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錢鍾書的老師，一生苦戀毛彥文，不惜與髮妻離異，卻最終孤苦一人；他自號怡紅公子，認為牛肉館取名「瀟湘館」是褻瀆林妹妹，要老闆重新改名；他自覺愧對朋友吳吉芳，在吳去世後，照顧朋友遺屬，幾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鼻祖，被人評價為「博、雅、惠、通」；他與陳寅恪亦師亦友，一世情誼為世人稱頌；他晚景淒涼，躺在床上喊：「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喝水！」
為人為己，他教了一輩子的書。前半生受人尊重，後半生被人凌辱。
課堂上的吳宓教授，常穿一襲灰布長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頂土棉紗睡帽就上了講台。穿着雖然傳統，講的卻是純英文詩歌。一旦開講，筆記、卡片一概不看，所有內容脫口而出，講到得意處，還要拿起手杖，隨着詩的節律，一輕一重地敲擊地板。
最開始，他在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和中國儒家作比較印證。
1923年，《清華周刊》有篇文章讚揚「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其中述及吳宓授課：預先寫大綱於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而能滔滔不絕，井井有條。文章最後大發感慨說：「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游美的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來此，寧非憾事者！」正是這樣的呼籲，讓清華把吳宓請回了母校。
1925年，清華學堂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請吳宓負責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的籌備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訂學生培養計劃。
這一年，他做了一件最受後人稱道的事情，就是替清華國學院聘請來了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四位國內超一流的學者，世稱清華四大導師。
這四位學者，學問精深，當時已經聲名顯赫，但也各有個性，不是輕易請得動的。吳宓能請之即來，說明他的學術地位，也是相當高的。
他給人印象深刻的，是學術嚴謹，授課一絲不苟。在南嶽時，教授宿舍緊張，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人同住一室。每天晚上，聞一多自燃一燈放在座位上，默讀《詩經》《楚辭》。吳宓則為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寫好，再來組合，並用紅筆加以勾勒。第二天一早，吳宓總是最先起床，一人獨自出門，在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備課所寫的條目，反覆誦讀。待回到宿舍，眾人這才起床。
聽課的學生發現吳先生記憶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的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而且，吳先生還能用多種語言背誦許多西方文學名著，甚至包括整篇的莎士比亞劇本。
吳先生的這份認真執着，即便在西南聯大最艱困的時期，也照樣維持不墜。在1943年的日記中，吳宓曾痛批西南聯大的某些老師「不務正業」，服役於各種社會機關，「惟多得金錢之為務」，講課卻潦草敷衍，不接見學生，不審閱作業，甚至連評閱新生考卷都不到場。而吳宓本人，就連學生考試的時候，也要親自陪在一旁，親手準備糕點茶水送給學生。
鑑於他數十年精益求精的教學業績和敬業精神，1942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聘他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同時獲得「部聘教授」的殊榮，後又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
抗戰勝利後，吳宓應聘到武漢大學任教，擔任外文系系主任之職。他發現學生已經不像抗戰時期那樣發憤讀書，而熱衷於投身「反內戰、反飢餓、爭民主」運動。他在日記中寫道：「下午二至四時，外文系圖書館開館，宓往指導，乃學生來者只二三人，殊乃懊喪。」
吳宓曾在文學院佈告欄里貼過一個紙條，他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道：「今日宓來授課，教室內空無一人。珞珈山風景優美，正是諸君大好求知時期，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為憾……」痛心之極。
吳宓也曾經是激進青年。早年就讀於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時，結交了擅長寫詩的好友吳芳吉，兩人在一次學潮中同時遭到開除。事後，校長宣佈凡願意寫悔過書的人，均可恢復學籍，畢業後仍能留學美國。結果吳宓寫了悔過書，念完了中學，並如期出國深造；吳芳吉則因拒絕悔過，回鄉當了教師，清苦了一輩子。這件事讓吳宓悔恨了一輩子，覺得愧對友人。吳芳吉去世後，吳宓主動承擔起了照顧吳芳吉遺屬的責任，這一照顧就是幾十年，從未中斷。
吳宓雖在國外接受了現代教育，但傳統禮儀、道德規範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吳宓在一家旅館約見毛彥文，兩人談得投機，不覺窗外暴雨大作，已是深夜，外面交通斷絕。吳宓提議毛彥文上床休息，他對毛彥文說：「我反對《西廂記》的張生，我贊成《紅樓夢》的寶玉，賈寶玉從不對林妹妹動手動腳。」當夜，吳宓與毛彥文同睡在一張床上，吳宓恪守「非禮勿動」的古訓，絕不越軌，並把這件事鄭重寫入「吳宓日記」。
組建清華國學院時，吳宓去請王國維。登門之前，吳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做了專門的調查研究。到了王國維住所，吳宓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就趴在了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後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當場答應所請。
吳宓是一位頗有儒家風範的學者，他走路時總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堅持循路而行，絕不抄近道橫穿草坪。下午三點的約會，他會在兩點五十齣現，但禮節意識會約束他絕不在三點之前敲門。
吳宓多情，處處對女士設身處地着想，照顧非常細緻。遇有車馬疾馳而來，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橫着一攔，讓女士走在街道裏邊，自己卻紳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邊不動。等車馬走過又才繼續行走。他的這種舉止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紀的騎士風度。
吳宓對女性有一種先天的欣賞。有次上課點名，點到「金麗珠」這個名字，吳宓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令全班學生大笑不止。
從吳宓的日記看，自他早年起，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評頭論足。他表示過愛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學的華僑女學生陳仰賢，有歐陽採薇，黎憲初，張敬，在法國遇到的美國女學生H，代號為K的清華女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毛彥文。
毛彥文是吳宓髮妻陳心一的閨蜜，而恰恰就是這位閨蜜，導致了吳宓夫妻的感情危機。
事情要從1918年說起。當時留學哈佛的吳宓接到清華同學陳烈勛的來信，陳欲將自己的妹妹陳心一介紹給吳宓。信中說陳心一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師範學校，現年24歲，是浙江定海縣的小學教員，心氣很高，擇婿標準特別苛嚴。陳烈勛在信中明確指出，其妹多次聽他談及吳宓，後又閱讀過《益智雜誌》、《清華周刊》中的吳宓詩文，尤其是看到《清華周刊》上吳宓的照片，萌發愛慕之情，表示願嫁吳宓，侍奉終身。對此，吳宓也回信表示認可。
1921年8月，吳宓來到杭州，晤見陳心一，而影響吳宓一生的女子毛彥文也在此時翩然登場。毛彥文與陳心一是好友，當時正要去北京求學，臨行前特地來與閨中密友告別，不想與吳宓不期而遇。除卻毛陳二女本是同學這層關係外，毛彥文的未婚夫朱君毅還是吳宓在清華讀書時的同桌好友。
朱君毅長毛彥文4歲，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馬，感情甚篤，二人遂私訂終身。毛彥文9歲時，其父將她許配給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彥文從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時，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親的大轎抬至毛家大門時，毛彥文卻從後門逃走了。方家退婚後，毛彥文與朱君毅正式訂婚。吳宓跟朱君毅是同桌好友，朱君毅每次讀完表妹寄來的情書，都會讓吳宓過目。吳宓對毛彥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竟暗生情愫，不過礙於同學之誼，只能深藏心底。
此前，吳宓收到陳烈勛的書信時，曾委託過朱君毅，讓毛彥文打探陳心一的情況。毛考察後回信道：「倘吳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賢內助，陳女士似很適當；如果想娶善交際、會英語的時髦女子，則應另行選擇。」
此次吳宓與毛彥文不期而遇，毛的活潑雅趣，大方得體，一副新派淑女的風範，讓本就對毛彥文懷有好感的吳宓心中暗生一絲落寞。
好在吳宓與陳心一神交已久，一見如故，並在陳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吳宓心中殊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遊覽西湖，其樂融融。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道：是日之游，較昨日之游尤樂。家國身世友朋之事，隨意所傾，無所不談……此日之清福，為十餘年來所未數得者矣。
13天以後，吳宓和陳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變卦，他以近親結婚有害後代為由提出與毛彥文解除婚約。苦等6年、逃婚只為下嫁表哥的毛彥文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轉而求助吳宓夫婦。吳宓極力說和也無濟於事，朱、毛二人終致解除婚約。
原本恪守舊道德「朋友妻不可欺」的吳宓，此時卻心旌搖動，開始向毛彥文袒露自己的愛意，被毛彥文斷然拒絕。但吳宓仍然頻致書信，訴說自己久生暗戀的情愫，令毛彥文大為反感。她與陳心一既是閨蜜又是同學，這第三者插足的事決不能做。
吳宓為毛彥文所拒，並不甘心。在經歷了離婚與不離婚的掙扎和徘徊之後，最終，與結婚7年、並育有三個女兒的陳心一離異分手。吳宓此舉遭到「學衡派」同仁的一致譴責，吳父更是公開指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自居者而倒行逆施」。
離婚後，吳宓並未真正與夫人分離，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內，每月領到薪水後，他會親自回家把生活費交與夫人，然後立即回校。姚文青在《摯友吳宓先生軼事》中寫道：「宓於故妻陳心一女士，德性夙所欽佩，但敬而不愛，終致離婚，然至今仍書信往還。夫婦之誼雖絕，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彥文也有類似的回憶：「吳君是一位文人學者，心地善良，為人拘謹，有正義感，有濃厚的書生氣質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他離婚後對於前妻仍備加關切，不僅擔負她及女兒的生活費及教育費，傳聞有時還去探望陳女士，他決不是一個薄情者……」
但千辛萬苦掙扎出來的吳宓，後來並未與毛彥文走到一起。
當二人真正進入談婚論嫁時，吳宓卻生出了一絲隱憂，既想和毛彥文結婚，又擔心婚後會不和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讓吳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最終，33歲的毛彥文，無法忍受吳宓多角戀愛、到處尋求愛情的折磨，一氣之下嫁給了64歲的熊希齡。毛彥文1949年去了台灣。1999年逝世於台北，享年101歲。
失去毛彥文後，吳宓才痛感後悔，陷入一種無法排遣的失落，從此成為他心中永久的痛。晚年，年近七十的吳宓，還請西南師範大學美術系的一位老師根據相片畫了一幅毛彥文的肖像，懸掛在牆壁上，日日相對，夜夜廝守。
為此，吳宓發誓：為愛毛彥文，終身不再娶妻。但到了1953年，在西南師院任教的吳宓又經歷了一次傳奇婚姻。
新夫人名叫鄒蘭芳，是重大法律系的畢業生，20多歲，此時的吳宓已年近花甲。鄒蘭芳出身地主家庭，靠在川軍供職的兩個哥哥資助她讀完了大學。50年代初，兄長二人被同時鎮壓，留下一群無人照顧的遺孤，鄒蘭芳從此承擔起撫養侄兒侄女的重任。但她出身不好，又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處境艱難。當她看到吳宓在《新華日報》上的「思想檢討」文章後，發現吳教授孤身一人，立刻決定嫁給吳宓。
她先是主動給吳宓寫信，求得吳宓好感，隨即登門求教，以學生身份為老師洗衣漿裳，縫縫補補。吳宓無法阻擊鄒蘭芳的進攻，很快與她結為夫妻。此時的吳宓是二級教授，月薪272.5元，也是重點統戰對象，政治待遇遠優於他人。鄒蘭芳的目的很明確，她要找個替自己撫養兄子的丈夫。
婚後的生活讓吳宓叫苦不迭。師生戀已令他抬不起頭，而鄒蘭芳又是一個結核病人，終日浸泡於藥物中不能解脫。吳宓私下對朋友說，這哪是黃昏戀的愛情，他其實是陷進了道義的坑中，既要為鄒蘭芳治病，又要供養鄒蘭芳的九口之家。
三年後，鄒蘭芳病逝，吳宓還是很傷心的，飯桌上必多擺一副碗筷，看電影也總是買兩張票，空出身邊的座位，意中猶有亡妻相伴。
吳宓從此背上了一個還不清的情債，他用工資的大半接濟養育鄒蘭芳的幾個侄兒侄女。這種接濟和養育，一直持續到「文革」開始，吳宓自顧不暇才告終止。
所以毛彥文後來儘管不願再提吳宓，但仍然客觀評價說他是個有情有義之人。別人送他一雙手工編織的毛線襪子，他送給人家100元。某教師借他5元錢，逾期不還，他會上門追討。對方指責他小氣，他說這不叫小氣，這是在幫助你提高道德修養。
像吳宓這樣的知識分子，你若拿了常規思維衡量他，會覺得他有些不可理喻。
譬如他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聯大新校舍對面有家湖南人開的館子，名叫「瀟湘館」。吳宓見後大怒，認為褻瀆了林妹妹，勒令老闆改名。豈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氣，堅持不改。雙方爭執不下，後來由中間人出面調解，將「瀟湘館」改作「瀟湘」才算了事。
這個故事也有另一個版本：有一天，吳宓發現某處飯館，美其名曰「瀟湘館」。他進去一看，裏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說，叫老闆來一下。老闆說，先生有何指教？吳宓就說，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給你一些錢，你把這個名字改了，別叫瀟湘館。老闆說怎麼了？吳宓說：林妹妹會難受的，因為林妹妹的瀟湘館有幽幽篁竹，是適宜吟詩的地方，怎麼能划拳呢？
為推動更多人喜愛紅樓，在西南聯大時期，吳宓和其他幾位教授，還掀起過紅樓夢研究的高潮。他前後七次，為聯大學生講解《紅樓夢》，並應昆明廣播電台邀請，播講《紅樓夢之文學價值》，這情形，和前幾年央視的《百家講壇》很相類似，也是做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那段歲月，儘管艱難，但於學問的研究，卻是暢所欲言，碩果纍纍。而時代的變遷，也在經歷着地覆天翻。
1949年4月，解放軍直逼武漢三鎮。遠在廣州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長的位置邀請吳宓赴任，並告知說，他的好友陳寅恪也已應聘到校。這在從前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不明白吳宓為何沒有應允。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杭立武親自出面，動員吳宓這位部聘教授去台灣大學任教，他也拒絕了，原因是他與台大校長傅斯年，素來觀念不同。清華以母校親情邀請他，他同樣表示了拒絕。最終還謝絕了友人要他去美國、香港講學的勸告，而選擇了留在大陸。
在不願回清華也不願到廣州或台北的同時，吳宓接受了重慶相輝學院院長許逢熙的邀請，在1949年4月底，溯水而行，乘飛機到了重慶，任相輝學院外語教授，同時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
一年後，私立的相輝學院、勉仁學院相繼撤消合併，吳宓被調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數月後，該學院又併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師範學院，在新學校中，吳宓成了歷史系教授，隨後又才調整到中文系。
原以為選擇四川落腳可以安度餘生，結果在西南師範學院的28年，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緊逼。他多次挨批受整，兩次被剝奪授課的權利；「文革」降臨，更是陷入滅頂之災，受盡凌辱和摧殘。
最慘痛的是批鬥「走資派」張永青的大會，拉了十六名教職員參與陪鬥，吳宓名列其中。批鬥過程中，吳宓不斷挨打，昔日的學生竟然用竹條、樹枝抽他，或扔小石子打他。
那段日子，只要造反派想起來了，都會隔三差五的召開批斗大會，走資派和陪鬥的老師就要被拉到台前亮相，接受竹條和樹枝的鞭笞。
1969年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開的中文系第二次批鬥吳宓的大會上，兩個將吳宓押進會場的學生惡意地將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斷，在極為痛苦的情況下仍被強迫跪坐地上接受鬥爭，前後整整三個小時。大會結束，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此後，吳宓全身疼痛，在神智昏沉中，他兩日未飲、未食，即便如此，仍被強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吳宓才隨全體人員回到北碚，乘卡車於清晨7時出發，晚8時方抵達西師校內，下車時已經不能行走，「得人扶掖，且背負至家」。
1969年11月30日，吳宓在《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寫道：「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臥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這樣的報告並未換來憐憫之心，反而招來更為殘酷的折磨，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紅衛兵方才罷手。
吳宓已經了無生意，躺在床上絕食求死，幾個男女紅衛兵將他按在床上，把一根膠管強行塞進他的鼻孔，然後灌入潲水，告訴他說，這就叫做「鼻飼」。
1974年春天，妹妹吳須曼去重慶西南師院探望吳宓，見他窮得像個叫花子，衣服只有兩三套，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沒有，惟一的財產就是佈滿書架和箱桌的中外書籍。一件藍布面的棉襖，上面三十六處補丁。吳須曼回到涇陽後，替哥哥趕製了棉衣、棉褲、被子、毛衣寄往學院。
1975年夏天，吳須曼又去西南師院，發現吳宓行走困難，一隻眼睛已經失明。他不願跟妹妹回陝西老家。他千辛萬苦保存的二十六本《吳宓詩集》被人偷走，有人看見他落實政策補發了工資，知道他嗜書如命，便拿十年動亂中抄走的書稿，以每本幾十元的價格讓他贖回。如此高價回收，再多的錢也不夠支出，每月工資常常即付一空。長期的折磨，使他的神經近乎失去控制，判斷也出問題，重慶鋼廠的兩個無賴，居然用一隻六元的小鬧鐘，換走了他手上價值幾百元的進口手錶。
原本學識淵博滿腹經綸的教授，一旦蒙圈，可以變得非常弱智，完全無知。
又過了兩年，吳宓的生活已全然不能自理。此前，他一度答應要回陝西，但有人捉弄他說：「你吳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後，地痞流氓晚上破門而入，要你拿出錢來，沒有的話，就要殺你。」受此蠱惑，無論妹妹怎樣勸說，他都執意不回老家，直到臥病在床，這才答應回去。
吳須曼去接吳宓時，他唯一的錢就是枕頭下的七分硬幣，只好找學校預支工資購買車票。他在西師工作了幾十年，所有行李只有一個舊木箱，除了幾件衣服，就是幾包日記和殘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吳宓回到老家，暫住在麵粉廠吳須曼的宿舍里。之後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來，吳宓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訴他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示了。」
1977年是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吳宓精神好時，還會常常誦讀幾句英文詩歌。說到高考，自然要談起外語，吳須曼說縣上有的學校如今還沒有開設英文課。吳宓聽說後很是着急，當他知道是缺少外語老師時，激動地說：「他們為什麼不來請我，我還可以講課。」
1978年元月，吳宓病重住院。彌留之際，他多次大聲疾呼：「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
2020-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