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時值文革爆發60周年，結束50周年。關於文革的討論，在中國的防火牆外一片熱鬧，但在中國國內，官方媒體上一片沉默，社交媒體上也幾乎無人敢談起——相關的獨立聲音很快會被刪除，文革依然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敏感話題。這也從側面證明，文革後的所謂「撥亂反正」，更多只是一個官方術語，並未在現實政治中得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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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漢學家Daniel Leese在其德語著作《毛澤東的漫長陰影：中國對待過去的方式》Maos langer Schatten. Chinas Umgang mit der Vergangenheit 一書中，把毛澤東去世（1976年）後的十年，描述為在司法清算、平反賠償和新一輪鎮壓中走鋼絲。他指出，一個獨裁政權正視自己的罪行是不尋常的情況，其目的可能是為了創造一個更公正的社會，但核心目標仍然是繼續掌權。Leese說，1976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種文化大革命不會捲土重來的敘事，以此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今天，關於文革的這種（反思）敘事已很少看到，人們只關心當下的政績和黨輝煌的過去。

中國學者宋國慶曾借用「轉型正義」的框架來理解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他將轉型正義分為：追溯正義（retroactive justice）、修復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懲罰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和歷史正義（historical justice）等。追溯正義指追究前政權的非法暴行和濫權行為；修復正義主要是指對受害者實行經濟、心理等諸多方面的補償；懲罰正義指對施害者的刑事懲罰及其他懲處；歷史正義是指對歷史真相的挖掘和揭示。

從中國的歷史事實看，中共開始「撥亂反正」後，首先處理任的任務是平反冤假錯案。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開始處理全國的冤假錯案。根據宋任窮回憶，到了1982年，全國複查平反被立案審查的幹部230萬人，集團性的冤假錯案2萬件。但許多平反已經來得太遲，當事人已經被迫害致死。

文革造成的實際死亡人數至今未有官方記錄。史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著有《1966-1971年中國的叛亂與鎮壓》一書。他系統性收集了2213個縣市的地方志，

估算出1966年-1971年之間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有110萬-160萬，2200萬-2300萬人受到迫害。

根據中國最高法院的官方數據，文革十年，司法機關審判了40萬件反革命案件，105萬件普通刑事案件。最高法院承認，前者基本都是錯判，後者有10%為錯判。1978年，中國各級人民法院開始糾正冤假錯案，與此同時，新的冤假錯案也同步被製造。1977年發佈的「六號文件」，提出「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在四人幫已經被逮捕的1977年-1978年，中國又判處了3.3萬件反革命案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此時並沒有結束。

比如江西女工李九蓮，她因反革命罪在1975年被判刑15年，1977年，因「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被判死刑，1977年底被槍決後拋屍荒野。1978年，為李九蓮鳴冤的女教師鍾海源也被處死。直到1980年底華國鋒下台，這些案件才得以平反。

 

導演徐星在紀錄片《罪行摘要》中走訪了14位在文革中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的農民，無人得到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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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文革冤案的平反，當時，更多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寫信上訪、要求平反。 土改、整黨、鎮壓反革命（毛澤東決定按千分之一的比例殺人）、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四清運動……建國後的政治受害者不計其數。

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中組部《關於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處理意見》。《意見》認為文革前處理的案件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和基本正確的，與文革大量冤假錯案「有原則的區別」，如果不加分析通通重新翻騰一遍，「勢必造成是非不清，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也會脫離黨內外廣大幹部和群眾」。

中共一開始就對文革前案件的平反做出了限制。所以，儘管1957年反右運動中五十多萬右派，在1978年幾乎全部「摘帽」，也仍然留下了97人不予改正（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五個著名右派）。對於右派所用的詞語是「改正」而非「平反」。1978年12月，鄧小平表示：「1957年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但後來擴大化了。」法學家郭道暉頗為諷刺地評價：擴大化5759.1354倍，錯劃比率佔99.99%。所謂「必要性」只佔萬分之1.736。

對於文革冤假錯案的受害者，並沒有系統性的國家賠償方案。宋國慶引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撥亂反正：中央卷》數據，顯示，隨着受害者的廣泛申訴，中共政府後來為50多萬平反幹部補發了10.1億元工資。對受迫害的「民族資產階級（即被認定的中、小資本家）」，在經濟上的退賠和補充也比較徹底，發放了被查抄、凍結的存款和工資。中共統戰部的數據顯示，截至1984年，退賠約300萬兩黃金、700萬兩白銀、15萬件金銀製品和800萬枚銀元，按上繳銀行時的牌價作價退還；退還被查抄尚存的350萬件文物、字畫、珠寶、玉器、工藝品和264萬冊私人圖書。

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賠償，也讓黨內外許多人感到不滿。黨的統戰部為此特別發了文章解釋：國民經濟恢復發展需要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積極性，需要他們一切有用的技術專長和企業管理經驗。

相對地，農民受害者，還有很多的普通受害者，幾乎沒有獲得任何賠償。導演徐星在紀錄片《罪行摘要》中走訪了14位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的農民。當年他們被放回家後，找過當地政府，政府給出的回應是：現在國家被「四人幫」破壞得厲害，全國都這樣。國家有困難，你們要體諒。等國家好了，會慢慢處理。但2010年，浙江省再次拒絕了他們的賠償申請。

除了對受害者的平反和賠償之外，當時所謂撥亂反正的內容還包括對施害者的懲罰。

宋國慶在文章中指出，中共用人事清查和司法審判的方式對文革施害者進行懲罰。人事清查具體指的是對「三種人」的清查，即「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鄧小平認為這三種人不能留在黨內繼續擔任公職。到1987年整黨結束，全國（不包括廣西）共清理出「三種人」5449名，犯有嚴重錯誤的43074名。廣西是文革受害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也是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嚴重的地方，廣西清理出嚴重違法亂紀分子27919名，犯有嚴重違法亂紀錯誤的13154名。當中25000多人被開除或清理出黨，其餘被紀律處分、判刑或免予處罰。

當時的司法審判，主要是兩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兩案審理的過程中，全國立案審查了48萬多人，其中2萬多人被判刑。經「兩案」審理定為犯嚴重錯誤的有1.45萬人。

總之，根據官方記錄，1983年全國整黨前因文革問題立案審查人員達48萬人，其中受到各種處理的人員21萬人（2萬人被判刑）。1983至1987年整黨期間，全國又處理近9萬人。兩項相加，總計有30萬人因為文革問題受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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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亂反正最重要的是「歷史正義」的問題，即文革的歷史真相是什麼，誰應該為文革責任（如何評價毛澤東），文革會不會捲土重來？

在這些問題上，中共在當時就表現出了對歷史和公正的迴避。1980年5月，在為劉少奇平反的追悼會上，鄧小平發表的悼詞，特別提到「劉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點和錯誤」，這被黨內不少人認為是對毛澤東錯誤的護短。

在準備第二份歷史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也提出，對歷史問題，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而之所以不願意徹底否定毛澤東，也源自對蘇聯的經驗的學習。1978年，鄧小平說：「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願意干赫魯曉夫那樣的事。」他指的是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事情。

同樣，在審理「兩案」過程中，為了撇清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責任，彭真定下的方向是只審罪行，不審路線。因此，在寫起訴意見書時，有13件無法和毛、周分開的事情（包括劉少奇的定案等），都沒有寫進起訴意見書里。

1981年通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正式將文革定義為一場內亂，並承認這場歷史不義的主要責任主要在中共的領導人毛澤東。但同時，這份決議更強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造成的破壞，以及「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也明確表示，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意識形態旗幟不變。

至此，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撥亂反正」就告一段落。從前文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迫害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人冤死，有多少人受到審判和懲罰等涉及歷史真相的問題上，中共仍然沒有開放足夠完整的檔案進行研究，也沒有足夠權威的官方報告。在歷史責任的追究上，強調的是所謂向前看，對塑造集體記憶一事，如今更是避之不及。

直到2013年，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強調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2021年推出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只是輕輕帶過。儘管官方文件上目前仍然是否定文革的態度，但近年來，事實上對文革的研究、報道、討論已經成為重要禁區。與此同時，年輕世代對文化大革命的浪漫想像和嚮往，也成為新的潮流——這一切，其實都是互相關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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