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工、商、賈是三者分開，互不相屬的。工即手工業，也就是生產環節；商指長途販運，即流通環節；賈則是坐守待售，可稱市場環節。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市場的控制和管理，歷來是非常嚴厲的。所謂「抑商」政策，主要體現在抑制商業活動的最後階段，即商品的交易過程。所以，他們牢牢把握住市場不放。在漢、唐以來的城市規劃中，把一切交易行為集中到「市」里去進行，由官府委派的胥吏來進行嚴格管理和限制。但是，到了北宋時期，社會經濟在各地普遍發展，手工業生產迅速擴大，長途販運已經在商業活動中不佔主要地位了。而家庭手工業作坊則很繁榮，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戶主即作坊主人，兄弟子侄就是幫工，自產自銷，街前的堂屋為店鋪，後院的住所即作坊，於是，工商賈合為一體，也就更需要對城市經濟制度進行改革。
北宋政府順應了這一時代趨勢，坊牆毀棄，市巷融合，已經允許沿街開設店鋪了。這是一場「城市革命」，使城市生活越來越多元化，也促進了商業繁榮。在《考古》雜誌1963年第11期曾經刊載一幅北宋時期東京城規劃示意圖，從圖中可以發現，隨着城坊制度的變革，城市的市場不再是官家特設的管理區域，城內不再劃分方形之坊，而是大街小巷縱橫，店鋪鱗次櫛比。《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末年，不少店鋪甚至設到了皇宮附近，「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闊二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
當時，冶鐵、採礦業及兵器製造等手工業工場都由官營，其中規模最大的官營兵器製造所就有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約五千人。而民營手工業相對規模較小，大都是適應居民日常生活的手工業作坊及店鋪，經營範圍是市民日用品、飲食業及特色工藝品等方面。據古籍記載，民間開設的商業行市約有四百十四行，有川廣生藥市、象牙玳瑁市、金銀珍珠市、絲綿市、故衣市、花朵市、肉市、米市等，亦有金漆桌凳行、南北豬行、青器行、青果行、海鮮行、紙扇行、麻線行、蟹行、魚行等。在一些繁華街道，設有高檔的酒樓，美酒佳肴，山珍海味，歌妓相伴，名士滿座；亦有小街陋巷中的飯鋪，平民百姓更願意光顧，喝酒吃肉，豐儉隨意，舉杯小酌，猜拳喧嚷。我們看到古典小說《水滸傳》和《金瓶梅》，都有描寫宋代社會生活場景的生動篇章。書中可看出，當時許多城鎮已經具備了近代市鎮多樣化多功能特點，市民生活是很豐富的。在宋人筆記《東京夢華錄》、《夢梁錄》、《都城紀勝》等記載，那時城市的商業貿易繁榮，也使文化消費及服務業昌盛起來。宋代雜劇開始興起，一些讀書人科舉不得意，便為藝伎填詞譜曲，甚至還親自參加演出。宋雜劇的產生為以後元朝戲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城市的服務業也很多樣化，有走街串巷叫賣羊肉、乾果和雜貨的小販貨郎，又有修路、箍桶、掌鞋、刷腰帶、修璞頭帽子、補角冠的幫工匠人，亦有修整房屋，泥補牆壁，打水砍柴，殺雞宰鵝的雜作人夫。倘若有人出門遊玩，又懶得步行，城市中還有專門行業，「自有假賃鞍馬者，其價不過百錢」。甚至還有專門為人家操辦婚喜喪事之人，只要花錢僱請後，會很利索地按主人要求及風俗習慣，把事情辦得井井有條。據史料記載，宋代的都城東京人口最多時達到一百四十萬至一百七十萬，而從人口構成看，經營工商業及其它服務行業的人已佔總戶數十分之一。
由於宋代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很高，因此「四夷朝貢，曾無虛歲。」東京成為全國貿易的中心，也成了外國使節、宗教教徒和商人非常活躍的城市。當時，中國對外交通幹道已從秦漢隋唐時代的絲綢之路，轉向東南海道。朝鮮（高麗）、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印度、阿拉伯、東非各國商人，紛紛從海路到中國做生意。其商品種類很多，以香料、藥物、犀角、象牙及高級手工藝品為主。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也更加深了城市經濟繁榮。
宋代的「城市革命」，是中國城市從封建的農業經濟泥沼中掙扎出來的第一步。這時，城市經濟結構的多元化使整個社會結構呈現複雜局面，尤其是商品貨幣經濟帶來的新因素，也對人們的文化心理開始產生重大影響。
《炎黃春秋》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