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河北衡水中學張錫峰同學火了，他的演講刷爆網絡，裏面一句「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裏的白菜」讓人印象深刻，但是也成了巨大爭議的焦點。
在張同學十幾分鐘有些激烈的演講中，大致表達了幾個關鍵點，那就是，他是窮人家的孩子，但不願成為普通人，所以拼力讀書，立志改命。有人從他演講中，看到了追逐夢想的少年志氣，但是也有人無法忍受張同學演講中的憤怒和攻擊。
從網民們的反饋來看，似乎批評的遠多過贊同的。有網民說，看完演講，感覺他是在有志氣和走極端之間徘徊，不知道他未來的走向會怎樣。也有人說，這不是簡單的小人物的奮鬥情懷，這裏面隱含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無情和殘忍。還有評論說，從張同學的眼裏看到了憤怒與不平。但是，這個不能賴他，需要反思的是衡水喊出的「為窮孩子改命」的雞血式的口號和單一的價值觀，但是，張同學對普通人的蔑視與不接受，非常令人擔憂。
不過，張同學眼下還是十七、八歲的年紀，演講也只能說是他當下的心態。我們這裏不去評判張同學演講觀點的對錯，因為很多時候是環境的不同造就了人的想法不同。但我們今天也想借着張同學的演講，來談一談中國的教育環境和制度。
中國城鄉的巨大差別根源在哪裏？
看過張錫峰演講視頻的朋友，應該都會記住那一句，「鄉下土豬要拱大城市白菜」的話。這句話，也直接點出了中國社會存在的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中共實行的戶籍制度有城鎮和農村的區別，這種城鄉有別的戶籍制，也造成了一種歧視性的等級劃分。
張錫峰出生在中國農村，可能這種備受歧視的切身感受，也對他的世界觀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我們看到，在演講中，張錫峰也特別提到了自己從農村到城市讀書後，那種城市和農村，有錢和沒錢的對比，而正是這種對比讓他心裏翻江倒海地想了很多，也讓他覺得「寒門出貴子」這句話成了一句笑話。而這段演講，聽上去，也就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怨憤和不甘。
那麼，讓一位高中男生，感受如此深刻的城鄉差別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呢？
在多數發展中國家，城鄉差別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的差異，但是在中國，城鄉差別，更主要的是一種國家政策主導的制度設置。因為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首先面對的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封鎖，在中共看來，只有實現工業化才能擺脫貧困落後，打破封鎖，因此如何快速實現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快速發展，就成為當時最為緊迫的戰略問題。
於是，中共在建政後就實施了一系列固化城鄉差異的制度，通過剝削農村和農民，來推動城市和工業化戰略的快速發展。
比如：通過糧食供應制度和戶籍制度，把農村人口捆綁在土地上，無法自由流動，為城鄉二元結構奠定基礎。
再有，通過農業稅收和城鄉產品的工農產品「剪刀差」來剝削農民，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提供資金。我們這裏簡單提一下「剪刀差」，就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所出現的差額，這種現象最早出現在一百年前的蘇共時期。
另外呢，就是城鄉社會資源分配的極不平等，中共把絕大部分的財政支出用在城市上，社會福利制度只針對城市居民，而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嚴重不足。
到了1978年，中共開始搞改革開放，但是城鄉差別進一步拉大，東部沿海城市由於獲得政策支持而發展迅速，然而，中西部農村則是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在1978年以前，農村人口沒有進入城市，但是在為城市提供農副產品。1978以後，農民、農村不但開始直接投資鄉鎮企業，還為城市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成了主力軍。
那麼，中共實施了幾十年的這種城鄉不平等政策，導致了怎樣的後果呢？
《彭博商業周刊》的一位資深記者寫了一本書，叫做《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書裏面提到，中國的農村人口依然在社會的底層苦苦掙扎。
書中2018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將近3倍。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低於1.6，比值超過2的國家只有三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城鄉財富差距近年來也在嚴重擴大。在2005到2015年間，中國人均財富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2%，但是，農村的財富積累年均增長率只有11%。
我們知道，去年底時，北京已經宣佈中國全面脫貧了，人均年收入超過4,000元。不過，李克強去年也說過，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
在2019年的時候，北京師範大學的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曾經做過一個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4億中國人中，月收入上萬的只有854萬人，佔比是0.61%；這個月收入是指扣除個稅和社保之後的可支配收入。月收入5,000到1萬的佔比是4.52%，反過來，也就是說，大約95%的人月收入是低於5,000元的，這裏面，又有43%的人，也就是大約6億人低於1,090元。而這6億人中，有75%分佈在農村，其中還有2.2億人月收入低於500元。
之前，《日經新聞》曾有報導，在過去7年中，中國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擴大了57%。報導中還提到，中國城市企業靠着僱用低薪民工實現成長，中國也因此變成「世界工廠」，中國鄉村正在被當作「殖民地」，這種貧富差距不可能縮小。
也就是說，正是中共幾十年來實施這種「剝削型」城鄉二元結構，才造成了今天城鄉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
沒有這種巨大差距，也許張錫峰同學，也不會迫切發出「鄉下土豬拱城市白菜」的言論了。不管是誰，都不應該僅僅因為貧窮就被歧視，但是，中共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讓生長在農村的年輕人面對着更為艱難的人生選擇，要麼認命，要麼就不得不奮力拼搏，出人頭地去改變命運。一些人評論說張錫峰的演講中，有自卑也有不平，但他的想法，也或許是代表了不少農村孩子的心聲。但是，這樣的人生觀是怎樣形成的呢？
一切向「錢」看
張錫峰在演講中提到，自己不想成為馬路上隨處可見的普通人。但現實是，普通人才是社會的主體，而且，「普通人」三個字，難道就是平庸和無趣的代名詞嗎？
我們看到，現在的中國，一切向錢看。而學校，也不再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地方，而是高考的機器。孩子們從小就被教育，只有學習好才能找到好工作、賺大錢、住豪宅。
就像張同學講的，他身上背負着家族幾代人的希望，窮人家的孩子想改命，就得奔着高考上個好大學。
中國的孩子們從牙牙學語開始，就在家長們的帶領下，競爭「重點幼兒園」，一直到「重點大學」，承受的壓力或許是世界之最。
在這樣競爭激烈的教育下，許多人不擇手段，網上甚至有專門介紹高科技作弊方法的網站。幾年前，大陸的《中國青年報》曾經花了7個月的時間，臥底調查了一個高考替考團伙，結果發現很多有替考需求的人，多數都是外省高官的秘書、親信在給領導的孩子請替考。超過清華、北大的分數線，替考最高可拿到7萬元。只要考過重點線，還會得到一台筆記本電腦。替考團伙的口號是，只針對高端人群，低端人群不做。
所以，處於社會底層的孩子從小面對的那種不公與艱難，或許對他們慢慢建立起的人生觀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