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要有集體記憶的，是要有歷史回憶的，經過去年五十周「反右鬥爭」的紀念活動，有些掙扎在知識分子最底層的右派小學老師被人記起來了，可是，他們的妻子，卻被人忘了，很少有人回憶起她們的遭遇、痛苦和受到的歧視，這裏介紹的五位右派先生都是我五十多年前在湖北武昌縣師範的同學，畢業後紛紛到農村各小學當老師。和我一樣，都成了右派分子。他們有的是先結婚，後當右派，有的是先當右派，後結婚。他們的妻子都是我的嫂夫人。她們都不和丈夫離婚，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忍辱負重，伴隨着自己的丈夫走過了漫長的隧道，真不容易，真是連累了她們，苦煞了她們，我通過此文向這些嫂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劉煥生與汪小玫
1951年結婚，至57年時，已有三個小孩子，大的6歲，老二4歲，小的只有2歲，五口之家靠他們夫妻倆在湖北武昌縣林湖小學教書維持生活，倆人的月工資加起來只有66元，每人平均生活費只有12元。劉煥生劃為右派後，被學校開除，回老家交生產隊管制勞動改造。此時，汪小玫僅靠月工資34元維持四人的生活，每人平均生活費只有8元。劉煥生成了「新中國」的敵人，誰都要和他劃清界限，妻子、兒女都是不准許有親情的，只有隨時警惕他，一發現有反動言行就要揭發他或和他離婚，才能算有覺悟，否則就是與敵為伴，就會成為「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就興風作浪」的「一小撮」。
汪小玫已37歲，有幾分姿色，身材瘦小，她一個人拖着三個小孩，居住在校。1959年正是大飢餓的頭一年，汪小玫及三個孩子，一天三餐靠稀飯及豆渣、野菜、南瓜等代食品充飢，四口人一個個都消瘦下去，然後又浮腫上來，種田的農民都沒有辦法填飽肚子，她有幸的是吃商品糧，她本人定量21.5斤一月，三個小孩平均每月10斤，共計51.5斤。平均每人每天有4兩口糧，沒有餓死，真是萬幸。為了維持生存，迫使她在晚上9點下班後，踏着月色去野外挖野菜。等到收麥收稻時，她就到田間地頭撿遺漏的麥穗和稻穗。回家後，偷偷在房間搓下顆粒，一粒粒的積累，一粒一粒地弄熟，讓子女們狼吞腹中，真是「一米渡三關」。汪小玫這樣做的次數多了，「久做必犯」，終有一日敗露了。一天晚上，校長從一位林支部書記家喝酒後回家，路過田間發現有人拾稻穗，其形似汪小玫，這樣，汪小玫夜拾稻穗的事就被校長逮個正着。這還了得，校長從汪小玫的手中奪下一把稻穗，這是鐵的證據，無論汪小玫怎麼乞求，都不能寬容。第二天就組織了批右派家屬汪小玫的鬥爭大會。罪名是偷盜人民公社的糧食，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階級敵人頑固不化，罪該萬死。校長發動學生撕破了汪小玫的衣衫，扯亂了她頭髮，要她跪下。汪小玫萬口難辯，人贓俱在她只得跪下，軟癱在地上，校長說她裝死耍賴，用腳踢她，她肉體傷了，心靈傷了。三個在校的小孩也哭着來了，他們只曉得喊：「媽媽呀！媽媽呀！……」。這樣，鬥爭會不好進行下去，只得命令她回去寫檢討、寫交代。到了1958年，她白天上課，晚上和師生們一道參加大辦鋼鐵，有時是通宵達旦。「大辦鋼鐵」是全民運動，是政治任務，誰也不能說有事請假，誰也不能說疲倦，只能表現出「幹勁沖天」，她哪能料理三個在七歲以下的孩子？晚上他們困了，只能和衣而眠，要拉尿，就床而撒，汪小玫的母愛，隱痛是不能流露的，否則就是反抗「大辦鋼鐵」，最輕也是「消極怠工」。當師生們為了表現「幹勁沖天」，大話、假話滿嘴飛的時候，汪小玫是不敢插嘴的。她怕說錯了，總是三緘其口。但還是惹禍了，校長認為汪小玫沉默寡言、疲憊不堪是一種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是對抗`、仇視、不滿「大辦鋼鐵」的行為。為了把一所小學的「大辦鋼鐵」掀起高潮，第二天晚上，開爐前舉行了批鬥汪小玫的現場大會。大家列隊站在爐前，由校長作了簡短的講話，說有人對抗「大辦鋼鐵」，消極怠工，用沉默來仇視黨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批鬥階級異己分子，才能把我校的大辦鋼鐵推向高潮……。接着就是一個學生呼喊口號：「堅決擁護鋼鐵運動！誰破壞『大辦鋼鐵』，我們就鬥爭誰！」。「把汪小玫拉出來！」……。
汪小玫在列隊的對面，低下頭，臉呈死灰色，大家七嘴八舌的發言，有的質問，有的辱罵，有的分析，有的推理……。一頂頂上綱上線的「大帽子」戴到了汪小玫的頭上，雖壓不死汪小玫的肉體，是可以壓碎汪小玫的魂魄的。汪小玫作了幾句辯解，說主要是疲勞、很累、無力說話，還有怕說錯了，不是仇視，今後一定戰勝疲勞，鼓足幹勁，以彌補損失。汪小玫除了禁不住的淚，還有什麼話能說呢？回到家，她的三個孩子已合衣橫七豎八地睡在床上，蒼蠅正盯在孩子的眼角上，吸吮黃色的眼屎。第二天晚上大辦鋼鐵時，汪小玫也強作歡笑，跟人搭訕幾句，說些政治性的「進步」話。這樣又引起了校長的注意，他召開了學校領導班子的小會，他認為汪小玫很反常，昨天批鬥她，今天有笑有說，這是迷惑人的假積極，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識破陰謀，揭穿假象，大家要暗地觀察，讓她充分的表演，隨時報告她的動向，這個險惡的校長是踏着她的眼淚表現自己的。60年，汪小玫的右派丈夫勞動改造已經二年了。因長期處於飢餓狀態（他已取消商品糧供應）患上了嚴重的浮腫病，他知道這樣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就選擇了逃跑。逃到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汪小玫也不知道，她是不能打聽的，不然又要因和右派劃不清界限挨鬥爭。她哭命運、哭子女可憐、哭丈夫逃走。他能活下來嗎？她想自己不能死，三個孩子是三條性命，三個幼兒，他們沒有罪，無論如何要支撐着，挨鬥也要支撐着，把子女拉扯大，讓他們歸田當農民，自食其力，只要不偷不搶，和大夥一道「早請示，晚匯報」，然後早出工晚睡覺，只要不劃右派，當一個「可教育好的子女」也算平安。
劉煥生逃跑已二年多了，他沒有死，他在祖國東南方，來往於火車上販賣少量的肥皂、火柴（當時的緊缺物品）等日用品為生，他一分錢一分錢的積攢，積攢了一點錢之後，他想到了妻子和三個幼小的子女，設法托一位遙遠的親戚捎信，約汪小玫在一個暑假裏到杭州見面。汪小玫得到這消息，喜恨交集，她到了杭州，見到了劉煥生，他們在杭州玩了三天，這哪裏是遊樂，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是偷玩、偷見、是賊子、是叛逆，見不得人，也怕人盯着，懷着象通緝犯一樣的心情，時刻警覺着和他們擦肩而過的人們，時刻都擔心被抓獲。這個擔心終於來了。第三晚他夫妻兩在旅店住下，這是臨別的一夜，汪小玫抑制不住號啕大哭，不管劉煥生怎麼安慰都不能讓汪小玫停止啼哭。哭聲驚動了鄰房的旅客，他們感到很不正常，報警了。警察來了，進行了審問。劉煥生說：「你們放掉她，我跟你們到派出所」。警察就把劉煥生帶到了派出所進行關押。後將他押送回原籍。一聲哭別，導致劉被抓獲，汪也被停止工作「下放勞動」。
觀察一年後，汪恢復了工作。她的上級領導勸她，你想和劉煥生劃清界限，唯一的出路是離婚，否則你是苦海無邊。汪小玫從沒有想到離婚，特別是在劉煥生落難時離婚，我辦不到，我是一個人，一個不趨炎附勢的人，一個不嫌貧愛富的人，一個不落井下石的人。離婚了，我怎向子女交代？我只有這個命，當右派家屬的命！我認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右派家屬更難當。1970年暑假，汪小玫以右派家屬、女黑幫分子的雙重身份進了「五不准學習班」。其實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牛棚」。她因背包中有一個針線袋，袋中裝有三顆小鐵釘，一把小剪刀，幾顆針與線卷，在一個深夜搜查黑幫們的床鋪時被抄出，認為是黑幫帶進學習班的「兇器」，與其他二十餘位被抄有「兇器」的黑幫們一起被捆綁起來，進行「現行打擊」，搞得人心惶惶，恐怖陰森。汪小玫被弄得死去活來，她辯解說：「釘子是什麼人裝進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剪刀針線是為補衣服扣子備用的。」這種實事求是的辯解有什麼用呢？正如吳思在「血酬定律」一書中說的：「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汪小玫一天天地熬，子女們由瘦變腫，由腫變消，終於長大了，她不讓子女失學，她帶在身邊讓他們讀完小學，又送他們讀初中。
1978年劉煥生改正了被錯劃的右派，恢復了工作，但他沒有到退休年齡就病退了。他四處打工掙錢，在麻城買了一塊地基，用他在勞改時學會的做磚燒窯的技術，做磚燒窯建起了一座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二層樓房，後來他們夫婦都進城了，子女們先後上了大學、中專，其中一個到國外工作了，這個家的元勛應是汪小玫。
（二）方仁與曾秀梅
同一個師範學校畢業，同時分到小學工作，他們結婚剛一年，1957年反右鬥爭，方仁就被劃為極右分子，被開除工作，集中到一個農場勞動改造。曾秀梅因產假，躲過了反右鬥爭，沒有被劃為右派，但是她成了一面「大白旗」。她的「罪行」有兩點：一是她不滿一歲的兒子名字叫「大鳴」，二是白專道路。她的兒子取名叫「大鳴」，說明她對1957年大鳴大放、反右鬥爭有刻骨仇恨。想讓兒子記住1957年他父親劃為右派，將來好為父親報仇。白專道路是指曾秀梅只愛教書，不關心政治，不和右派丈夫劃清界限。
「拔白旗」也是全國性的運動，僅次於當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曾秀梅作了無休止的交代和檢討都不能過關，就把她調到一所條件極差的鄉下工作，中途又調她到偏僻的村子，次年又調到只有一個班級的學校工作，過着孤兒寡母的日子，晨無鍾暮無鼓。黑夜她在煤油燈下為學生改作業，編教案。戴着「白專」帽子的女教師很認真教學，學生們也很爭氣，學會了唱歌、跳舞、繪畫、講禮貌……村民們說曾老師是一個「真」老師，她把我們孩子教得不逃學，還能升入「高小」。曾秀梅無論怎麼逆來順受。還是被認為不老實，是階級鬥爭的靶子，在「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大批白專道路中，要以大批判大斗爭開路，促進教育改革，促進「開門辦學」。在落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也必須以大批判、大斗爭開路。曾老師在這個年月里，算是為開路立了「首功」的人。曾秀梅在三年中挨過的批鬥不下於三十次，平均每月一次。成了拔不掉的「白旗」，成了單位的「開路先鋒」。她從來沒有當眾流過淚，求過饒，但她的心是時常在流血的，她想，不就是和方仁結婚成為右派家屬嗎？除此我還有什麼錯？我和方仁是同學，我們結婚是自願的，我們有愛情，愛情是自己的，愛情不怕口誅筆伐，天打雷轟的。決不和方仁離婚，我要守衛自己情愛，守到天涯海角，守到死去活來。曾秀梅不怕批鬥，她的防身絕招，就是不談政治，不扯是非，不頂撞，不聊天，不交朋友，你抓不到我的具體言行，你只能是「上綱」批，「上線」壯大。「聽其所止而休焉！」這就是曾秀梅的無奈反抗。這是一個深沉的女性，一個為愛情守望的女性，一個忍辱負重的女性，一個具有犧牲精神的女性。
1962年方仁摘帽了，恢復了工作，這只能在生活上有一點好轉，在政治上、身份上仍是摘帽右派，曾秀梅仍是摘帽右派的家屬。隨着國際「共運」的風雲變幻，中國選擇反修防修的大政方針，採取「安內」防線，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最高指示。從中央到地方，從農村到城市，從商品交易到上層建築，從生產勞動到科學研究，從日常生活到意識形態，全面地警惕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冒頭，「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出現。在這大氣候的籠罩下，方仁和曾秀梅這兩個小得可憐的人物，還有什麼好日子過嗎？摘帽右派的方仁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又被揪出來，罪行是「翻案」，是「人還在心不死」。方仁在文革中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主演了」三十多場，曾秀梅也經常上演陪鬥的「配角」。她不流淚，不求饒，不辯解，不彎腰，不怨恨，她麻木了，呆若木雞。她知道自己一點鳴冤叫屈的力量都沒有，一片哭泣傾訴的位置也沒有，哭也枉然，只好忍辱負重……
1978年方仁被「改正」了，調一所中學任教，後來入了黨，擔了重點中學的校長兼書記。曾秀梅再不會挨批鬥了，但是她的身體被摧殘垮了，怕風、怕冷、怕過冬。醫生說：這是長期精神壓抑造成內分泌失調所形成的精神虛弱症。
（三）林特和王雯娟
小學同學林特1954年師範畢業後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王雯娟在這所小學當民辦教師，他們成同事。由於有同學基礎，雖不是青梅竹馬，也算少年有識。林特27歲，王雯娟小他三歲，他們經常在生活上相互關照，在工作上，林特是義不容辭地幫助她提高教學水平，時間一長，他們戀愛了。沉重的1957年來了，林特被劃為右派，對他的處理是「留用察看，以觀後效」。誰還敢和右派戀愛呢？右派又怎能談戀愛呢？王雯娟真是飛蛾撲火，她硬是不放棄對林特的愛戀，她對林特說：「你沒偷、沒搶、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不為醜惡，不為敗類，何況右派還是可以爭取摘帽的，我不反悔，我不能和你劃清界限，我等你摘帽子」。
一等就是三年，62年林特摘帽了，調另一所完全小學教書。王雯娟還在作民辦教師，她毅然決然和林特結婚。貧賤夫妻百事哀，只辦個結婚證，把鋪蓋卷搬到一起住就是了。他們結婚，教師群中很驚訝：一個貧農姑娘，又有文化，怎麼也出現立場不穩，敵我不分的人呢？真是大逆不道！糟蹋了一個貧下中農的成分，作孽呀，林特真狡猾，真是不道德。右派們得知這一消息也很驚訝！右派怎麼能找到愛人，沒有貧農姑娘的勇敢撲火，林特使多大的騙局也不可能得到，一群右派們敬佩這位愛情至上、愛情無階級、愛情自主的無畏者。說她是勇敢的人，可愛的人。……
他們結婚，在一群年輕的單身右派中，也燃起了希望，爭取「摘帽」，說不定也能和林特一樣找到一個對象，找不到貧農姑娘，找一個中農的，或者地富的子女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