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令狐沖最近的讀史札記。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滅亡前，朝廷基本上要出現出內外矛盾無力化解、方寸大亂舉止失措、權力次中心坐大、掙扎加速導致腦死亡四大徵兆。這些徵兆，表明王朝已經進入了加速滅亡的倒計時時刻。
一、內外矛盾無力化解
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外戚專權、世家大族子弟秉政、宦官集團坐大、地方實力軍閥的興起、太平道宗教勢力的蔓延、黃巾起義，就呈現出內外矛盾無力化解的末日徵兆。這些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加速導致了東漢王朝的滅亡。中唐至晚唐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牛李黨爭，尤其是黃巢造反，對社會生態的大規模破壞，加速了唐王朝的覆滅。宋、明、清三代的末年，也有類似的表現。
北宋至徽宗時，社會矛盾已非常尖銳。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舉措，實際上是力行商鞅的馭民五術，民間財富被一步步掏空，逐漸集中到了朝廷和各級官員的手裏。百姓生活困苦，皇帝窮奢極欲，百官醉生夢死，不遺餘力敲剝小民的嚴重後果，是社會矛盾激化。宋江、方臘的起義，進一步削弱了朝廷的統治力量。對外關係上，遼、西夏，對北宋的威脅長期存在，後起於遼東的女真建立的金國，更是咄咄逼人。北宋朝廷面對這些矛盾，卻根本無力解決。文人氣息過重的宋徽宗，飽讀詩書，書畫雙絕，對軍國大事卻束手無策，甚至直接躺平，日日耽於醇酒美人，醉心於蔡京宣揚的『豐亨豫大』，不再考慮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連治標的辦法都拿不出來。當然，如果僅僅是這樣，北宋仍然可以苟延殘喘，不至於迅速滅亡。宋徽宗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重要舉措，直接加速了北宋的覆亡。
明末的崇禎，也面臨着閹宦勢力、黨爭、連年大旱、流民大增、後金威脅一系列麻煩。對這些嚴重的矛盾，他不但無力化解，反而打出了一系列昏招，直接加速把大明王朝推向了窮途末路。
滿清更是不堪，其覆亡是從1907、1908開始突然加速的。如果說之前的王朝，處於一個封閉的環境內，沒有改弦更張的借鑑參照和有效途徑，滿清條件要好得多，美英、日德，都是現成的學習榜樣。不幸的是，面對內外危機，滿清權力集團不是從政治制度上開刀，反而搞了一系列措施『固權』，直接把大清推入了倒計時。
二、方寸大亂昏招迭出
宋徽宗即位後，重用蔡京、童貫，搜羅『花石綱』，迷戀美色，貪圖享樂，導致怨聲載道。但是，他除了這些歷代皇帝普遍具有的毛病，還有好大喜功的一面。為了實現祖宗們都沒有做到的收復幽雲十六州的強國夢，為了在列祖列宗面前露一手，輕佻的宋徽宗放了一個大招，即對遼國毀盟背約，和金國結盟。具體內容是，宋、金聯合進攻遼朝，滅遼之後，宋朝收復「燕雲十六州」。同時把給遼的歲幣，轉贈給金朝。這個策略貌似正確，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加速了北宋滅亡的重大外交失誤。
在當時的情況下，金強而宋、遼弱。而且，遼和宋之間已經和平百年，面對陌生的勢力，宋朝應該與遼聯合，對抗金國。對宋來說，最好的結局，是三方可以共存，形成戰略平衡。如果遼必須在宋的支持下，才能同金抗衡，那宋就可以佔據戰略優勢。即使想滅遼，也要做好遼亡後，和強大的金對峙的戰備。可惜，急功近利的宋徽宗，將自己的訴求和底牌完全暴露在金國面前。這樣一來，主動權完全在金國一方。如果金國與宋翻臉，朝廷如何應對？
果不其然，金國大軍南下，宋朝君臣驚慌失措，亂作一團，宋徽宗急急忙忙把帝位禪讓給太子趙桓，自己帶蔡攸、童貫倉皇出逃，一路走到長江邊上。被迫返回東京後，即被欽宗軟禁。金軍攻入開封，二帝北俘，北宋滅亡。
明末帝崇禎也是昏招迭出。從崇禎元年的裁撤驛站開始，到崇禎九年、十年，繼遼餉之後加征剿餉、練餉，以及走馬燈換相、臨陣易將、誅殺大臣，各種昏招此伏彼起，層出不窮。也許是因為壞消息太多，崇禎十七年中，皇帝經常處於心緒煩悶、方寸大亂、長吁短嘆、束手無策的狀態。具體表現在決策隨意性極大，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左右互搏，內耗嚴重，中樞吵鬧不休，下屬無所適從。李自成一路北伐，勢如破竹，官兵望風而降，兵鋒直抵京郊。此時，崇禎與大臣卻都在焦頭爛額之中，因為是否需要遷都而鬥氣、推諉、扯皮。崇禎如果在此時當機立斷，遷都南京，明朝尚有大半江山，江南富庶之地，財稅豐足，自守綽綽有餘，也有可能捲土重來。時間一天天過去，什麼也決定不了，大臣們各懷鬼胎，暗中忙着準備迎接李匪進京，做新朝之官。眾叛親離之下，崇禎只能一步步走向煤山。
滿清於1907年推出皇族內閣、1908年慈禧毒死光緒、免去袁世凱本兼各職、開缺回籍、1911年鐵路收歸國有。這幾件事，大大激化了內外、上下、左右各種矛盾。尤其是保路運動這樣的大規模民變，宣告滿清統治已經進入彌留狀態。
三權力次中心的坐大
政出多門是專制王朝普遍存在的痼疾。一個王朝的末年，這種一國三公的內耗往往使王朝加速走向死亡。
北宋末年，宋徽宗禪位給宋欽宗，自己做太上皇。宋徽宗在金軍兵臨城下的生死關頭，帶着蔡攸、童貫、朱?￣ﾀﾁ高俅，乘船沿大運河連夜南下，一路逃到長江邊上的鎮江。宋徽宗南下的後果，是宋王朝實際上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沒有經朝廷批准而擅自前往東南的官員為數甚多，以至於出現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眾目駭視」的局面。相反，宋徽宗的行宮以及江南地區則百官雲集。通過發運使司和行宮使司，宋徽宗向東南各地接連發佈幾道詔書，「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截留了江南地區供應京師的物資。
宋徽宗的這些做法，使得「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使朝廷不能號令東南，都城處於既缺兵又缺糧的絕境，開封政權變得更加難以維持。本承諾不干預政事的太上皇，此時在江南卻照常處理政事、任免地方官員，大肆恩賞僭濫，以至於官員「惑於誥、命並行，而莫知有朝廷矣」。宋徽宗儼然還是一國之君。江南地方官把宋徽宗的所作所為上奏給宋欽宗，京城處於一片恐慌之中。
一個王朝，事實上存在着兩個皇帝。下屬官員在兩大陣營中，猶疑不決、東倒西歪、瞻前顧後、無所適從，這種嚴重的內耗，加速了北宋的覆亡。
崇禎末年，影響朝廷決策、導致政令不通的權力次中心相繼出現。袁崇煥之死，使得帶兵的大將人人自危，擁兵自重、玩寇自肥，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朝廷的號令，已經不出宮門。坐鎮武昌、手握百萬雄兵的左良玉，不但剿張獻忠不力，而且坐視明朝的滅亡而無所作為。由於崇禎貪功諉過，器量狹小，大臣們擔心他甩鍋而都不願意承擔責任明朝廷實際上已裂變為皇帝、大臣、武將三個矛盾重重的政治集團，尾大不掉的內訌加速把明王朝逼向了絕路。一大堆人，每天吵吵鬧鬧，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坐待國事糜爛，政權覆亡。
滿清在剿滅太平天國、捻軍的過程中，以曾左胡彭為核心的湘軍和以李鴻章為核心的淮軍相繼崛起，權力次中心已經出現。戊戌變法時，帝黨、後黨的激烈爭權，使朝廷分裂成兩派。庚子事變中，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的『東南互保』，不奉朝廷的『亂詔』，標誌着清末地方勢力的崛起。清政權對此心知肚明，卻又無可奈何。1907年前後，滿清統治集團事實上已經分裂成皇帝（皇族）、軍人集團（袁世凱為核心的新軍）、立憲派（地方官紳勢力）、革命黨（孫黃宋）四大陣營。這四種力量決定了清末民初中國政治的走向。1908年，光緒被毒死，慈禧病死，袁世凱被免，朝廷中樞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此時，滿清統治集團再也推不出具有遠見卓識、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各種人才迅速下沉到遠離中樞的權力次中心。這些勢力爆發出來的離心力量，直接導致了滿清統治的終結。
四掙扎加速了腦死亡
每一個大限已到的王朝，都不可能主動迎接死亡，引頸就戮，在臨死之前，必然拼命垂死掙扎。可惜，這種掙扎，卻往往沒有什麼用，如同一個深陷泥淖中的困獸一樣，不掙扎還能苟延殘喘，越掙扎，越下陷得快，直至沒頂。在這個時候，不做點什麼，似乎不可能，但是，無論怎麼做，可能都是錯的。戰與和，守與逃，選什麼都不對。
柏楊所指的王朝的腦死亡，我認為就是植物人狀態，大腦與四肢，已經互不統屬，所有的掙扎，不過只是一種本能的求生欲望。
宋徽宗的禪位與南逃，實際上是無奈之中的一種掙扎，並非一無可取，徽宗儘管在政治上弱智，但並不是白痴。後來宋高宗的南渡、中興，走的是同樣的路數。其隱含的意義在於，東京四戰之地，易攻難守，所以新皇守國，自己退一步以防不測。新瓶裝舊酒，這是三十六計中的李代桃僵。但是，自己退而不休，不肯完全交出權力的下場，是民心大亂，官心大亂。這種巨大的離心力導致的混亂局面，已經昭示了北宋滅亡的不可逆。父子爭權，徽宗被軟禁，不久同時被俘，朝廷徹底陷入了腦死亡。
崇禎在位十七年，六下罪己詔，在局勢大壞的崇禎十六年，兩下罪己詔。崇禎十七年，還最後下了一次，已經是絕望之中的哀鳴了。這也是一種掙扎，儘管是無望的掙扎。這種掙扎，不但挽回不了事態人心，反而將自己的決策失誤、無能、進退失據，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君臣離心，各級官員各懷鬼胎，明朝加速進入腦死亡。
滿清末年的皇族內閣、罷免袁世凱，也是最後的掙扎。當權者幻想通過罷免袁世凱，收回兵權。但是，掌控一支軍隊，僅僅免掉軍事統帥是遠遠不夠的。統兵大將、高、中、低級將領，以及一個個甘願流血犧牲的普通士兵，是一個整體。如果朝廷倒行逆施，必然導致民心浮動，士兵都是來自於普通老百姓，民心浮動的後果，是軍心動搖，誰還會給你奮不顧身地去賣命？為什麼打仗？給誰賣命？連這些道理都不明白，『有兵在』只能是一句空話。
毒死光緒，也可以說是垂死掙扎。我覺得慈禧將死，未必出此下策。但是，她身邊希望光緒先她而死的人，實在是太多了。萬一光緒重新掌權，這些後黨還不是個個都要死無葬身之地？光緒糊裏糊塗，就丟了命。小團伙的利益凌駕於集團利益，集團利益凌駕於國家民族利益，是統治集團進入腦死亡的重要標誌。可以做個假設，如果年輕的光緒能夠活下來（只活了37歲，並無絕症），清朝很可能立憲成功，中國很可能進入君主立憲的憲政時代。但是，歷史不容假設，也就是說，光緒必須死，清朝必定滅亡。
五一句話結論
四大徵兆齊備，亡無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