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那麼「取之於行政，還之於行政」，國企的稅率高，並不令人意外。
因此，司馬南對「國企改革存有很大問題，國企而非民企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進行論證的方式，可謂是完全不負責任。他得出的結論，對民營經濟來講，更加不公平，不具有任何參考價值。
其實，民營經濟究竟應該處於何種地位，在今年9月份的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致辭時便已說得很清楚：
「民營經濟為我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
要知道，中國的民營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後才初步建立，時至今日，也不過出現了40多年而已，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然在方方面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9月25日，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向社會發佈「中國企業500強」名單中，前10名全都是國企，民企排名最高的是第13名的華為。圖片來源：中國企業報
可是，對於如此重要的民營經濟，許多人不僅沒有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甚至還仍舊帶着偏見與敵視的眼光去看待它們。
當然，這與人們的心理認知有關。
從古代到現代、東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包括那些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孔子對於商人都沒有什麼太好的評價。
《聖經》中說「愛錢是萬惡之源」。「重農抑商」的政策幾乎延續了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士農工商」中，商人永遠排在最後。
哪怕到了當代，人們在新聞、電影、各種社會問題當中，看到的民營企業與企業家的形象，也大多是負面的，「無商不奸」「資本家壓榨工人」的說法流行於整個世界。
但這種心態會帶來許多問題，人們往往過於重視企業所有者的個人利益如何，而忽視了民營企業在經營中所創造的社會價值。
正如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是什麼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一文中提出的：
「一個自然的問題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企業家在做什麼？是在創造財富，還是在以尋租的方式分配財富，將社會已有的財富據為己有？」
張維迎，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著有《價格、市場與企業家》《中國改革30年》《市場的邏輯》等。
張維迎的判斷是，多數民營企業在創造價值、創造財富，否則沒有辦法解釋，為何中國經濟能持續多年的高增長，為什麼中國人均GDP可以從300美元增長到10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然而，即便民企的作用重大，它卻依然要受到許多人的敵視，更要長期承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
一方面是行政壓力。
由於官員手中掌握的裁量權很大，使得企業活動常常受限於行政許可。很多企業家在應對市場風險的同時，還要忙於應付行政問題，疲於奔命，很難將全部精力放在創造價值的市場經營上。
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國企。
國企和民企間的競爭，從來不是公平的，國企享有許多政策和法律賦予的特權，而民企在融資、市場准入等方面，始終遭受法律或行政上的區別對待，這使得民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腳。
可反過來，擁有法律和政策賦予的排他性地位的國企，經過大量研究證明，在效率上難以與民企抗衡。
一些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落敗，按照正常的市場規律，本應被淘汰，卻仍舊依靠行政補助而苟延殘喘。
部分國企利潤高，甚至進入到了世界500強企業的行列中，但核心原因並非是企業的技術先進或產品優異，而是由於行業壟斷地位，或擁有許多免費或低價資源的使用權，從而在成本上大大領先於同行業的其他企業。
這也是為何許多人都在呼籲，要進行「國企改革」的原因之一。
此外，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很大程度上也與國企有關。
過去30年間，中國的高增長建立在低勞動成本、出口導向的基礎上。隨着勞動成本增長，出口愈加困難。因此，就要求中國企業必須將重心轉移到創新上。可國企由於自身的特性，很難具有創新性。
因而，這一轉變能否實現，起決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民營企業。否則，一個創新性不足，勞動力又不夠廉價的國家，在未來必然會面臨競爭力不足而被淘汰的問題。
這些因素，再加上少子化與老齡化等不斷加劇的問題，便使得通過改革國企、鬆綁民營經濟來釋放市場活力，變得越發刻不容緩。
2010-2020年間，中國總人口與出生率統計。
因為究其根本，這樣的做法是在將資源配置到對國民財富的積累、對國家的經濟增長最好的地方，是為了使全民的總體財富能夠得到更大的增長。就像張維迎所言：
「考慮到中國改革的不確定性，其他的未來場景也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民企不能成長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我相信中國經濟會在將來遇到大麻煩。」
它關乎的並非個人利益，也非行政權力，而是全體人民的福祉與國家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