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娟這個摘帽右派的家屬，因出身好，領導運動的人不像鬥爭曾秀梅那樣，隨便找一個「詞兒」可以「加罪」，過一過批鬥遊戲的癮。要找「詞兒」批鬥王雯娟還怕惹上了打擊貧下中農子女、實行階級報復的罪名，特別是那出身不好的領導和跳樑小丑們，不好給王雯娟定位，是把她當貧下中農呢？，還是把她當右派家屬？儘管如此，王雯娟仍受到種種歧視和打擊。結婚一年後，她再不是學校的積極分子，什麼積極分子會，她都不能參加，她是右派家屬，能不泄密嗎？什麼先進工作者也不能評，工作好，教學好，也不行。她是一個喪失階級立場的人。不久說是調整民辦教師，取消她民辦教師資格，回農村生產。王雯娟在愛情上大逆不道，敢做敢為，但在組織決定上，她是老實巴交的，她沒抗爭，回家去當貧農，參加生產勞動。但她是啞巴吃湯圓心中有數，為什麼不能當民辦教師，不就是嫁給了右派！她未和林特商量，做出了一個不給自己留下撤退後路的決定，不生小孩了，她設法絕育了。像一支赴湯蹈火的軍隊，在穿過橋樑後，炸橋衝鋒，只有前進，沒有後退的動搖，她決不退出自己佔領的愛情高地，她不放棄，她決心死守一輩子。看你還把我開除到什麼地方去？不就農村嗎？農村啊，是億萬農民的家園，也是一切有帽子的人的集中營，動不動就往農村趕，地富反壞右趕到農村，不法資本家趕到農村，四不清的幹部趕到農村，億萬知識青年也下農村，城市失業人員到農村去……，美其名曰：「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其實「村苦農民窮」，這些人不可能在農村自食其力，終年勞動，連口糧都掙不回來。王雯娟的右派妻子身份，不知不覺地株連到兩個人身上。大弟65年高中畢業，就是為姐夫是摘帽右派的社會關係，政審未能過關而不能上大學。二弟67年要入伍，也是同樣的原因而未能參軍。王雯娟的災難不聲不響地潛入娘家，王雯娟更加認為實施絕育決定是完全正確的，怎麼能有孩子呢，怎麼能把災難延伸給子女？別說貧農根紅苗正，貧農也沒有結婚的自由。王雯娟有切身感受，和林特結婚沒有誰爭奪誰的問題，沒有誰演變誰的問題，真的不存在階級鬥爭的反映，不存在階級立場問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句話是對的，我們的結合是人性相愛的結果，是有緣有故的，我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恨，扯到階級立場上就是欺世整人。王雯娟在農村勞動了十多年，內心是痛苦的，還不到四十，頭髮已出現了白絲，這是一個貧農姑娘精神創傷的痕跡。
1978年林特改正了錯劃的右派，不久入了黨，當上了一個中學的領導，王雯娟又做起民辦教師，現已退休，沒有子女，清晨，兩老常一起到公園晨練，享受着民間的平安。
（四）萬曉秋與嚴一忠，
都是貧農出身，嚴一忠的父親是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他56年參加工作，57年十八歲時劃為右派，人雖然長得很帥，因為是右派，一直未找到人結婚。61年國慶節時，他摘掉帽子。65年，經人介紹與萬曉秋談戀愛。萬曉秋也是貧農姑娘，一個高中落榜的學生，在農村生產勞動。嚴一忠告訴萬曉秋，他是摘帽右派，現在一所小學教書。萬曉秋說：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你怕什麼？我不會嫌棄你！萬曉秋不懂得摘了帽子，還有摘帽右派的後患，嚴一忠也不懂這個後患。他們不知道摘帽右派的帽子是難摘的。
他們在65年就結婚了。萬曉秋是高中生，身材窈窕，姿色美麗，文質彬彬，性情溫和，雖然成了摘帽右派的妻子，人們還比較喜歡她。學校遇有教師產假事假就請她代課，慢慢就成了長期代課教師。66年生了一個兒子，日子過得風平浪靜。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戰線出現了一個「侯王建議」：一個姓侯的小學教師和一個姓王的小學教師，向全國發出一個建議，建議所有老師一律回原籍任教，接受原籍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一建議被媒體廣為宣傳，被報社肯定為是個革命的建議，因此中小學老師（除學籍在城市的）均解散回原籍。嚴一忠所在學校教師進行大換班，嚴一忠是城市人，無農村原籍，被派到鄉下小學，萬曉秋沾了貧農成分的光，留她到城關大隊一所小學當民辦老師，由代職變成專職。萬曉秋真是感激涕零。萬曉秋在城裏，嚴一忠在鄉下，兩地分居。一位領導經常找萬曉秋談話，關心她的生活、工作、進步，希望她好好聽黨的話，站穩階級立場，爭取由民辦轉為公辦教師。萬曉秋把他當成黨的關懷，嘗到貧農出身的甜頭。一天晚上，那個領導對她說：「你年輕貌美，為什麼找一個右派分子？要想今後能有什麼前途，你和嚴一忠離婚才有出路，我幫你介紹一個，保你能轉正……」萬曉秋這才晃然大悟，為什麼她能留在城關？為什麼叫她站穩立場？她想，嚴一忠和我結婚，他沒有騙我，也沒有給我許過願。這位領導這麼關心，這麼許願，不是出於關心貧下中農子女，也不像是代表黨的關懷，她感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想把此時的想法馬上告訴嚴一忠，徵求他的看法。萬曉秋有了這個認識，是從幼稚憨厚走向成熟的一次飛躍。她想：「依靠貧下中農」，「貫徹階級路線」，「聽黨的話」的領導者們，大有水貨，她有些害怕了。她想：嚴一忠一個貧農的兒子，怎麼會劃右派的？還不是這些所謂「聽黨的話」的領導者們引蛇出洞引出來的？萬曉秋更同情嚴一忠了，和他的距離拉近了許多。
67年嚴一忠在鄉下小學出了大事，他奉命刻寫鄉土教材時，把「打倒劉少奇」誤刻成「打倒毛主席」。這還得了，嚴一忠因此事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嚴厲的批鬥，上綱上線的發言絕大部分是引用的最高指示，如「敵人不打他是不倒的」「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就會興風作浪」……嚴一忠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放在一個生產隊交群眾管制勞動。萬曉秋從右派家屬升級為反革命家屬。比常人要矮三截，她見了熟人拐道，出門就低頭。勸她離婚的人不止那位領導了，也有她的同事，也有管理學校的貧下中農，還有人敢於給她介紹新對象，搞得她焦頭爛額，心力交瘁，怎麼辦？她迷惘苦悶：我已經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妻子，離了婚，這個社會關係離得掉嗎？為一個反革命的妻子作介紹，與一個反革命的妻子結婚，他的革命立場何在？為什麼他們就不怕喪失立場？記得老家有一位鄉長與一個地主婆結婚，不是被撤職了嗎？他們哪是關心我？哪是講階級立場？我不能再錯了，離婚比不離婚更複雜可怕。我怎麼辦？勸離者、介紹者都只圖一時的痛快，他們是不負任何責任的，我要對自己負責，對兒子負責。萬曉秋決定死不鬆口，冷靜觀察，獨立思考，警惕「勸降」者。背後議論紛紛揚揚，有的說她「苕」，有的說她頑固，有的說她活路不走走死路，有的甚至向她身上潑髒水。萬曉秋忍着，裝着沒聽到。更可怕的是騷擾。支部書記、民兵連長、大隊長、小隊長、會計這些土皇帝，地頭蛇，他們是小學的領導者，經常在酒醉之後，特意到萬曉秋的宿舍坐一坐，喝喝茶，說些粗魯下流的話，挑逗取樂，有時還對萬曉秋動手動腳。這些人都是黨的幹部，都是抓階級鬥爭的人，一個個都暴露出的邪惡嘴臉，誰也得罪不起。萬曉秋知道：「此地不留人」，只有回到娘家去。
她平靜地向城關鎮政府遞交了辭去民辦教師的申請書。鎮的一位領導說：「你為什麼辭職？大家這麼關心你，你應感謝才是……」萬曉秋把多次受到騷擾的事說了，領導說：「勸你離婚，你不聽，你離了，跟某人結婚，誰還敢惹你！」萬曉秋說家裏父母有病，我只得回娘家盡孝，她不辭而去了。萬曉秋回到娘家，家鄉人安排她到本村小學當民辦教師，她一直干到1978年，等到嚴一忠右派問題改正。嚴一忠「改正」後的第三年入了黨，在一所學校當校長。他多才多藝，對學校管理、語文教學頗有研究，名傳一方。
（五）付德喜與李桂枝。
付德喜貧農出身，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劃為右派，處分最輕，是「留用察看」，戴帽當教員。他的愛人叫李桂枝，是一個農村姑娘，貧農成分。她不知道付德喜犯的是「反動派」的錯誤，所以沒有和他劃清敵我界限的意思。星期日付德喜常常不能回家，她還很思念。1959年饑荒時，付德喜出事了，犯的是偷了八斤「糧票」。右派分子偷「糧票」，是罪加一等，立即被公安機關抓捕，關進看守所，李桂枝這才知道戴帽問題的嚴重性，她去看守所探望付德喜，付德喜告訴她：「我沒有偷食堂的糧票，全是誣陷的。」李桂枝說：「搞清楚了，你就回家當貧農，不去教書了，這樣可以不戴右派帽子，種田只用戴草帽子，草帽子輕得多」，一個認字不多的貧農少婦，把草帽和右帽混淆了。有了少妻的幽默和寬容，付德喜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決心聽妻子的話，只要走出看守所就回家，不要「留用察看」了。付德喜被當作盜竊犯在看守所關押了三個月，他始終不承認偷了八斤糧票，學校又拿不出證據來，只是推定是右派分子在破壞。因為出了任何事，首先要有階級觀點，要懷疑階級敵人破壞，先抓人，再落實材料，這是歷次運動的鬥爭經驗。這個經驗在歷次運動中製造了不少冤案。
付德喜偷糧票的材料不能落實，公安機關只得要學校把人先領回去管制，付德喜回校後，破衣爛衫，瘋瘋癲癲，誰也沒理他，他當晚就自動脫離了「留用察看」的工作，偷偷回家了。李桂枝幫他洗澡更衣，支持他不工作。倆人一塊當農民。一次，鄰居的雞下蛋了，可是蛋不見了。一個雞蛋不見了，對農村婦女來說是大事，是糾緾不放的大事，她指桑罵槐地說：「在學校偷糧票，回家又偷我家的雞蛋，真不要臉……」。李桂枝絕不示弱：「你罵誰？誰偷糧票？誰偷你家的雞蛋？我們都是貧農，我們不怕你。」鄰居說：「付德喜不是貧農，是右派！不要臉的右派，你也不要臉，找個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的臭婆娘還不老實，不低頭認罪是沒有好下場的……」
這是李桂枝作右派妻子第一次受到的欺凌，她氣極了，她說：「笑我找一個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怎麼啦，全生產隊只有一個右派，我就挑選他，我是百里挑一，你不服氣，右派分子還不會要你這樣的潑婦做老婆……」
李桂枝這一番出格的話，匯報到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成了美化右派，右派要翻天了的現行反動言論。黨支部要發揮戰鬥堡壘作用，決定組織一場鬥爭付德喜的大會，李桂枝陪鬥，打掉右派分子翻天的囂張氣焰。
發言的此起彼伏，言詞短促激烈，雜有呼吼、恐嚇，謾罵侮辱……使李桂枝憋氣的是，不允許辯解，不允許強嘴，所有不實之詞都得全盤接受，只許可鬥者胡說八道，被鬥者是無發言權的。這是一個貧農姑娘所受不了的。怎麼搞的？叫付德喜不教書了，回家當貧農，反而連自己也當不成貧農了，這是什麼世道？此次鬥爭會後，群眾的鬥爭性調動起來了，階級覺悟大為提高，再沒有人和李桂枝說話、逗趣、開玩笑了，李桂枝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一個單純、幼稚的姑娘，她的貧農優越感、光榮感，被群眾打得落花流水，她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李桂枝也曾想離婚，只有離婚才能當貧農，才能恢復優越感和光榮感。但是她娘家的爹媽不同意，勸李桂枝要忍着，不能在人家倒霉時甩人家，人是有起有落的，誰都不能說一生走紅。
1957年全校教師在第一中學大鳴大放時，我去看過他們的大字報，付德喜寫了一副對聯：「豐衣足食八尺布，人面桃花四兩油」。因為對聯為農民說了實話，付就成了右派，我看這不是反動言論，我就有這思想，我們農民只有八尺布，還沒有四兩油，確實是太少了。讓農民能夠多點布，多吃點油，怎麼能算是反動思想呢？但我沒有往外說，付德喜錯就錯在不該說，悶在心裏就好了。
全國有右派成千上萬，他們都有愛人，也是成千上萬，這不為丑，慢慢過日子，認命，大家能過日子，你也能過的，不能甩人家，嫌「黑」附「紅」才不道德。「黑」與「紅」是人們隨意說的，今天可以說你是「紅」，明天也可說你是「黑」。今後的日子還長，少說話，少逞能。付德喜很聰明，懂水會電，又會砌灶節能，有文化，什麼技術活也一學就會，只要勤勞，餓不死你們。由於爹媽反對離婚，李桂枝心中壓抑，身後常有人戳背脊：不要臉的東西，右派臭妖婆……她由優越走向自卑，漸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間歇發作。
有一次，她間歇精神病發作，拿起「扁擔」，追打生產小隊長。付德喜抱住李桂枝，背回家才沒有釀成災禍。二十餘年，付德喜與精神病患者李桂枝相依為命，直到1978年改正。1988年，付德喜走上了一所重點小學的領導崗位，擔任教導主任，他多才多藝，嫻熟琴棋書畫，常組織少年過夏令營、冬令營生活。李桂枝是副主任的老婆，那個丟失雞蛋的鄰居的孫子要上重點小學，死皮賴臉地求李桂枝說情，請她幫忙，李桂枝終於又變「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