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顧山貞的《客滇述》上還看到過一個知縣完成錢糧任務的高招。他說，崇禎派廖大亨當四川巡撫的時候，彭縣的欠稅很多，當地的知縣就想了一個辦法，以這些欠賬作為衙役的工資，讓衙役們自己去要。這顯然是一個調動廣大衙役追付欠款積極性的好辦法。崇禎十三年（1641年）除夕前，衙役們大舉追索，鬧得民間怨聲載道。
沒想到衙役們的積極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禎死彎的谷底了。進入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敲着鑼召集群眾，發出「除衙蠢」的倡議，眾人熱烈響應，將衙役們的家全部搗毀。四川的各州各縣聞風而起，將彭縣的「除衙蠢」運動擴充為「除五蠢」運動。其中既包括了州縣的吏胥衙役，還包括了府蠢——依仗王府勢力橫行霸道者，豪蠢——民間恃強凌弱者，宦蠢——縉紳地主家的豪奴惡僕，學蠢——包攬詞訟生事害人的秀才。在這場群眾運動中，「五蠢」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鍋里燉爛的，被推入土窯活埋的，「不可勝記」。
這場運動在新繁、彭山等縣蔓延，省會成都的城門前也聚集了眾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撫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討個什麼說法，不肯聽政府的話。於是政府派出正規軍鎮壓，這才恢復了安定團結局面。此事的最後處理結果，是以激起民變的罪名將四川巡撫廖大亨撤職，發配邊疆。
我不清楚廖大亨為人如何，但就事論事，他也怪倒霉的，完全給皇上當了替罪羊。民變的直接起因是追討欠稅，而這一條原因與崇禎的政策有關，廖大亨最多不過是執行者之一。在執行的過程中，衙蠢想必還有許多敲詐勒索多吃多拿的腐敗行為，但這只能算依附性的。再說衙門中的腐敗乃是明朝二百多年深厚積累的成果，廖大亨何許人，能有清除百年腐敗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群眾運動中打出了「除五蠢」旗號，這分明是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表白。我們的先人只要求除去旗杆上的蠢蟲。並不想砍倒龍旗。衙門還是好的，但裏邊的蠢蟲很壞。如此主張是出於自衛策略的考慮呢，還是我們祖先的真實想法呢？我認為這是他們的真實想法，因為我們在別處並沒有看到什麼高見。李自成似乎走得最遠，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標是自己當皇帝，然後再像朱元璋那樣制訂出許多漂亮的規定，再漸漸變成具文，過二三百年再重複鬧那麼一場。這算不得高見。
通向谷底的路途
要把一個繁榮的社會壓榨到崇禎死彎的谷底，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我想用田地價格的走向作為這項工程進度的浮標。
我們知道，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這就像開飯館一樣，除了交納各項稅費之外，三天兩頭來幾個穿官服的橫吃橫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還得賠笑臉，不然就給你撕一張罰款單，這樣的飯館很難賺錢，自然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是說，皇上的好壞，貪官污吏的多少，對土地價格影響甚大。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做政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壓榨越狠，價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人口銳減，地廣人稀，田地的價格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1畝。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600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賦稅也不太重，田地的價格達到高峰，每畝能賣到50兩到100兩銀子。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一二萬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3萬元左右。後來，富於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頑童兒子正德皇上即位，賦稅繁重，土地價格開始一路走低。據說，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們一度以田為大累贅，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當然這不是常規，南方土地每畝一般還可以賣十兩八兩銀子，但是政治狀況對地價的影響已經很顯然了。
嘉靖是在頑童正德之後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罵皇帝著稱，他罵嘉靖帝，說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淨。與此相近，崇禎即位後老百姓中也傳開了一句話，把崇禎稱為重征。重征能徵到什麼程度呢？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我沒有替崇禎辯護的意思，但我得老實承認，這個數字實在太離譜了，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不可能。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這可是白花花的銀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糧價漲瘋了，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怎麼可能收十兩的餉？後來，我看到明朝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問題。設身處地進入他所描繪的地方，我就得承認顧炎武說的十兩並非不可能。孫承澤這樣描繪地方官吏的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