搜刮百姓；同時他還點出了一連串兵馬的數字，任何人聽了都會明白練兵毫無成績。搜颳了巨量的銀子，卻沒有練出兵來．這究竟應該算聚斂還應該算練兵，已經不言自明了。
後邊的話還長。總之是蔣德璟頂嘴，皇上震怒，蔣德璟又為自己申辯，諸位大臣替他講情。最後財政部長主動站了出來，說本部門的工作沒有做好，把責任都攬到了自己頭上。皇上聽了這話，火氣才消了一點。
這位蔣閣老是福建人，說話口音重，不擅長爭辯，但是文章典雅，極其博學。蔣德璟回家後便給皇上寫了一份奏疏，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徵稅，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遇到賊反而歡迎，甚至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後餉還是征不上來。因此我想追究倡議練餉者的責任。我這樣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該萬死。隨後引罪辭職。
請注意這幾句話。蔣德璟向皇帝描繪了一種反向的關係：你不是想加餉平賊麼？偏偏你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賊，餉更沒處征了。這意味着一個空頭政策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為了表達這個意思，內閣最博學的蔣閣老惹怒了皇上，並且引罪辭職。
崇禎很要面子，心裏卻不糊塗。與這種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許蔣德璟辭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練餉。清朝的史學家趙翼推測崇禎罷練餉的心理，說了一句很簡明的話：「蓋帝亦知民窮財盡，困於催科，益起而為盜賊，故罷之也。」用現代漢語更簡明地表達，就是：皇帝也知道徵稅越多盜賊越多。
說到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皇上轉了一個彎。皇上的思維原來似乎是直線的，他想多斂錢，多練兵，從而消滅反叛者。在斂第一個、第二個、甚至第七八個100萬的時候，這種思維似乎還對頭，銀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亂也開始平息了。但是這條路越往前走越不對勁。斂錢斂到第十幾個100萬的時候，老百姓加入叛亂隊伍的速度和規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斂到的那些軍費，新增加的兵力，還不足以鎮壓新製造的叛亂。如此描述這個轉彎，帶了點現代邊際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確實沒有如此清晰地講出來。不過他們顯然意識到面前存在一個致命的拐彎。這個死彎在我們2000多年帝國的歷史上反覆出現，要過無數人的性命，現在又來要崇禎的命了。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U形山谷，從側面看，崇禎率領着官府的大隊人馬一路壓將下去，擠壓出更多的錢糧和兵員，鎮壓各地的叛亂，並且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越往後越費勁，最後他撞到了谷底。這時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後果。沉重的賦稅壓垮了更多的農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亂的規模和強度反而開始上升了。
總而言之，徵稅的壓力越大，反叛的規模越大。帝國新增的暴力敵不過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國形勢到了這種地步，崇禎便走投無路了。在我看來，崇禎和明朝就是被這個U形彎勒死的，故稱其為崇禎死彎。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在不同的地區，對不同的社會集團來說，崇禎死彎的谷底是在不同的時刻出現的。陝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至於確切時間，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為標誌，這個谷底出現在崇禎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壓榨下來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這塊硬石頭。
關於發生在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過三種說法。其中與政府催糧派款聯繫最為直接的說法，出自毛奇齡的《後鑒錄》卷五。毛奇齡是《明史·流寇傳》的撰寫人，算得權威人物了。他說「自成……相推為里長」。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李自成被村民推選為行政村的村長。明末徵收稅費的途徑和現在差不多，也是通過村幹部進行的。錢糧交不齊，拿村幹部是問。毛奇齡說：「值催科急，縣官笞臂，枷於市。」明朝有一套固定的催糧派款的辦法，這裏記載的「笞」——打板子，「枷」——戴上木枷在大街上示眾，都是「催科」的常規程序。按照這種程序，逾期未完稅的，每隔五天十天便要打一頓或者枷上示眾一回，直到你完成政府分派的交納任務為止。如果李自成在村子裏收不齊錢糧，自己又賠不起，只好逃到一個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李自成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