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網上爆紅之事，必定有幕後之深意，看不懂這點貓兒膩，還能在中國混嗎？不過，這次「二舅」的騷操作，有點不倫不類，你是想「講好中國故事」呢，還是想樹典型？網上的猜測什麼都有，叫中國人學會當奴隸（魯迅語）、割韭菜樣板、農村要崩潰、經濟出大事了……不過，我看有價值的，反而是中共的old school老招數，還靈不靈驗？正好我這兒有一篇「樹典型」總結，從網上找來的，講的是張海迪故事，她跟二舅至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殘疾人，你說中共這個集團缺不缺德，專樹殘廢人典型，那是故意撩撥天下人的同情心，為它政權服務。】
樹立張海迪典型的內幕
中共建政後，上上下下樹立過無數的英雄模範典型來讓人們遵從，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一九六三年樹立的雷鋒。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當時都出面題詞，致使這個"對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熱，對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二十二歲汽車班長，家喻戶曉，成為中共治下最重要的政治圖騰。這個典型是當時胡耀邦主政的團中央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一起推出的，而與當時全黨全國掀起的"學習毛主席着作"運動相扭結，一浪高一浪，成為後來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順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前提。時過二十年，胡耀邦經歷過殘酷的"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多深刻的反思，但是對於樹立典型，以典型開路動員群眾的政治機制，思想上卻沒有多少變化。
王兆國、胡錦濤上任後，一方面緊鑼密鼓地安排班底，另一方面就是全國範圍內耙過去篦過來的尋找典型。從尋找什麼樣的典型，倒是可以看出他們當時的境界和思路。在他們心目中，這個典型，得是鄧小平前一年所說過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
有理想，當然是共產主義理想；有道德，即公而忘私，助人為樂；這兩條，與文革前並無二致；第四條是有紀律，即要顧全大局，聽從指揮這是針對當時某些青年對現實不滿，時有越軌的現狀而來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條有文化，這或許可以說是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最大區別。中共當權者感覺不能再搞毛澤東的愚民政策，知識在一旦程度上是搞現代化建設所必須的。當然這一條得有其他三條管着。
問題是，這樣的典型，踏破鐵鞋無覓處。團中央排列權衡和比較了當時從各條線索摸上來的模範人物，發現理想、道德、文化和守紀律，往往"極難"並存相信共產主義那一套，又先人後己，捨己為公的，文化卻不高；文化水平高又聲稱願意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為人不怎樣，難以在青年中服人；在青年中享有威信，急功好義，在業務上又很有成就的，卻往往遇事有自己的主見，不是那麼聽話，對於共產主義教條愛問個為什麼。
幸好，得來全不費功夫。山東團省委推薦的殘疾女青年張海迪被團中央選中了。她是少見的"四有"全占上的青年典型,只有一條不足,她是一位高位截癱瘓者。小時候患了不治之症被永遠鎖在輪椅上的張海迪，後來自學了好幾門外語和針灸，僅在農村為農民治病，而且還自己翻譯和寫作了好幾本書。團中央選中她，很重要一個因素是聽說她在山東大學作報告時，上千大學生完全被她征服，佩服得五體投地那幾年的大學生，可是讓中南海的領導人傷透了腦筋，他們居然還有能為之折服的人！
這一炮果然打響，三月份團中央命名張海迪為"優秀共青團員"，舉行表彰大會，把張海迪興師動眾請到北京開大會作報告；五月份，鄧小平、葉劍英、陳雲、鄧穎超等八位元老都應團中央請求為張海迪題詞，黨中央還專門發了中共中央紅頭文件，要求全黨學習張海迪。本來胡耀邦也躍躍欲試擬為張海迪題詞，授意團中央也去請示趙紫陽，好一起題詞，但沒想到趙紫陽提議只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題詞，胡耀邦也就不好單獨題了。
王兆國，胡錦濤乃至團中央，本來與軍隊都沒有多少關係，這對於他們未來從政，當然是不利因素。雖然陳昊蘇和何光暐都是從軍隊來的幹部，但是他們與王、胡關係不是十分融洽，王兆國與胡錦濤很難利用他們這條線與軍隊搭上關係。而前述王兆國對待從軍隊來的宋德福那種態度，更是相當失策。不過，團中央抓住了一個好很的機會與軍隊搭上線，就是宣傳學習張海迪熱潮。當時部隊也宣傳了一個模範空軍某部"幾十年如一日學雷鋒做好事"的油庫主任朱伯儒。團中央邀請朱伯儒與各省市模範一起叄加紀念學習雷鋒活動二十周年的座談會，將之從軍內推到了社會上；而團中央所樹立的典型張海迪，也恰好適合部隊向青年士兵進行宣傳教育的需要，多次被請到部隊作報告搞活動。宋德福當時就是具體組織張海迪到部隊的負責人之一。團中央與總政治部便互相配合，團的報刊用了大量篇幅宣傳朱，部隊也對宣傳張海迪不遺餘力。在團中央負責此事的胡錦濤就與軍隊開始建立聯繫。後來，張海迪這條命也是軍隊救的她住在部隊賓館，在呼吸驟停發作時，解放軍醫護人員趕來搶救及時，才倖免一死。
宣傳張海迪，是王兆國、胡錦濤這屆班子最大的一次手筆，也可以說"共青團派"最重大的一項政治資源。發現和樹立這樣一個轟動全團和全國的堪與雷鋒雙峰並峙的特大典型，王兆國、胡錦濤可以說在中央領導眼裏大大地得了一分！抓住這個典型之後，王兆國與胡錦濤就將自己的命運與這個典型緊緊捆在一起了。
張海迪其人本來並沒有那麼強的政治色彩，她自己作為一個重度殘疾青年，見過父親在政治鬥爭中所經的風雨，由於隨父親下鄉和後來進城之後與待業青年來往，在生活底層掙扎，因此了解一般老百姓對時下政治囗號的反感；後來她曾經對記者說過不希望多提她如何爭取入黨。這說明她對於一個典型如何能讓老百姓接受不致遭到反感和排斥，還是有一種直覺把握的。但是後來隨着她的命運變遷，越來越騎虎難下、身不由己；而隨着地位的提高，她自己也越來越"識相"，自覺配合當局首先是團中央和山東省委對她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