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愛知縣一家豐田汽車工廠的車身焊接車間
步入後COVID-19時代以來，中國經濟一直在困境中掙扎：增長速度低於預期、人口發展趨勢不容樂觀、年輕人失業率高企、過度開發造成房地產危機、政府債務不斷膨脹。這只是困擾中國經濟的幾個「病徵」，情勢可能會進一步惡化。不久前還想採行中國某些自上而下經濟政策的美國人是否預見到了這個情況？當然沒有。類似的錯誤，這些悲觀主義者已犯過多次了。
實際上，20世紀末大部分經濟評論都聚焦於日本的騰飛。就在幾十年前，學術界和決策層的很多人都做出過類似預測，稱日本戰後的復興預示着美國將走向敗落。很多人還主張放棄我們的自由市場政策、代之以「重手」干預；他們堅信，推行（嚴厲的）產業政策是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秘訣。
我們始終應該質疑那些以單一因素解釋複雜經濟增長現象的理論。曾經赫赫有名、掌控日本產業政策的通產省（MITI，也叫做國際貿易產業省），只是該國大大小小，制定經營、生產和投資的數百萬計決策者之一。雖然通產省確實影響了日本經濟的許多方面（其重點是加強日本工業基礎和推動出口），但說它是日本經濟增長的「操盤手」，有點太誇張了。
其實，日本經濟上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來源於其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整體經濟自由度。德克薩斯理工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經濟學家本傑明‧鮑威爾（Benjamin Powell）指出，在1970年全世界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中，日本高居第七位。
戰後日本特殊利益集團解體使得裙帶關係減少、政府在聯合研發方面沒有施加反壟斷限制、銀行擁有持股自由，這些因素為該國的經濟發展掃清了障礙，推動經濟出現驚人增長。此外，日本的儲蓄文化及有利於儲蓄的稅收政策，也為經濟加柴添火。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整體上處於低稅、降稅和自由的經濟環境，再加上高額居民儲蓄，使得私營部門出現一個合乎情理的投資熱潮。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大衛‧亨德森（David Henderson）在報告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私人投資總額占其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重高達30%，幾乎是50年代初（約17%）的兩倍；日本政府同期的經濟投資與之相比，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
此外，日本一些最成功的案例都來自非通產省重點關注的行業。汽車行業就是其中之一。豐田汽車（Toyota）和本田汽車（Honda）等公司都是通過完善其生產流程[例如著名的「豐田生產體系」（Toyota Production System）]，而成為全球聞名的企業。這類創新是企業自我推動的，並非通產省的功勞。
事實上，通產省曾試圖整合日本汽車行業，認為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好在當時的行業領袖抵制了這一做法，否則本田等企業可能永遠不會成為全球名牌。通產省也曾試圖阻止索尼（Sony）購買美國西方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的電晶體收音機產權，但沒有成功，這對日本來說是幸事。後來的情況眾所皆知，無需再贅述了。
儘管通產省扶持的一些行業現如今都獲利了，但並不能證明如果當初政府不投資，它們就不會獲利。同樣的，日本政府推動資源再分配、將投資重點從效率低下的農業部門轉向製造業，可能確實推動了該國經濟增長，但這類政策所能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
該國經濟在轉型為「出口工廠」的過程中，未能進一步發展為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府設置的壁壘擋住了。因此，日本雖然通過提供補貼、在生產大量供外國人消費的產品方面取得「成功」，但普通百姓並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好處。
日本政府最後試圖通過加強進口限制、擴大政府支出及發錢等方式來掩蓋其政策造成的貧困問題，但讓人痛苦的經濟衰退證實，這些做法徒勞無益。進入20世紀90年代——即所謂的「失落的10年」後，日本經濟便成了政府管理不善的典型案例。
類似的問題正在中國發生，但比日本嚴重得多，因為專制的共產政權只會把本已很大的問題進一步放大。現在，唯一有待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人似乎老是相信那些推動政府實施產業政策、說它比經濟自由制度更能確保繁榮的人？
作者簡介：
維羅妮克‧德‧魯吉（Veronique de Rugy）是喬治‧梅森大學梅卡圖斯中心（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高級研究員。她曾多次在國會就財政刺激、債務、赤字和監管對經濟的影響等問題作證。德‧魯吉還曾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駐研究員、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政策分析師，以及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員。
原文：China’s Economy Is Struggling—Still Want to Emulate I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