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876年12月1日深夜，上海虹口碼頭，一艘英國郵輪啟航前往英國，一位年近六旬的中國老者踏上了7萬里的使西曆程。
他叫郭嵩燾，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
遠涉重洋，海天茫茫，雲詭波譎，一如其使命般陰雲密佈。
就在一年前，英國駐華使館官員馬嘉理率領武裝「探險隊」從緬甸進入雲南，在邊境與少數民族發生衝突而被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嘉理事件」。
英國公使威妥瑪以此為藉口，迫使清廷與英國簽訂了《煙臺條約》，其中一條就是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公使。
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互派大使，在今天看來是平常的一件事，與《煙臺條約》中賠款20萬兩，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處為通商口岸等條款相比，幾乎不值一提。
但在當時的大清，這卻是破天荒的事，甚至比割地、賠款都還難以讓朝廷及社會接受。
長期以來，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從來只有周邊蠻夷、藩屬國前來「稱臣納貢」，中國絕不會派遣常駐使節到藩邦，即使派出使者，也是去宣慰或冊封，高高在上上的，絕沒有平等的外交關係。比如，明朝時期，出使朝鮮的太監都被朝鮮尊稱為「天使」，絕不敢怠慢。
一言蔽之，中國與周邊只有華夷間「宗藩關係」，不承認外交關係，如果互派常駐大使，那就撼動了國體。
所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咸豐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不能接受的一條就是「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強調外國公使只能暫住，而且需要對皇帝行跪拜禮，不准攜帶家眷，如果公使一定要常駐北京，則他們「必須更易中國衣冠」。
60多年前，咸豐的曾祖父乾隆也是這樣要求來訪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英國人因拒絕行「跪拜」禮儀及要求建立「朝貢」之外的正常貿易關係，而被驅逐出了中國。
最後的結果是，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咸豐逃亡熱河，外國列強用武力實現了公使常駐北京。
貳
一晃十六年過去了，大清皇帝已經從咸豐、同治換到了光緒，但朝野上下的觀念還是沒有絲毫改變。
到西方國家出任大使不僅不光彩，反而「有辱名節」，是從「禮儀之邦」到「蠻夷之邦」的丟人行為。
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郭嵩燾面臨的壓力是空前的。
郭嵩燾被任命為出使大臣後，朝野謾罵之聲四起，其家鄉湖南的士紳更是群情激奮，認為出洋去「事鬼」，無異於「漢奸」，要開出他的省籍，甚至揚言要砸毀他的住宅。名士王闓運還編出一副對聯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與郭嵩燾既是同鄉，又同為湘軍集團重要人物，二人過從甚密，王竟然以此刻薄之方式，公然與郭劃清界線，可見當時之社會風氣。
反而是慈禧老佛爺比較清醒，在出國前召見郭嵩燾時勸其忍辱負重，不要在意他人言論。
「旁人說汝閒話，你不要管他，他們局外人隨便瞎說，全不顧事理，不要顧別人閒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
朝廷之所以選中郭嵩燾，除了高官大員沒人願意出洋外，還因為郭是公認的「洋務派」，向以懂洋務著稱。
從鎮壓太平軍過程中幫辦曾國藩軍務開始，郭嵩燾就不斷接觸西學，曾到上海參觀外國人所辦圖書館和外國輪船，深受觸動，後來一直參與洋務，他曾大膽提出由商人辦理近代企業的想法，十分超前。
1875年，在李鴻章的舉薦下，辭官賦閒八年的郭嵩燾再次被啟用，授福建按察使。
他大力宣揚向西方學習，在其《條議海防事宜》中，就批駁了將西方強盛歸結於「船堅炮利」的觀念，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
這說明郭嵩燾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已經成為「洋務派」內部的超越者，對「洋務派」所主張的仿效西方器物文明的「中體西用」持否定態度，主張在制度文明層面上仿效西方，這種當時驚世駭俗的主張已經接近於20多年後「戊戌變法」的內容。
思想超越了時代的人是孤獨的，不見容於天下，郭嵩燾後來的悲劇也源於此。
叄
1877年1月下旬，經過幾十天的航行，跨越大半個地球後，郭嵩燾抵達了倫敦。
根據朝廷的要求，他將自己途經十數國的所見所聞輯為一書，名為《使西紀程》寄回中國，由總理衙門刊行。
他在書中高度讚揚了西方文明政治制度、現代教育與科學，稱「西洋立國以政教為本……」
詳細描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稱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濤濤，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復加。」
由於直言大清已全面落後於西方，此書立即引起朝野士大夫公憤，甚至要求將其立即撤職調回國內。
有人參劾他媚外：「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
有人痛批他崇洋：「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
有人擔心他教壞大清百姓，動搖執政基礎：「愚民不測機權，將謂如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
在一片討伐聲中，唯有李鴻章對《使西紀程》表示了明確支持，認為很有見地，開闊了國內官員的眼界，並寫信給總理衙門為郭嵩燾打抱不平。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清廷最終把《使西紀程》一書毀版，禁止流傳。因無合適的替代人選，沒有召回郭嵩燾。
曾國藩曾經評論郭嵩燾說：「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書生氣太重」，特立獨行。
其實，在《使西紀程》中，郭嵩燾完全可以用更圓滑的方式，既介紹西方的真實情況，又不直接捅到士大夫的菊花。
比如，在介紹英國如何發達與先進的同時，一定要加一句「讀者要批判地看，這從側面暴露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與墮落，證明了大清制度的優越性。」
肆
既然郭嵩燾被罵為「漢奸」，那必然就會有「愛國者」出現。
這個人就是郭嵩燾的副手劉錫鴻，著名的反洋務論者。
劉錫鴻終其一生，都固守着「華夷大防」的觀念，並認為發展商業是「捨本逐末」之舉，認為「官中多一商賈，即國多一蠢，民多一賊。豈政令不講，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機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清廷之所以選他作為郭嵩燾的副使，也是為了表示「平衡」的無奈之舉，以平息保守勢力對派駐外大使的非議。
劉錫鴻從出國伊始就監視郭嵩燾的一舉一動，暗中收集其所謂「有失國體」的言行。
在朝中保守派勢力的支持下，他列舉出郭嵩燾多種罪狀：
參觀甲敦炮台時候，天氣寒冷，陪同的英國官員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寧願凍死也不穿外國人的衣服，這才是大清的氣節！
參加巴西使館的茶會，當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起起立。劉錫鴻認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見了外國國王竟然跟大家一樣起立，這是丟人！
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的音樂會，郭嵩燾翻閱了音樂單。劉錫鴻認為「仿效洋人之所為」－－應當對「夷狄之邦」的藝術嗤之以鼻，多看一眼就丟了中華文化的臉！
此外，還有郭嵩燾想學外語、不用茶水而用糖果奶酪招待洋人等等「漢奸」行徑。
最終導致郭嵩燾解職回國的導火索是大清歷史上的第一次招待茶會。
所謂「茶會」，實際是歐洲外交慣例，以大使及夫人名義宴請各國使節。在參加其他各國的茶會後，為了回禮，郭嵩燾舉辦了第一次茶會，受到了西方各界的高度評價。
根據西方禮節，郭嵩燾讓其姨太太梁氏（原配去世後，梁氏尚未扶正）出面接待女賓，讓一位三寸金蓮的小腳婦女應酬西方貴婦，這是破天荒的事。
《泰晤士報》評論稱：「為一中國貴婦首度出現於男女賓客俱在之公眾場合之事。」
此事卻在國內引發軒然大波，認為郭以「如夫人」（姨太太）名義舉辦茶會，是「敗壞國教，不成體統」。
在國內一片唾罵聲中，1879年月1月，郭嵩燾離開倫敦，解職回國。
1879年月5月，當他回到長沙時，到處都貼着罵他「勾通洋人」的標語，長沙、善化兩縣的士紳還阻止小火輪拖帶他的木船。
此後，這位清朝第一位駐外大使閒居湖南老家，再未登上政治舞台，1891年病逝。
伍
郭嵩燾最大的「罪過」在於坦誠大清全面落後，且直言不諱地講了出來。
如果只是讚嘆西方富足，船堅炮利，尚不足以動搖國人的文化自信，但盛讚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
在大清眼中，西方即使國家富強，商業繁榮，軍事強大，也只是物質層面，其精神與文化上還是落後於中國，還是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這種特殊的文化優勝心態是朝野人士唯一可以自恃自慰的，所謂「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而郭嵩燾的言論恰恰動搖了這一點，指出從器物、制度到學問人心，大清處處不如西方，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在西方眼裏，中國才是夷狄，這臉就打得太痛了。
相比起來，天天指責郭嵩燾「媚外」的劉錫鴻就十分聰明。在其流傳後世的私人日記里，大家發現其「崇洋媚外」比郭嵩燾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不僅私下盛讚英國制度、文化和人心，認為這個國家上下同心，以禮治主，不傳國事；這個地方無閒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齊肅穆，人民歡欣鼓舞，不僅僅是一個富強之國，絕不能以看待蠻夷的眼光來看待英國。
但在公開場合，尤其是對國內朝野講的話卻完全相反，儼然一個「兩面人」。
這就是大清外交官的普遍困局：明明知道世界是什麼樣的，卻只能告訴國內「外面一片漆黑」，不痛批，不唱高調，就是政治不正確。
說的話，表的態都是做給國內人看，而不是讓世界聽，明明是「外交官」，實際卻是「內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