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取自李怡臉書）
李怡成為一位政評人，真正的轉捩點是1976年。該年4月，周恩來逝世，大量北京的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獻花悼念，結果與公安警察衝突，後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或「四五運動」。該事件被「四人幫」指為反革命，甚至說是鄧小平等鼓動或策畫。李怡以筆名「齊辛」在《七十年代》5月號撰文，小心翼翼以正反觀點辨證的方式首次表達了他與北京當局不同的想法。9月，毛澤東逝世，10月，汪東興、葉劍英等逮捕「四人幫」，李怡在11月號中發表〈北京事態分析〉，他在回憶錄中指，這算是他的第一篇政論，初稿還是他太太梁麗儀寫的。梁麗儀在1955-1974年間在大陸讀書工作，對毛時代的政治比李怡有更深的認識及體會。
被淡化的王希哲
這段期間（大約至1979年5月止）是雜誌發行及流通最廣的時期，連中國大陸的民眾及官方機關也可以訂閱。由於李怡與雜誌的左派色彩比毛時代變淡，所以也結交了更多香港和海外的「右派」朋友，漸漸令李怡取得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但中間也有些複雜的轉折。
1976-1977年間，《七十年代》其實反而比過往更主動地為中共及毛澤東辯護，把所有問題歸咎為四人幫的禍害，這顯然是要跟隨新的黨中央路線，也要處理四人幫倒台後老幹部重新掌權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混亂。同時，他也寫了好幾篇文章討論毛澤東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理論，說明四人幫何以也是「走資派」。到了1978年，他跟中共同步，把四人幫及文革時的種種錯誤視為「極左」。在往後的幾年裏，他乘着中共對文革否定，批評毛澤東在文革時的錯誤，以及呼應鄧小平的「思想解放」口號，漸漸由跟隨黨中央路線，變成發展出自由民主的想像及對中共的批判。大約是1977-78年間，李怡才算是表達了較為自主的思想，甚至承認以前《七十年代》沒有清楚認識中共。
1978年底至1979年初，李怡以至《七十年代》漸漸找到了認同對象，就是後來稱為「北京之春」民刊及大字報運動，以及中共現在不肯承認曾經提過的「庚申改革」。在回憶錄中，李怡重點提及後者，前者相對較少，主要提及魏京生於1979年3月被捕，之後評論魏京生被判刑的文章引起潘靜安阻止出版，而被他堅決拒絕，李怡認為這是他離開左派陣營的原因之一。然而，他在回憶錄中卻對另一位民刊運動中的左派人物王希哲極少提及，這與1979-81年間《七十年代》所見到的文章不太一致。這段時期，雜誌經常刊登及介紹王的思想。王希哲在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等理論前提下，批判中共的體制，以至提出改革中國的方案。
王希哲在文革時期當過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後當上了工廠工人，1974年與李正天及陳一陽在廣州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簡稱為「李一哲大字報」，從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角度批判了「林彪體系」的官僚特權與極左路線，認為出路是民主與法制。大字報刊登後引起社會轟動，官方發動批判，最後更把三人拘捕，至1978年才平反。王希哲出獄後再成為民刊運動的活躍分子，撰寫多篇時評及理論文章。他在多篇文章中特別提到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解放，這種解放是建基在物質生產進步的基礎之上，讓人在各方面獲得自由，擺脫異化，建立一種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更為民主的制度。總的來說，他在認同中共的新舊理論框架（如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提的「四個堅持」）中提出不同的詮釋，要求以工人自治管理、黨內反對派、基層選舉、媒體自由等等來阻止社會主義制度走向官僚專政與特權。這些意見，呼應1980年底在中共黨內醞釀的「庚申改革」，內容包括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李怡成為王希哲的理論及政治觀點在中國大陸以外最重要的介紹者，他於1981年寫的一篇名為〈王希哲文章為什麼能引起共鳴？〉中提到：
最後，我想總結說一下：對於曾經嚮往社會主義精神的人來說，近年來在理想破滅之餘，王希哲的文章確實使我們恢復一點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此文很能代表李怡這段時期的思想，該文後來更在1982年收錄在他的文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之中。但是，到底王希哲的思想能引起多少共鳴？中國大陸固然難說，在香港似乎也只有李怡以及一些左傾大學生，剛才提及的文章就是在一個大學生會辦的論壇上的演講詞。這裏不妨分享一點個人經歷，遲至1988年，當時筆者在中文大學讀書，學生會及國是學會還會組織有關「北京之春」的展覽及出版，甚至要求中共釋放政治犯，而在我印象之中，比較多同學在思想上的確認同王希哲等左傾人士，學生閱讀的資料來源主要也是《七十年代》的舊文章。但是，這個共鳴圈子顯然在香港社會中是非常小的，也沒有什麼組織。
事實上，李怡認同王希哲的黨內左翼思想及社會主義民主路線的同時，他的事業路徑、政治環境及實踐卻與之非常不搭配，甚至互相矛盾。首先，1979年5月左右，雜誌再不能寄到中國大陸。翌年，李怡在港澳工委及親中商人的壓力下，被迫要放棄1976年成立的天地圖書，《七十年代》要自行集資出版。換言之，就是被迫離開左派系統。第二，王希哲於1981年4月被捕，之後再被重判14年監禁，意味着他的政治路線失敗，前景也十分暗淡了。事後也證明，在1980-1981年間甚囂塵上的「庚申改革」無疾而終。第三，雖然李怡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高舉社會主義民主，但他在香港卻參加了「香港前景研究社」，主要成員包括勞思光、胡菊人、陸鏗、孫述憲。這些人一向在香港被界定為「右派」或自由派文化人，他們都是李怡在過去十年在香港辦雜誌及從事統戰而認識的朋友，該組織借着香港政治前途問題的出現，主張中國在收回香港的主權之後維持英國管治。
簡言之，他的社會主義民主路線，既無法得到中國政治體制改變的支持，他所支持的大陸民主運動也被鎮壓下去。在事業上，他要離開親共陣營，成為一份獨立而更依賴市場的報刊。《七十年代》的台灣政治內容也許還有點市場，但關於中共體制內改革議程的討論是否能吸引讀者，也成為疑問。而且，在香港他也找不到讓他實踐社會主義民主路線的土壤，能結盟的人反而是與他大致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右派人士。那時候的香港政治仍然停留在十分狹義的政治前途問題，整個香港也沒有民主政黨，連關注面較廣的有點左傾的社運及草根團體也極少。因此很自然，李怡的「社會主義信心」是很難恢復及維持的，這一段李怡最後的「左翼」歷史相當短暫，很快無疾而終。
小結：身不由己的命途
李怡在回憶錄中花了不少筆墨大談台灣1970-1980年代的反對運動，但是，對這個話題出現在《七十年代》的政治及歷史脈絡，他的剖析還不是太清楚。筆者大致分析過雜誌裏面的文章，當中有關保釣和台灣的統獨爭論、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反對派聲音及行動的文章不少，但它們更多是出於統戰及市場需要，既連結海外民族主義的華人知識分子，又對美蔣進行冷戰宣傳鬥爭。台灣反對運動對李怡的思想影響，似乎應該是到了美麗島事件的時候才比較明顯。
但是，因為冷戰的需要及氛圍，而大篇幅報導與討論台灣政治及社會運動，甚至讓廣大華人讀者了解及參與討論台灣政治前途、統獨、自由民主等議題，這不啻是冷戰的緩解在華人社會裏的重要例證。到底這些意外效果對李怡個人思想轉變有多大作用？李怡晚年來台，自然在回憶錄中把這方面放得很大。無論如何，美麗島事件及其後的大審訊及餘波，與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死後第一次的民間運動幾乎是同步，在這期間，《七十年代》亦開始零星出現了想像兩岸民主運動的視野或願景，開始有文章會把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反對運動並置，使用「民主運動」一詞描繪兩岸的政治事件。
在這段時間，我們也需要注意到一個被淡忘的片段：李怡曾追求中共黨內左翼反對派的路線，認同「北京之春」里的左派，但在香港卻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而中共對初生不久的反對派撲殺於萌芽之中，也令身在香港的李怡頓失政治及思想同盟。在香港，他似乎只能與右派或自由派結盟。李怡曾傾向成為黨內反對派的歷史，在回憶錄中避而不談，未必是因為覺得這段歷史尷尬見不得人。勉強算來，這方面在回憶錄里也有片言隻語，但在「冷戰—後冷戰」的敘事框架中，這種種片段相互矛盾，難以拼合。在1980年代中之後，他亦漸漸在思想及價值上擁抱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價值，這樣的路徑以至對自己左翼思想的淡忘，可以說是香港親共左派尋找自主性但卻有點身不由己的命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