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英格蘭足球隊與冠軍寶座失之交臂，令全英格蘭人扼腕心碎。這55年才來一回的決賽資格，其歷史意義席捲了全英格蘭。賽前，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首相約翰遜均對足球隊表達了其良好祝願。我在英國17年，從未認真關注過足球，此次亦被捲入，而且意識到這是繼脫歐和抗疫以來的第三次觀察英國社會團結的最好案例。
各國常用且有效的團結國民的方法是：對共同敵人的恐懼（如外來侵略和病毒），製造共同目標（如偉大復興），偉大的成就感（如體育奪冠），等等。常用的手法有愛國主義教育、塑造共同價值觀（如自由）等。
雖然英國建國歷史只有1000多年，但其政治領域的進化速度是驚人的。中世紀時代，宗教是團結國民的神聖思想武器；進入17世紀後，愛國主義曾經通用，但在18世紀後逐漸在很多時候被視為貶義詞；21世紀後，據我對脫歐（2016-2019年）、抗疫（從2020年到現在）以及剛剛結束的2020年歐洲杯的觀察，自由、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和足球是團結英國的最有效的名詞。
在中世紀的歐洲，人的社會被「神高於人」的狀態取代，包括國王在內，所有國民都成了上帝的子民，所有事情的對錯與正義，上帝都是最高裁決人，而且行為好壞直接關係到死後的榮辱（天堂或地獄）。這樣的宗教式團結手法，極少在中國社會出現過。這很有效：誰敢拿自己的生後事去違抗上帝？羅馬帝國在立基督教為國教之時，或許不會想到此後教皇地位將超越各國國王，成為王上王，以上帝的命令對眾生加以挾持。
但英國人很快做出了自我拯救，首先是國王敢於和教皇叫板。16世紀，亨利八世取消了和羅馬教廷的關係，自立國教。在我看來，這是英國最終能夠成為第一個原發性現代民主國的重要原因之一。自來自法國的諾曼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奪得王權，將歐洲大陸的封建制度和文明帶入英格蘭以來，英格蘭王朝雖然名字換了一個又一個，但和中國的王朝更迭全然不是一回事。因為中國的王朝更迭是換了江山的家族和主人，無論出身，農民亦可，而英國今天的伊麗莎白二世，按血緣算，是近1000年前的征服者威廉的後代。在歷史上的很長時間裏，英國國王的合法性來自於教皇的確認，只有有國王血統的人，方有資格封王。過去1000年裏，貴族和平民均認可這規矩，頻繁出現的通過農民起義能成為皇帝的中國現象，在英國從未出現過。英國歷史上農民起義較少（這與宗教推行慈善而慈善照顧了窮人的吃住、教育與醫療有關，社會很少陷入將窮人逼入絕境的狀態），農民與普通貴族也不會有非分之想，認為自己可以做王。
然而，普通貴族與平民雖然不能做王，但能夠分權。英國的民主一直踐行這個原則。英國王室比歐洲哪個王室都幸福，不僅至今仍然在，而且在全球享有高度尊榮。但當代王室幾乎完全沒有政治權利，就算有，也自覺不使用。這樣的權力分享和和平轉移是如何發生的？首先是貴族也許從王室和教皇叫板中得到啟發，敢於想像並實現權力的分享和轉移，最終貴族利用了光榮革命（1688-1689年），成功將權力轉移至議院。20世紀（尤其二戰）後，人民又成功地將貴族的權力幾乎完全沒收，轉移到自己手裏，成了今天英國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民主。
英國的這種自發性民主，全世界獨一無二。而這種「不爭王，但分權」做法背後的原因，與liberty/freedom一詞直接相關。Liberty/freedom一詞翻譯成自由並不妥當，因為遠未能表達其真正內涵。以我目前的水平來理解，liberty/freedom是英國人百年流傳下來的思維與行動慣性，即權力屬於人民，要時時預防和杜絕政治人物利用任何機會把權力從人民手裏重新奪回的舉動，亦即權力分享和轉移的歷史正當性方向是由上至下，要防止方向倒轉，由下至上。丘吉爾被視為英國人的國家英雄，不單在於他團結英國人打敗了德國納粹，還在於他為英國人贏得了自由，而自由在這裏不單指國家安全和行動、思維上的自由，還包括對獨裁者的強烈憎恨與反對，因為獨裁者是英國自由的敵人，是自由被毀滅後的悲慘結局。
而令我最終懂得「自由高於生命」的意義的，就是英國這場死亡人數超過12萬的抗疫。我意識到NHS能夠成為團結英國人的旗幟，亦是通過疫情。NHS是英國人的國寶，服務優質，且完全免費，令所有英國人，無論貧富，均無需擔心住院醫療費用。NHS是英國抗疫主將，深得全民尊重與支持，在通過慈善積極為NHS籌款的過程中，英國造就出了百歲湯姆上尉成為國家英雄的奇蹟（見《百歲湯姆上尉辭世，英國近千年慈善傳統如何助其成為國家英雄？》
。目前已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英國成年人完成了兩次接種。英國人接種熱情高漲，令英國能夠在7月19日重新恢復正常生產與工作秩序；而接種熱情高漲背後的原因之一，是為了支持和保護NHS。
足球是第三個可以團結英國（細緻地說，是英格蘭）的法寶。因為英國的特殊性，足球在英國分為英格蘭隊、蘇格蘭隊、威爾斯隊和北愛爾蘭隊，以英格蘭隊最為出名。足球團結全英國的能力比自由和NHS要弱，因為必須細分到各個小nation（國）。輸給意大利隊後，英格蘭隊教練索斯蓋特在新聞發佈會上的那種負荊請罪的自責，令國民失望後難受到「腸子都要悔青」的痛苦，令我重新審視這個曾被我視為商業娛樂的足球業：它除了承載商業功能，還承擔了英格蘭人自發的愛國熱情與驕傲。
而正是這自發的愛國熱情，令我倍感好奇。此前我只懂得愛國熱情需要愛國教育來培養，英國的生活令我發現此地沒有愛國主義教育。我曾經在Facebook上建議英國人需要培養愛國主義，後來發現那帖子只展現了我的無知。因為英國在18世紀就拋棄了愛國主義教育的政治秀，約翰遜博士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在英國已傳頌了兩百餘年，令愛國主義一詞最終在很多時候成為貶義詞。「足球類似現代英國人的宗教」的判斷，並非空穴來風，的確符合事實。
英國政治與社會的發展與進化水平很高，甚至高於美國，往往超出我從前的知識水平與理解能力。對英國的理解，我需要繼續深入與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