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寫了《大清的成功秘訣》，提到大清的成功離不開統戰關鍵群體。今天我們就聊聊大清的敵人大明朝。
大明朝滅亡的原因，非常複雜，網上討論也很多，包括王朝周期律、財稅制度落後、小冰河期等。今天我不聊這些學理性的、深層次的原因，只聊一個最簡單的，那就是用人制度。
大明朝一向是刻薄寡恩、用人不善，君臣之間嚴重缺乏互信。在大明朝的後期，有兩個現象非常突出。
一是越忠誠的官員下場越悽慘。絕對忠於朝廷的戚繼光、楊鎬、熊廷弼、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都下場悽慘，擁兵自重或投降大清的李成梁、左良玉、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則活地很滋潤。
二是成為大清的人才輸送基地。同樣的人，在大明朝這邊默默無聞，跑到大清就成了一頂一的人才。明軍一旦剃頭，戰鬥力就翻上三四倍。
先說第一點，在大明朝做忠臣下場是悲慘的，《萬曆十五年》有句話說得好，說上到首輔、總兵，下到文學家，沒一個有好下場。這句話放在明末，再合適不過了。
明末的幾個遼東巡撫、總兵、督師，沒一個善終。楊鎬薩爾滸戰敗後被處死、李如柏薩爾滸戰敗後自盡、熊廷弼廣寧失守後被處死、袁崇煥己巳之變後被凌遲、孫承宗大凌河之敗後被罷官。
這裏，我重點說兩個人，一個楊鎬、一個袁崇煥。
提起楊鎬，明粉往往是一頓黑，認為楊鎬應為薩爾滸的戰敗負全責。但問題是，除了楊鎬還有更好的人選嗎？合兵就能打贏努爾哈赤嗎？
按當時的條件，楊鎬其實是最好的人選，大明朝一向是以文制武，總指揮一定是個文官，而楊鎬參加過萬曆朝鮮戰爭，是作戰經驗最豐富的文官，整個朝廷，也找不出比楊鎬更有經驗的。
楊鎬的分兵戰略，也沒有大問題。分兵，其實是遼東明軍慣常的做法，在遼東多次參加戰爭的李如梅，也建議分兵。楊鎬分兵原因有二。
一是薩爾滸明軍調自全國各地，將帥不和。
二是建州地形崎嶇，十一萬大軍施展不開且會面臨補給困難。
就後面的戰事看，努爾哈赤也沒有真的合兵一處，雖然努爾哈赤說「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但後金在局部戰場投入的兵力，最多也不超過3萬人，與單路明軍（2-3萬左右）的人數，差距並不大。
就是這樣人數大體相當的戰鬥，明軍卻往往只能支撐1天，第2天就開始潰敗，努爾哈赤和幾路明軍的戰鬥，都可以用屠殺來形容。這樣巨大的戰鬥力差距，合兵只會死得更快，還不如分兵打個時間差。
可以說，楊鎬的指揮並無錯誤，就史料看，楊鎬本人也沒什麼污點，在朝鮮時，他口碑就很好，朝鮮人記載楊鎬到朝鮮後嚴肅軍紀，力主抗敵，楊本人更是兢兢業業，從不嫖妓。楊鎬被罷免時，朝鮮君臣出城送別，哭聲震天。
任遼東巡撫期間，楊鎬也是忠心耿耿，努力挽救遼東局勢，薩爾滸戰敗後，更是以戴罪之身替熊廷弼背鍋，連熊都稱讚楊鎬的人品。
從楊鎬身上，我看到了一個兢兢業業，希望報效國家的忠臣形象，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該死的。
薩爾滸的失敗，是註定的，責任不在楊鎬，而在萬曆。明朝是一個皇權達到鼎盛的朝代，任何大事都需要皇帝進行決策，內閣只有建議權，而沒有決策權。遼東局勢的潰爛，和萬曆的怠政息息相關。
萬曆中年時派出礦稅太監到遼東盤剝，壞了人心，導致大量遼東漢人投奔建州，努爾哈赤能順利奪取遼東，離不開遼東漢人做內應。
萬曆中年後還三十年不上朝，凡是臣子的奏章都留中不發，致使缺額的官員得不到補充，財稅制度近乎崩潰、軍器、軍紀也得不到修整。整個大明朝原有的弊病，在萬曆年間進一步放大，到1619年已是積重難返。
薩爾滸的幾位主將，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有的行動不便，需要士兵抬着才能上戰場，為什麼將領青黃不接，還不是萬曆多年怠政，導致新人無法接任，這才讓本該退休的老將上戰場。為什麼努爾哈赤能做大，也是因為萬曆怠政，致使無人主事遼東，這才讓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
薩爾滸之戰，身為最大責任人的皇帝不背鍋，反將收拾殘局的忠臣處死，這不讓人心寒嗎？
說完楊鎬，我們再說說袁崇煥，袁崇煥比楊鎬還慘，楊鎬畢竟是個敗軍之將。可袁崇煥任內，先後兩次擊敗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是明朝唯一能正面擊敗後金的官員。這樣的豐功偉績，於情於理都不應重罰。但袁崇煥最後的下場卻是凌遲加傳首九邊，可以說是慘不忍睹。
袁崇煥有沒有問題？我認為完全沒有，殺袁崇煥完全是崇禎刻薄寡恩。袁崇煥做的幾件事爭議很大。
首先是殺毛文龍，很多人說毛文龍可以牽制後金，袁破壞了抗金大業。這種說法沒有根據，實際上毛文龍向來謊報軍功、不聽調遣，斬獲極為有限，根本起不到牽制的作用。而且崇禎在事前賜予了袁崇煥先斬後奏的權力，袁殺毛文龍，在法理上沒有任何問題。
我知道，會有人說所謂尚方寶劍都是虛的，真的先斬後奏就是犯了皇帝的忌諱，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麼不授予臣子這項權力，既然授予了就不能予以追究，這牽扯到君臣之間最基本的互信。崇禎殺袁，看似是維護了皇權，實際上完全破壞了君臣之義，將赤裸裸的算計擺到了台前。
還有人說袁崇煥說五年平遼，結果第二年後金軍就兵臨北京城下，涉嫌欺君，這更是荒謬至極。
己巳之變才是第二年，離五年尚遠，何來欺君？更何況，以當時明朝內憂外患的局勢，袁吹牛了又如何？當時袁是唯一能抵擋後金的官員，你把袁殺了又能用誰呢？於情於理，都不該殺。
至於袁執意要在北京城下迎擊皇太極，實是迫不得已，袁深知明軍沒有和後金軍野戰的能力，只能「憑堅城，用大炮」，袁崇煥打贏的寧遠和寧錦兩次戰役，都是依賴城牆上的火炮，而北京城上，恰好有20門紅夷大炮。在北京城下阻擊皇太極，是明軍唯一的勝機。
但多疑的崇禎不會相信袁的說辭，只會認為他養寇自重，蓄意謀反。崇禎認為袁崇煥請求入北京城歇息，是圖謀不軌；讓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是勾結敵軍；袁崇煥下獄後，遼東兵將均不聽調遣，更坐實了袁崇煥擁兵自重的指控。
就這樣，這個大明朝的忠臣被凌遲處死，北京百姓紛紛生啖其肉，袁的首級也被傳首九邊，遼東明軍看到袁崇煥的下場，人心渙散，徹底對明朝失望。大明朝的刻薄寡恩，被每一個大明將士看在眼裏。
袁崇煥的死，實在讓人惋惜，袁從在福建當知縣開始，就為官清廉。後到北京述職，他一個文人，剛到北京就單人出塞查看遼東地形。之後到遼東工作，在友軍撤離的情況下坐守孤城，贏得了明朝對後金的第一場勝利，這個大明朝的忠臣，沒有死在皇太極手裏，反而被自己的皇帝和子民所殺，大明朝，配不上這樣的忠臣。
除了楊鎬、袁崇煥，後面的孫傳庭、盧象升也下場不好，他們都在朝廷激烈的黨爭和崇禎帝的多疑下被逼而死，唯一活的比較好的就是洪承疇，但他是做了貳臣，靠投降大清才改變了必死的命運。
不少大明臣子終於認識到，在大明朝做事是危險的。我大明朝的制度，核心不是辦成事，而是維護皇權。大明朝為何以文制武、太監監軍，外行領導內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限制武將，互相監督，保障皇權。
你權力小辦不成事、權力大又被懷疑擁兵自重。辦不成事要處斬，老辦成事功高蓋主，也要處斬。不論是皇帝還是言官，只要抓住一點小錯，就將人往死里整，大明朝的人心已經壞了，這種氛圍下，只能少做少錯，不做不錯。躺平不做事，成了官員最明智的選擇。
既然在大明朝不能做事，那只能去大清了。那些在大明朝磨洋工的庸碌之輩，一旦剃了頭，就戰鬥力大增，原因無他，只因大清的制度要比大明朝寬容的多。
比如額駙李永芳，在明朝不過是個中級軍官，手下兵力不過千把人，投降後金後竟成了後金第一軍師，還娶了努爾哈赤的孫女，他連續用內應攻破明朝城池，薩爾滸之戰時，李永芳更是獻策，提出應集中兵力消滅明軍。
再比如大清烏真超哈炮兵部隊的組建，造出紅衣大炮的王天相、金世祥不過是明朝的普通鐵匠和普通軍戶，就這兩個大明朝的路人，在投降大清後，居然趕在大明朝廷前仿製出了西方的紅衣大炮，到大凌河之戰時，皇太極的重炮數量就超越了明軍，在孔有德等人降清後，大清更是在火炮上佔據絕對優勢。
為何大清只用了大明的二流人才，就仿製出了紅衣大炮，關鍵是體制不同。大明朝的問責制度非常嚴厲，只要造炮失敗就要被嚴懲，輕則處分、重則殺頭。
久而久之，大明朝的工匠都趨利避害，不敢研發新品，不敢嘗試威力大但成品率低的重炮，都去造那些威力小、成品率高的火器。所以大明朝火器種類雖多，但大都不堪用。戚繼光就說除了鳥銃和佛朗機，都不堪用，這兩個還都是從西方引入的。
相比大明朝的刻薄，大清寬容的多，皇太極當時為了造出紅衣大炮，許諾不懲罰失敗者，只要勇於造炮，無論用多少原料，失敗多少次都可以，最終在無數次的嘗試下，王天相擁「失蠟法」造出紅衣大炮，金世祥則發明了效率更高的泥鑄法，兩人成功的背後，離不開無數次的失敗和試錯。
事後，皇太極大喜，立即封王天相位騎都尉，後又升為備御，世襲罔替。
正是這種對錯誤的容忍，對人才的絕對信任，讓大清勝過了大明。大清向千百萬漢人表明，雖然建州苦寒，物質條件比不上關內，但大清對待人才的態度是不拘一格，只要你是人才，就能在大清有所發展。
這種對人才的統戰一直延續到清朝末期，19世紀60年代，大清同時面臨太平天國、英法聯軍、陝甘回亂、捻軍等四股叛亂，大清朝廷完全無力鎮壓，為了保住朝廷，大清下放權力給漢族士紳，不到十年就平定叛亂，讓大清續命50年。
這期間，曾國藩、左宗棠、僧格林沁都吃了無數敗仗，甚至有一次，捻軍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慈禧不僅沒怪罪左宗棠，反而繼續信任他，最終終於平定了捻軍和回亂。試想，如果當時當政的不是慈禧而是崇禎，恐怕朝廷一不會放權，二會處死戰敗的左宗棠、曾國藩。大清大概率撐不過太平天國起義。
在用人格局上，大明完全輸給了大清，崇禎也完全比不上慈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