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李鴻章被慈禧太后任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同各國談判。這是李鴻章剛抵達英國駐華使館的情景，迎接他的是英國遠征軍司令阿爾弗雷德·蓋斯利（右二）。1900年。
按：今晨金鐘兄發我一微信：「附呈兄一掌故——1900年西太后召李鴻章上京處理列強議和事，李在南方啟程前會見梁啓超獻策：兩廣獨立建國。李婉拒之曰：『一代人只能幹一代人的事。』李抵京簽辛丑約，二月後死去。此言之出名勝過他的絕命詩。兄似可一議。時二宮正逃亡，萬一不測，孫派欲聯李在兩廣成立共和國，港府支持。推兩廣總督李鴻章為總統。梁推為上策，孫助之⋯⋯」近代晚期，或說清末民初，有無數迷人細節，或可稱痛人時節，會令後人扼腕擊節，其中凝聚於李鴻章一人者頗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貶兩級，後人無可望其項背，今世稱李克強為「李中堂」，淪為無知。我在八十年代涉獵清末民初典故些許，也讀到李中堂趣聞一二，後亦寫入文中。
一、「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1987年的一個夏夜開始，錢鋼鬼使神差地追尋起李鴻章的蹤跡來：「我在寫《海葬》。我在寫100年前的變革。」
他告訴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尋找當年李鴻章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杳無蹤影，「100年了。什麼東西都會面目全非。」
但他卻意外地發現了李中堂的故居賢良寺。就在這座古寺的東面，正興建一座大飯店，那地皮就是當年海軍衙門的舊址。「說不清心裏是一種什麼滋味，我們仰望着海軍衙門——一百年後的『王府飯店』，只見這座即將竣工的摩天大樓，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通體閃着銀光，巍然聳入夜空。桔黃色的巨大起重機上，寫着三個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組。」
1988年。不吉祥的龍年。中國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兒都在罵物價、罵官倒、罵腐敗。上校錢鋼卻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國第一盞電燈在紫禁城裏被點亮了。1888年。光緒皇帝即將『大婚』，『親政』。1888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光緒。
1888年。頤和園正加緊施工。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距離它的悲劇性的大覆滅還有六年；整整100年後，我為它寫《海葬》。」
《海葬》可謂《河殤》的姐妹篇。但更有意義的是，它寫的正是物質層面變革的悲劇，而這種悲劇100年後恰在中國重演。歷史似乎開玩笑式地在作圓圈遊戲。
錢鋼很早就悟到了這一點。記得大約三年前，他就告訴我他正沉浸在晚清歷史之中。那時我還處在「問題報告文學」的興奮期，壓根兒想像不出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從故紙堆里掘出什麼「寶」來。但我深信他的那種「不趕浪頭、坐得住冷板凳」的厲害。
我去邀錢鋼一道來寫《五四》這部片子時，他正在為《海葬》作最後的修訂。洋洋十數萬言已經寫出，他卻還被兩件或許永遠解不開的歷史迷團所困惑，白淨的臉上滿是愁雲，劈頭問我：
「你相信孫中山曾經冒死去策反李鴻章嗎？今天我們想像得出當時李鴻章雖然拒絕了，卻鼓動孫中山革命，並願為他作後盾嗎？你相信光緒實際上根本沒有給維新黨人下『誅榮（祿）廢后』的密詔嗎？能設想譚嗣同居然是編造了一個假上諭去策反袁世凱的嗎？多麼具有魅力的細節啊。歷史永遠是不可思議的……」
是的，譚嗣同和孫中山都曾寄希望於權威人物。李鴻章雖戴着「賣國賊」的帽子卻不是後人所想像的那樣昏聵。袁世凱雖然兩度成為中國變革的關鍵人物，但卻永遠不會是華盛頓式的「新權威」。他們每個人背後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這誠如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所說：
「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若光緒是另一個人，戊成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着數千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回，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
錢鋼三年引而不發，突然向世人托出一個100年前的噩夢，不是比我們筆下的現實改革更意味深長嗎？
二、師夷
唐德剛稱李鴻章是「四化」祖師爺（辦夷務），以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銀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軍」，但因為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改制）而功敗垂成；梁啓超又說他是「以一人而敵一國」——合肥的克星，就是那個挪用海軍經費造頤和園（至少一千萬兩）、也絕對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鐵血宰相俾斯麥曾揶揄李鴻章只會打內戰，中堂嘆道：
「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最終，他還得背「喪權辱國」的黑鍋。
1895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向伊藤博文簽下《馬關條約》，賠款白銀兩億六千萬兩、割讓台灣，直隸布政使陳寶箴見光緒「泣曰：『殆不國矣！』」其子陳三立自武昌致電張之洞：「請奏誅合肥以謝天下」，雖然他們父子的問罪，不是責李「議和」，而是責他不肯力爭避戰，將國家「戲付一擲」。晚清自林則徐禁煙以來，與列強輕啟戰事而招禍，至甲午重創，始覺亡國滅種，遂成近代激變起點，一發不可收拾。
我是到海外才讀到唐德剛教授那部膾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將「北洋水師傳奇」娓娓道來，寫得聲情並茂，並對照當今，來了一句點睛：
「一百四十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洋務」始於林則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夷之長技」，只限科學技術，即堅船利炮。唐德剛界定「鄧改革」，不過是一次「洋務重演」，指的正是共產黨也只學西方「先進技術」而不動「制度」，「六四」後又開門狂飲外資。
唐德剛稱李鴻章是「四化」祖師爺（辦夷務），不過他說，「同治中興」這幫科甲正統出身的名臣，都是「盤盤大才」，「老實說，後來我們及身而見的國共兩黨之內的高幹黨官，有幾個能和這大群翰林進士之中的『文』字輩人物相比。」然而，難望祖師爺李鴻章之項背的鄧小平，因六四而發狠話「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還沒造出航空母艦來（到習近平就造出「遼寧號」）。
中共的「洋務運動」震驚西方，2005年美國兩大通俗新聞周刊先後以封面故事和系列報道推崇之，顯示他們接受了這個施行屠殺的獨裁專制，因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激活了冷戰後萎靡不舉的西方經濟。另一層意義就是，這次「新洋務」成功了——李鴻章的那一次，只引進器物而不觸動大清政體，因北洋水師覆亡而被歷史否定，導致的一個思想史結論是：一個制度只做經濟層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層面的變革，註定失敗。今天中國的「第二次洋務」，難道要修改這個思想史結論了？
唐德剛歷數清廷腐敗，從滿洲八旗「鐵杆莊稼」、賣官鬻爵，直說到「四萬兩銀子一天的宮廷生活」，他的結論也是：
「我們甲午戰敗（1895年），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不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原來沒有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
唐教授辭世前，應該是看到了中國「崛起」的，可惜我們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來，中共甚至就是靠「腐敗」而「起飛」的，拿「同治中興」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潔的了，不要說「同治名臣」，不可與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師們同日而語，連西太后都難望江胡「盛世」之項背也。
他們創造了一個「中國模式」，令古今中外統統「跌破眼鏡」：這個「奇蹟」的發生，既不是經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資本主義，而是靠血腥的集權維穩；支撐這個模式的內在邏輯，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理論，而是「亡國滅種」的民族恥辱和恐懼。由此觀之，甲午國恥在一百多年前，就為中共儲備了「崛起」的意識形態能源。這一百多年，中華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2023-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