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到自己對科研喪失熱情後，2018年，李峰決定離開。彼時，他已經在一所985高校任職了七年，是化學系副教授。
但李峰不想再「卷」了。
晉升至副教授之前，他所在學校的青年教師每年年底都要面臨abcd的評級，按論文和基金來打分，「拿c的人沒有獎金，第二年的薪水還要打七八折，沒兩年，評c的人就離職了。」以至於，「每年大概有5%的人離職」。
「沒有學校會把『非升即走』四個字寫在明面上，但一直會有人離開。」李峰告訴全現在。
而評上了副教授的李峰感覺自己「像是西西弗斯」，「一輩子永遠有推不完的石頭，永遠不會有滿足的點」。他之前所在的課題組有16個人，每年要拿3500萬經費。李峰作為「二老板」，既要忙科研、搞實驗室管理，還得找一些人員談話，負責寫申請書。
近年來，隨着有關高校青年教師壓力的討論浮出水面，大眾過往對大學教師的職業想像也被打破——曾經存在一種廣泛的迷思，認為大學教師是「相對輕鬆」的職業，其理由大多基於過去「鐵飯碗」的性質，以及每年的寒暑假。但實際上近年來，由於「非升即走」等制度，他們中的很多人除了面臨繁重的科研任務，還需要完成教學、行政方面的考核，尤其是頂尖高校的青年教師。
「青椒（即青年教師）之苦」因此頻頻成為熱點話題，「非升即走」制度也成為公眾和評論界在討論相關話題時繞不過去的關鍵詞。
競賽
李峰感受到的「卷」，從2006年本科畢業直博時就開始了。
「當時如果不直博，中間讀了碩士，在我們看來是有些丟人的事情。」李峰事後回憶，「這也是出於一種攀比、學歷崇拜的心理。這種現象後來才有所緩解。」他本科就讀於某985高校化學專業，同學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
學歷崇拜和因此愈演愈烈的學術競爭與博士擴招不無關係。教育部公佈的數據顯示，1999年我國高校本科生開始擴招，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規模也隨之明顯增加，而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數近二十年來也在不斷增長。2008年，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4.4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19年，博士畢業生達6.26萬人。從1978年-2019年，41年間中國博士生招生規模實現了從18人到10.52萬人的歷史躍遷。
「就像一群羊一樣，湧上了碩博連讀的船，上去之後再也下不來了。」讀博的時候，李峰一度迷茫，他並沒有想好自己將來到底要做什麼。有段時間，每周開組會，李峰都會被導師罵。進實驗室的第二年，他只發了一篇論文，但影響因子很高；再後來，他的心態相對平衡了一些。碩博連讀五年下來，李峰順利畢業，但成績並不突出。
2011年，李峰進入一所985高校。這之後，他走上了一條相對順利的學術道路，不到兩年，就成為了當時單位里最年輕的副教授。而剛工作時和他競爭的人，最後有80%都離職了。
但在這之後，他逐漸意識到，「科研更多是苦力，要不斷地去趕那些項目。」
最忙的時候，他同時參與了5個科研項目。為了在「競賽」中勝出，「大家要拼命把各自的周期縮短。」而在一項規模比較大的實驗裡，投入的工作和產出也可以拆分成多個研究成果。一篇文章往多家雜誌投稿，可以同時發佈五篇影響因子較高的文章，這意味着能拿到更多的課題和獎金。
而對於科研團隊來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各個學部之中的申請資助率（對於高校來說，就是項目獲批率）不盡相同，但總體說來，在過去十年競爭愈發激烈。2020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率約在15.88%左右，再創歷史新低。
總體申請難度的增加，也讓各大高校的申請獲批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依舊有高校能取得高達30%，甚至40%以上的資助率——它們往往都是頂尖大學。據統計，2019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申請獲批率最高的高校為清華大學，共獲批項目數254項，資助率高達40.16%。在獲批項目數高於300項的高校中，北京大學的資助率最高，為34.21%。
李峰所在的學校評職稱，發表高影響因子的SCI、國家級課題等等都是硬性標準。在校7年，他拿到了國家、省、市，三個級別的課題；發了7篇SCI。有時候，他需要通宵做實驗，因為「實驗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
「這場學術競賽里還有一些很野蠻的做法，」李峰提到一個「行規」——「課題占項」，即學者被申請過的項目「佔着」。舉例來說，有些項目的完成期是四年，但學者申請成功後三年內，自己不能再申請該項目。這意味着，需要有更多新人申請這個項目。「學院要拿的項目總目標太高了，我在的課題組每年要拿3500萬的課題，但是國家級的項目也就幾十萬到百萬，有的省部級的項目才5萬，青椒拿完這些項目就被『佔住』了，沒法再申請。科技部那些幾千萬的項目都是領頭人才拿得到，所以學院就不在意『青椒』，來得越多越好，積少成多也可以完成經費目標。」
而另一方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前一年申請成功後，處於推進中的項目也會導致同一個科研人員在第二年的新一波項目申請中，不會有太多空間。「它有個大小年，就像一棵蘋果樹，今年結的蘋果多，明年肯定會少，這是自然規律。但學校不尊重自然規律，它每年都要有項目。」李峰進一步解釋說，這導致老人面臨被淘汰的危機，因為學校要換「新鮮的血液」進來——剛畢業，沒有被項目佔着的人，可以申請新的課題，拿新的錢。
對「青椒」來說，若想留在排名靠前、資源更多的學校，首先要在「非升即走」制度中留下來。
留下來
「非升即走」，更準確地說法是「預聘-長聘制」。這意味着，新入職的教師需要與學校簽訂一份勞動合同，如果受聘者沒有在最多兩個預聘期內晉升，則自動解除聘用關係。通過考察的教師則被授予長聘終身教職，只要未出現違法違規的嚴重情形，則可聘用至國家法定退休年齡。
這是個「舶來品」，其源頭是北美的終身教授制，即Tenure-track。在西方語境中，這一概念與學術自由密切相關，終身職位的保障使教授能夠研究和教授任何課題，甚至包括有爭議的課題。對於試用期時間的規定，美國大學基本都遵照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的要求——試用期最長不超過7年。
2014年底，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所高校率先通過人事改革方案，開始實行「非升即走」，此後，其他高校也相繼實施。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1月，中國已有49所高校實施了「非升即走」制度——它們大多數是「雙一流高校」，過去屬於「985」和「211」。大多數高校給出的兩個預聘期共計是6年，也就是「3+3」。
「但幾乎沒有人會願意等到第6年——國內高校的情況是，從講師升到副高一般花3年到4年。」余青邦向全現在透露。
39歲的余青邦去年在某「雙一流」高校拿到了副教授的聘書。從讀博算起，他已經從事了十多年學術研究。讀博期間，他和同學都很羨慕老師的工作狀態：當時他所在的學校採用「長聘制」，可以專心學術。但沒想到，畢業後情況卻不一樣了。
2016年，余青邦入職了現在工作的高校。安家費和十幾年前的標準一樣，3萬元；科研啟動費1萬元。每個月扣除3000元學校公寓的房租後，他到手只有3000多塊。入職前，他完全不知道待遇如何，合同上也沒有寫明薪資水平。「根本沒有選擇權，能給你一個教師崗位就不錯了，哪有資格討價還價。」
但相比其他同事，他在某些方面是幸運的：進入了一個研究院，和其他院系不同的是，他不用上課、做行政工作，只需要安心科研。4年後，他順利評上了副教授職稱，拿到了「終身教職」。
余青邦所在的高校，評職稱採用的是一套從十多年前啟動的量化評價標準。為了取得副教授職稱，他需要出版一部專著，在核心期刊發表五篇論文，其中一篇需是權威期刊，還要有一個省部級以上課題。
這些標準並不容易完成，余青邦身邊有朋友申請課題四五年也沒成功。余青邦記得，讀博期間，有個教授課上給他們出的期末作業就是課題內容，最後教授將期末作業整理編著成一本書，作為國家級課題結項。「很多博士生願意給導師做課題，作為導師課題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方便發佈。」
這就是很多學者口中的「攢成果」。在缺少職稱的情況下，以往的研究成果，相當程度上也決定了一個人在學術體系里所能獲得的資源。
國內期刊大多採用「約稿制」。與余青邦相熟的一位期刊編輯透露，期刊也有排名和評價的壓力，其中一個量化標準就是被引用數量。一般來說，如果找「名家」約稿，文章被引用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大多期刊的投稿郵箱形同虛設——要是有編輯個人的微信、郵箱，投稿才可能是有效的。
論文也與教師的績效掛鈎。年底發放的績效獎金會按發表論文數量來算。余青邦透露，普通期刊一篇論文，年底獎金三四千元；如果是《中國社會科學》這類期刊，有的學校甚至能發10萬元獎金。
「頭部競爭」
「我們現在看到『非升即走』體制下的『青椒內卷』，主要是『雙一流』高校、尤其是最頂尖的那些高校存在的現象。實際上，並非所有博士畢業生和青椒都有機會『卷』起來。」魏康認為。33歲的魏康去年剛評上副教授，2016年拿到工科博士學位後，他進入西南地區的某「雙一流」高校入職。他向全現在解釋，這有些像互聯網行業常用的一個詞——「頭部競爭」，因為你所在的高校排名也很大程度決定了你能拿到的學術資源。
他打了個比方，「假如一個人想做學術，ta過往的學術水平也高，而一個職業三本民辦學校給ta拋橄欖枝，甚至是高薪聘請，ta願意去嗎？多半是不願意去的，因為這個學校可能在資源配置上根本無法支撐ta要做的研究。」
魏康透露，有的學校為了吸引人才，還會開出入職即授予副教授的條件，只是依舊要面臨晉升考評——也是「非升即走」，「這對一些人來說確實是一種利好。有了副教授頭銜，申請項目比講師要容易許多。」而擁有這些副教授職稱的新晉教師，往往也比舊體制下同等級別教師收入水平略高。
這一制度能實現的背景是職稱評審權的下放。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印發的《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明確提出，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備獨立評審能力的可以採取聯合評審、委託評審的方式，主體責任由高校承擔。
「所以優秀的人都願意去條件好的學校。有點『旱的旱死、澇的澇死』的意思。」魏康認為，這是一條「高風險、高回報」的賽道，競爭也直接帶來了科研效率的提高。
而學術排名越靠前的高校，考核標準往往越嚴苛，競爭也越激烈。在一所「雙一流」高校任副教授的社科領域博士劉睿告訴全現在，他所在的學校，參與副教授評審的成果必須是最近三年的，而教授則要求必須是五年內。這相當於是說，它要求在最近的一個評審周期里，學術上得是活躍的——如果想在40歲的時候評教授，35歲以後寫的東西才有效。
劉睿說，在他所在的人文社科領域，「國內期刊投稿越來越難」。「如果你設想的是投稿過去、通過匿名評審，質量過硬就能發表，恐怕很困難。即便稿子質量很好，也往往需要托關係，疏通一下，或者說一些學校自己有期刊，總歸多少得有點關係。越是有名的、學術圈位置較高的人，或者所在學院自己有期刊的人，就越容易投稿成功。」
核心期刊甚至也有兩個「標準」：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分別是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列出的核心期刊目錄。從影響力來講，後者屬同類劃分中國內最權威的一種，入選難度高於前者。「評職稱的時候到底是看哪個呢？理論上是南大核心的，但有時學校比較靈活，競爭不激烈的時候，也可以按北大核心。」
相比之下，英文期刊發表周期更好把握，但從投稿到刊發耗費時間也很長，順利的話兩輪修改，需要6-8個月，快的話5個月就發出來了。「要想確保在三年發六篇論文，意味着同時要有兩三篇文章是已經投出去等着（審稿）的，一兩篇是審回來要修改的，還有兩三篇是正在寫着的。」劉睿透露，國內高校對英文期刊的管理和分類也比較粗糙——一般是SSCI就可以，但其實分區「也不是特別靠譜」。
「從學術規律角度講，三年要寫六篇論文、一本書，除非前期準備特別好，或者博士論文潛力特別大，能直接把它弄出來，否則怎麼可能不水呢？」劉睿說。
而在實踐中，評選標準也是動態的。當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這條賽道，意味着「水漲船高」。
「每年評選的標準都可能會變，而且可能越來越嚴苛。」魏康透露，他去年參評的時候，提供了四篇SCI加一些國家級別的基金，「這些都是必須要有的。但問題在於，並不是達到這些標準就能拿到『通行證』了。評選職稱是一個差額競爭，在很多人都能達到的情況下，只能擇優。」
學術之外
更加繁瑣的工作來自於學術研究之外。
余青邦聽聞身邊不少朋友、剛進學校就面臨繁重的行政和授課任務，「有的人一堂課有兩三百個學生，同時要上三個班。到期末時，有近千份試卷。開課也不是能自主選擇的——培養方案上有的課需要人上，這些就落到年輕教師頭上。有時候，這些課程甚至不是他們的研究方向，因此備課也顯得困難。」
但對於還沒拿到終身教職的年輕教師來說，很難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如果系主任、學科帶頭人或者其他教授吩咐去做事，一起做課題、寫申請書，是很難拒絕的。因為在之後的考評當中，這些人都可能是評委中的一員，擁有投票權。」余青邦稱，因為擔心得罪對方，他們只能硬着頭皮去寫那些不熟悉、不感興趣的課題。
讓余青邦印象很深的是，他的一位同行在學校組織會議邀請教授時，還被安排去機場接人——明明是科研秘書的工作，也都落在了他們的頭上。
在境外拿到博士學位的劉睿，回來後還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期」。
首先是學術評價標準的問題。「中國的一些新興學科裏面，學術標準可能很不一樣。」劉睿對全現在分析，因為幾代人接受的學術訓練完全不一樣，所以很難找到一個標準，是其他所有人都認可的。而當沒有一個統一標準的時候，其實tenure是很難建立的。劉睿進一步說，這種情形下，不同代際學者甚至連哪一本期刊更好這種事，都可能認知完全不同。
而當tenure-track被移植到國內後，給青年教師的支持卻顯得不足。在劉睿的印象中，美國高校招助理教授整個面試要持續一兩天時間，面試者可以在校園參觀，還會和本科生見面，大家一起吃飯聊天。「相當於一個把你納入社群的儀式。學校也特別希望你成長為一個副教授——對你的預期是這樣的。像行政工作會儘量交由行政人員來做。助理教授和教授，在辦公室也不會有差別。助理教授也可以參加博士生的答辯，也可以帶博士生，沒有所謂的博導制。它整個的文化其實是把你看成一個有待成長的年輕人，而不是一個尊卑體系。」
但相比之下，劉睿觀察到，國內學術資源的分配資源和頭銜的關係過分緊密。「所有東西都是按你的頭銜來分配的：講師只能給本科生上課、答辯，不可以給碩士、博士上課，不可以參加他們的答辯，直到你變成副教授和教授。」他記得自己剛到學校那兩年，課程的助教是按職稱來分配的——一個教授的課不管班級多小，可以有1個助教；而一個講師上再多人的課，也沒有助教。
「講師好像就給人一種你還是實習生的感覺。」在另一所「雙一流」高校任職的林雨也有類似的感受，「一般情況下不是特別被重視。比如說有一個地方要找人來做講座，他可能並不是看你做的東西是不是夠好，他可能就只是希望要找一個副教授來做講座。」
同為「海歸博士」，林雨還提到，寫項目申請書，也是一門要適應一段時間的「功課」：「它是有一套專門的語言的，我覺得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學習的——每一次有一個項目來了就寫（申請），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寫的到底行不行，也沒有人知道行不行。（項目）中標率又非常低，所以大家最後就會有一種在買彩票的感覺，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多買幾張。」
在劉睿看來，在這樣的體系下，那些認真思考的，對待自己的東西特別有敬畏之心的，或者有點完美主義的人，從理論上講，他們其實是更好的學者，但恰恰也是在這個制度里最痛苦的。「那些心思相對簡單的，比較程式化或者量產論文的，把生活和學術分得開的人，他們內心過得反而舒暢。」
如果當初沒有順利「上岸（即拿到終身教職）」，劉睿就會被轉到非教學科研崗位——這也是其他很多高校「青椒」的一條退路。「這個編制是保證你有一份工作，但是誰也不願意變成圖書管理員。」
競爭之下
效率壓力之下，「非升即走」有時候也被被戲稱為「飛升疾走」——2019年，中國在155種最具影響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為13068篇，比2018年增加1750篇，連續第十年排在世界第二位。而根據日本NHK的報道，2019年中國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論文數量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
青年教師們則在爭分奪秒地想把成績儘早做出來。
除了「3+3合同」這六年的壓力之外，35歲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道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底下的青年基金，設的申請年齡上限就是35歲。如果到35歲連這個都拿不到的話，你可能自己也會問自己，是不是適合這一行？」魏康說，這道坎也讓很多青年教師自然而然地考慮把家庭和婚姻問題放在人生規劃的後面幾年。
這對「女青椒」的影響更加明顯。林雨還記得自己博士畢業時找工作的經歷，「當時，我投簡歷給一所學校，結果校領導問我丈夫為什麼沒有投。（我想）他們其實更想招一個男生，最後他們也沒有通知我去面試。」還有一個師妹告訴她，說是去北京某雙一流高校面試的時候，不斷被問及有沒有結婚，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生二胎等。
林雨目前所在的學院裏，女老師更多一些，女性的副教授也要更多，學院裏發論文最多的也是女老師。「性別意識還不錯，」林雨總結說，「但在非升即走的不安全感和壓力下，很多女老師只能推遲生育。對於一些女老師來說，工作的壓力和生育的壓力是撞在一起的。」
去年，一項針對453名女性研究人員的調查發現，69.1%預聘教師已經推遲了她們的生育計劃；而在已經「上岸」的受訪者那裏，這個數字是37.1%。這項研究發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它還發現，尚在預聘期內的女性教師在工作期間不太可能生育：只有32.5%的人生育。一些受訪者在讀博士期間就生了孩子，因為她們認為招聘方對已婚未育的女性申請人有偏見。
在魏康看來，高校人力資源市場化的這種過程中就產生了一種「賣盤嚴重積壓，但是買盤又不可能無限擴大的情形」，「市場化帶來了效率的提高，但這個過程中，我們能不能把這些讓效率提上去的個體給關懷好，可能是今後需要面對的問題。」
作為「沒被關懷好的個體」，李峰選擇了離開。
他決定進入金融行業。白天，他在實驗室忙碌，晚上就研究各類案例，好準備金融行業的考試。幾次投簡歷碰壁後，他憑藉「還不錯的數學」，終於找到了一家薪水較低的老牌機構。一年後，再次跳槽。
離開高校後，他發現，「科研界就像是一個吞噬器，人一旦進入，就是一個惡性循環，越卷越封閉，越封閉越難以把眼光放寬。搞科研的博士把眼光放得更寬一些，或許就能海闊天空。」
但更多人還在繼續參與着這場競賽。「其他人都在大浪里卷着，往前拼命游泳，我在岸上也不能躺下來。」儘管一入職就有編制，不需要經歷「非升即走」的淘汰機制，但林雨還是選擇了跟其他人一起「卷」。三年後，她評上了副教授。這意味着，她不用像剛入職時那般過着月薪5000多的拮据生活。也意味着，她終於擺脫了「當實習生」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