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封城，大搞「動態清零」，即極端清零，天怒人怨。每天呈現的種種人禍，衝突、暴力、飢餓、死亡，震撼了世界，也驚悚了世界。上海人民展開各種形式的軟抵抗、不合作運動，經由文字、錄音、音樂、歌聲，既記錄了歷史，也展現了抗爭。
全世界圍觀上海、圍觀中國，實際上，無論上海還是中國，都成了國際上的一個大笑話。這個大笑話，並不屬於上海市民或中國人民，而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大笑話，具體而言，是屬於習近平的大笑話。因為，所有的荒誕劇，顯然都出自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如果說，兩年前大瘟疫剛剛爆發，中國和世界都還沒有應對的經驗，搞封城模式尚可勉強理解。如今，兩年多過去了，大瘟疫已經以不同變種，流行了好幾波，但中國的應對方式居然一成不變。此時此刻，不能不讓人感嘆古人的智慧，他們早就為今天的蠢人準備了一個成語：刻舟求劍。
習近平刻舟求劍，似乎令人難以理喻。就連上海的一名高中生都明白：「現在在上海死去的人，全都不是死於新冠，而是死於新冠防控。」他因而質問：「他們還把與新冠病毒無關的病當病嗎？還把非陽性的人命當人命嗎？」
如此簡單的質問和邏輯，難道習近平不懂？如果說習近平不懂，難道中共黨內就沒有其他人懂？如果中共黨內有人懂，難道就不能發聲制止？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此：中共制度失靈！習近平大權獨攬，權力傲慢，竟至無人能夠發聲、無人能夠制止。
從武漢、西安到上海，顯而易見，所謂「動態清零」，不僅是失敗了，而且是錯了，大錯特錯了。但在習近平集團的政治高壓下，黨內已經失聲，沒人能夠說出真話；即便有人以不同形式說了真話，也無力改變習近平的錯誤做法。竟任由習近平「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被習近平推到抗疫前線的副總理孫春蘭喊出大躍進式的口號：「讓工作進度超過病毒傳播速度。」正如當年毛澤東的御用文人郭沫若所言：「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我們的筆趕不上生產的速度。」然而，稍具智商者都知道，所謂「動態清零」，極端清零，對大上海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中國各個城市，也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知不可為而為之，習近平為何一意孤行？實際上，習近平已經騎虎難下。如果堅持下去，民怨沸騰，必招致廣泛的痛恨；如果放棄，等於認輸，輸給西方，也輸給黨內政敵，輸給中國人民。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甚至為此賭上了他的政治生命：把病毒清零與他的連任掛鈎。似乎，如能堅持清零政策，他就能連任；如果中途放棄，就等於放棄連任。
對中國而言，一黨專政橫行大半個世紀，已經是這個國家的失敗；對中共而言，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一度確立「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到習近平上台，竟輕易推翻，輕鬆復辟一人獨裁，則又是這個執政黨的失敗。就在內政外交空前潰敗的此刻，如果習近平竟然能在今年中共二十大上強行連任，更是這個百年大黨的徹底失敗。
在習派御用學者那裏，把中國防疫模式定義為「動態清零」，把美歐防疫模式定義為「躺平」（與病毒共存）。選擇清零還是共存？習派御用學者上升到鬥爭高度，喊出：這是「制度之爭、國力之爭、治理模式之爭、甚至是文明之爭。」而在習近平本人看來，除了權力連任的政治盤算，還有意識形態的盤算：放棄「動態清零」，就是放棄中國模式，就是默認美歐模式；默認歐美模式，就是默認中共制度失敗。
但弔詭和反諷的卻是，習近平得以獨斷專行、一手遮天，恰恰就是中共制度的失敗！完整地說，恰恰就是制度失敗、國力失敗、治理模式失敗、甚至是文明失敗，如果還談得上有某類特殊國情的所謂「文明」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