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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美國社會的變遷與保守主義所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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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守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要保守原旨主義,如果只是讚賞原旨主義,而不是解決美國問題的一個出路的話,那麼保守主義本身對社會變遷的因應性、時效性和包容性也變成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於是,我們講到第三個大問題,結論性地來分析一下。

五、未來美國社會的可能前景和保守主義的抉擇

一個社會,美國這樣的社會,它是可以隨便塑造的嗎?我們就設定這樣一個問題,簡單回答一下——對這個問題,等會兒各位朋友也可以一起來分析。

我們首先想,如此龐大的一個美國社會,937萬平方公里,全世界各個族群進入其中,達到3.32億人口。而且由於長期實行進步主義的這樣一個包容政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社會公眾尤其新生代——90後、00後——都深深受進步主義尤其是極端進步主義立場的影響,人們想隨着這種願望來塑造美國社會,那麼,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它的結果可能有兩個,或者結局可能有兩種。

一種結局,就是今日歐洲。我最近為一本從歐元危機來討論歐洲危機的書——馬上要出版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寫了一篇導讀。一方面,歐洲危機是它的發展危機,發展危機也是它的政府管制危機;但另一方面,歐洲危機也是它的移民危機,甚至難民危機。歐洲,尤其西歐,是世界第一個完成現代化的區域,北美是第二個區域,東亞和南美曾經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第三個區域。所以,實際上長時期里,起碼在"二戰"以前,甚至"一戰"以前,歐洲是世界的主導;整個19世紀被稱為"自由主義世紀"的時候,實際上也可以被稱為"歐洲世紀"。但是,歐洲為什麼越來越衰落呢?一方面是歐洲社會、歐洲國家內部整合成了問題,因而後來想以歐洲聯盟來解決這個問題,既杜絕世界大戰,也為歐洲的整合性發展提供契機。但目前看來,歐盟的發展至少是進入一個低潮。另一方面,因為歐洲的發展,與歐洲毗鄰的中東甚至非洲,就近分享歐洲的發展成就,乃是歐洲近期社會危機最重要的導因。如果一個發達國家、一個發達地區不能很好衡定自己的國家政策,不能捍衛自己國家的基本原則和政策選項,讓外部世界只想來分享好處——也就是美國保守主義所區分出的"移民們"分享好處——而讓"定居者"付出代價的話,那麼,"定居者"和"移民"沒有能夠相對地在憲政平台上得到共同安慰,這樣就可能陷入發展的頹敗之像。

第二種結局,是我們說的"美國是當今的羅馬帝國"。羅馬的衰朽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它們在今天美國正在出現。所以,這是保守主義最具有號召力的地方。第一,隨着美國社會的多元化,政府為了討好自己的民眾,而不斷地出台民眾喜好的政策,以至於讓國家發展的動力機制完全渙散開來。在晚期羅馬,按吉本的說法,羅馬帝國為了能夠討好帝國的公民們,鬥獸場等各種窮奢極欲、極盡奢華的享受紛紛出台。這是不是有點接近今天民主黨的政策?總是哄選民們高興,所以得到的選票很多。第二,當然就是隨着羅馬帝國式的這樣一種社會和政治的渙散,美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因為它政治的回應力已經沒有了。當然,對美國來說,這是更悲壯的命運了。

我們如果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要進一步總結,就是任何國家似乎都避免不了衰落——它有興盛就有衰退和滅亡。只不過,很多人覺得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到今代還在發揮燈塔作用,千萬不要現在就衰退,千萬不要首先重蹈歐洲覆轍、然後重蹈古羅馬的覆轍——這是人們強烈的願望。在美國和美國之外,無論是"拜粉"還是"川粉"——我願意從善良的角度去評估他們的想法——我相信他們的善良願望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但是,對國際社會來說,這種願望是能夠影響美國的嗎?很難。那麼,對美國社會來說,這種願望是不是就能夠如意呢?尤其是美國保守主義的社會運動是不是就能夠得到迅速的呼應,而讓美國社會重回一個憲法原旨主義的發展道路,而讓保守主義的社會政治目標都能夠得到兌現呢?我們說,對此是需要打一個問號的,因為其中涉及三個問題。

第一,保守主義的發願可能是好的,但政治回饋如何?起碼從川普具有民族主義色彩(或者有人說民粹主義色彩)的保守主義運動來講,儘管可以說是保守主義運動歷經70年來(1950年代到現在)在政治權力上一個最大的回饋——因為在某種意義上,這種保守主義運動是反建制主義的,就是反對進步主義美國政治,從極端上也是反里根式的保守主義,當然更反民主黨的進步主義——但是目前,這種保守主義運動,起碼是受到了挫折。

第二,就是在政治回饋受到挫折的情況下,相應說來,反建制的保守主義作為一方,建制的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合流作為另一方,雙方這個不對稱的力量問題如何可以解決?其實,首先從政治生活來說,反建制者的前途就不被看好。佩林曾是共和黨內反建制的保守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大選失敗,後來建立茶黨;茶黨所贏得的社會呼應有限。這些都表明,建制派的保守主義運動可能獲得一定呼應,但非建制派的保守主義運動會受到建制派保守主義運動的拒斥。

建制派的進步主義面對反建制的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反建制的社會主義也棲身於民主黨。雖然有的人把伯尼·桑德斯說成是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支系,接近於北歐——但是北歐也不承認伯尼·桑德斯是社會主義,因為他沒有走到北歐的那種福利社會主義的地步,儘管他特別重視福利、重視分配。

實際上,伯尼·桑德斯兩次在民主黨內選總統候選人,最後都被選下來。對此,有一種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那就是民主党進步主義的建制派們,也都反對桑德斯的非建制主義的社會主義。而川普的非建制的保守主義運動,訴諸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美國憲法原旨主義;這一運動有其社會理念,有其政治理念,有其政治理論根據,雖然還缺乏一個明確的闡釋者,因為美國的知識界總得說來是傾向於民主黨的意識形態。那麼,非建制的保守主義這種選擇顯然比佩林和桑德斯要走得更遠,因而就要承擔更大的壓力。

在這種形勢下,非建制的保守主義要有一個捍衛保守主義的政策回應,首先就要有能突破建制派的超高的政治技藝。然而,川普是個政治素人,雖然他有他政治高明的地方,尤其他對他堅持的原則的信守,以至於讓舊教——天主教背景的保守主義者——都認為他是上帝揀選的人,但是與建制派的全面對抗,在國際社會上與自己盟友的對壘,四處出擊,顯示出他在政治技巧上的不足。當然,也許有朋友說,歷史到了這個關頭了,再不出擊就來不及了,因為是正邪的終極對戰——這種說法,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的詩意表達,不是一個政治的理性分析。

保守主義面對非建制的捍衛和建制派的抗拒之間這樣一個對沖,怎麼去尋找到保守主義的突破口?這是對保守主義的現實挑戰。

第三,在社會與思想的競逐當中,保守主義如何去把握住社會變遷的節奏感?這變成了保守主義要顯示自己保守主義氣質最具有挑戰性的方面。保守主義一旦訴諸社會運動,有時候顯得非常激進的。就像有人寫的傳記,說非暴力運動的領袖甘地,一生反對暴力,但他面對暴力而採取的進取性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所以他是非暴力的暴力反抗——不是訴諸武裝暴力,而是肉體暴力,這個反抗對於一般還保有底線良心的人來說,挑戰性更大。當然,這可能是一種令人覺得有點意料之外的評論、令人有點驚奇的評論,但是不妨也引導我們思考。

因此,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保守主義如何把握住這種節奏感?從一種分析的角度來說,不掌握社會變遷的節奏,不因應於美國社會最近兩次的結構性變化,如何成功?你說你捍衛變化,但是堅決拒斥快速的變化和全局的變化;你說你不反對世俗社會,但是堅決要捍衛基督教、一神教背景——也許在你的立場上,在內部同情人的立場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注意還有一個社會大背景。也許我們說,為了兜住美國社會的衰退,為了保證美國社會的燈塔作用,尤其為了捍衛保守主義者內心本身的信念,以這種信念兌現為社會政治變遷的一個過程,保守主義永遠有它令人敬畏的地方;但是,意識形態避免不了思想競爭,而社會變遷避免不了政治遊戲,保守主義何去何從?在美國社會變遷和保守主義自身困境的衡量之中,也許我們要去尋找更為恰當的進路。這就是我的一個不是結論的結論。

我就講到這裏,下面請各位朋友批評指正;提問、指引,都歡迎。謝謝大家!

問答

提問: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保守主義盛行的美國,1月6日出了衝擊國會這麼大一檔事情?是美國本身的社會變遷過大,政治人物無法跟上?還是說歷史已經到了這個關鍵時刻了呢?

任劍濤:你的提問已經設立了答案,我覺得你說的兩個因素都有。第一,美國社會變遷太劇烈,但是人們在反應上,尤其社會運動的反應還沒有達到一種自控或者自律的程度,因為一種社會政治運動不是能很迅速地就可以反應到位的,尤其是大眾性社會運動。大眾裏面有激進的、保守的各種分子,雖然他們都信仰保守主義,但是行動上可能是激進主義的,不見得是吻合行動上的保守主義的,所以1月6日有衝擊國會的悲劇——有的人說是美國民主政治羞恥的一天。這是社會運動本身跳躍性地展開而導致的一個狀況。

第二,當然美國也確實到了一個可能的三岔分路的階段,因為美國要選擇前途——我們剛才說了,歐洲的教訓就在眼前,羅馬的教訓正在遠處。美國有這麼多的移民,有內部這麼強烈的身份政治的分裂,在政治上確實到了一個決斷關口。所以有的人講,雖然有1月6日的事件,甚至川普不得不因此接受敗選結果,但是川普後的川普主義可能才是對民主黨最大的挑戰。有人講,參眾兩院有共和黨議員出來挑戰選舉的合法性,其實就是為了表明他們對選民尤其對共和黨的鐵杆選民的一種政治立場。

美國下一步究竟怎麼發展?1月20日政權交接後,民主黨既掌行政權又掌立法權;如果民主黨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沒有一種反思,還是繼續推進激進的社會政策,比如說以性別政治等推進身份政治,那麼,美國下一次選舉就到了一個更嚴峻的關頭。

提問:華東師大的許紀霖先生曾經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川普背後有很強的民粹主義,而清華的秦暉教授卻有不同的看法。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呢?從這次疫情到大選看,即使川普不是民粹主義思潮的產物,也與民粹主義、反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您對這個問題如何看待?

任劍濤:首先我強調,對川普的政治行動有一個主義上的歸類,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愛好;而政治行動跟意識形態的分類不是吻合的。對任何政治行動,都有一些意識形態的要素是吻合的——用愛國主義,用民族主義,用保守主義,用民粹主義,都可以去分析川普的行動。民主選舉在動員民眾的情況下,為了選票——有些朋友也指出,政治學家們也指出——有天生的民粹色彩,除非不進行民眾動員;當然,民眾動員是否過頭,可能是民主和民粹的一個分水嶺。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用民粹主義去概括川普,概念顯得比較貧乏,我也不是特別同意這樣的概括。如果提問的這位朋友有興趣,可以看看我在《當代美國評論》發表的那篇文章《重構國家:川普理念的政治理論推定》,可以看到,我大致把川普主義歸於保守主義,可以說它是帶有民粹色彩和民族主義色彩的保守主義——這也是美國保守主義最新的階段,從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再回到今天國家和民族主義的立場。保守主義所結合的其他意識形態,在美國也不是時時一樣;保守主義是一個雜拌,不是像最初保守主義者表述得那麼清晰。

在美國的政治里一直有強烈的反智主義色彩。確實,政治不遵循理性是不正當的;但是,完全把政治看作理性行動而沒有情感主義的導向、沒有反智主義的成分,也是不正確的。我們國內馬上會出版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我應邀為這個書寫一個導讀。

霍夫斯塔特指出,可以說,美國從政治高層到社會生活、到知識界,都具有一個反智主義的強烈傳統——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傳統。反智主義某種意義上是對理性政治、規條、法律的一種不信任姿態。實際上,反智主義是理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一個伴隨物。我們中國人也不要一看反智主義就認為它好像要錯得離譜、只能接受譴責——這種認知是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太過單純的一種表現。但是,對反智主義確實要遏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就我自己的立場來講,我是堅決主張政治生活必須是理性主義導向的,這是政治生活的宿命;如果進入政治世界的人都訴諸反智主義的話,那就完蛋了,就不可能有政治合作,就不可能有政治妥協,進而就不可能有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憲法認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川普的有些做法確實也是可以校正的。

提問:四年前,川普剛當選總統時,就有文章從美國人口構成發展的角度分析,認為這是美國傳統白人族群價值觀(或者說保守主義)主導的最後機會。任老師怎麼看待這個觀點?

任劍濤:對這個說法,我自己感覺,一方面是略有一點危言聳聽,但是另一方面,美國也確實可能到了一個轉折關頭。拉丁裔和非洲裔移民的不斷增多,讓美國的保守主義無形中增加了焦灼感;美國傳統白人可能日益佔據少數,因為白人的生育願望越來越低,少數族群生育願望是比較高漲。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傳統價值觀如果缺乏了白人這個主要的承載群體,有可能守不住,但是民主黨有些人已經開明到令我們都有點瞠目結舌的地步了。

而對保守主義者來說,確實他們不是只保守白人的族群價值觀,而是反對多元文化主義。他們的訴求是,第一,回到文化多元主義;第二,捍衛憲法原旨主義,從而保有美國成為美國的理由。這也是說明,他們看到了問題的一個焦點。在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這個機會不是"最後機會":我不願意在政治生活中用這麼極端的概念:"正邪的最後一戰""美國白人的最後機會"。不是什麼"最後機會",機會總是有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在下次選擇當中,白人群體的分裂性在內部得到一定彌合,以及移民群體、理智主義者本身對美國政治之為美國政治、美國之為美國理由的共同認知,可能會對保守主義者有不同的政治反饋。

而且,更現實的效應在哪裏呢?美國政治是,兩年就是議會的一次選舉,四年就是美國的總統和議會的選舉;它是個政治周期。凡是在台執政者,可以說都是面臨挑戰的。民主黨上來執政,如果導致美國進一步撕裂,可能下一屆選舉,行政權和立法權多數都失去,參眾兩院都變成共和黨坐莊了。這也未可知。當然,我樣說,可能說得太活泛,但是也算是一個預期吧——意思就是,我們要因應政治周期的變化。

提問:如果目前保守主義不能有效解決問題,那麼未來美國撕裂的局面走向整合可能採取的是何種社會思潮?

任劍濤:到了最後,應該是何種社會思潮來整合?如果我們進行一個最簡單的回答,它一定是帶有包容性的思潮——也許偏好某一種色彩。在我看來,如果要給出一個比較直接的回答,它一定不是激進主義的方案。桑德斯在民主黨內都突破不了初選,所以,如果民主黨走得太遠,在民主黨內,比如說對佩洛西也會有反彈。

某種意義上,回到溫和的保守主義,或者回到溫和的進步主義,可能能幫助美國整合,彌合它的實力。所以,我有個提法,在剛才的講座中我也提到了,就是:要從極端民主黨人手裏拯救進步主義,要從極端共和黨人手裏拯救保守主義。因為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中左和中右他們雙方的合作。

其實從美國反觀中國,中國也是要有一種包容性的社會思潮,這對於中國來說非常關鍵。

提問:拜登上台後,會在多大程度上繼承川普的政策?比如說經貿協定、對華政策上。

任劍濤:其實拜登上台,至少枱面上是沒有所謂繼承川普政策的說法。因為各位朋友都知道,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際輪替就是政策更替調整的節點,所以無所謂拜登要繼承川普的政策。我理解這位朋友提問的意思可能是,拜登多大程度上不能違背川普的政策?因為川普在退下去之前所採取的一些政策,是要讓拜登不能走回頭路,免得他否定川普的政策,所以有的人講,川普是以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規訓拜登。因為美國現在保守主義運動有個口號就是"共產主義正在接管美國",所以如果民主黨走得太遠,保守主義以這個口號來批評民主黨、批評拜登,可能拜登的政策就會受到重大的壓力,尤其是對華政策、經貿協定上——至少不會是即刻的轉向,這是我的判斷。

提問:如果一個國家無論是在社會文化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好像都有很強的反進步的色彩,您認為這個國家屬於保守主義國家嗎?

任劍濤:這個判斷太籠統了,反進步不見得就是保守主義,我們不要進行一個對立性解讀。保守主義就是反進步嗎?保守主義是不反進步的,保守主義是反太過迅速的進步,反對革命,反對極左,反對激進。

(任劍濤: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本文為2021年1月16日共識國際講壇任劍濤教授講座的文字整理稿)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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