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為什麼十年前已經逐漸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在現實生活中重新崛起？這與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特點有關。由於社會自治並沒有隨着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而相應成長起來，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後，公民社會組織的自主性被當做不利於政治穩定的異質物而受到嚴密控制與緊縮，由於社會力量太弱，這種體制缺乏社會力量發揮社會多元整合的功能來實現善治，「強國家-弱社會」體制的劣勢也同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國陷入了五種困境。
一、威權庇護網結構與威權自利化的困境
所有的威權體制，都難以避免威權精英階層的自利化傾向，這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然而，後革命型的威權政治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屬於「強國家-弱社會」型結構。國家強勢，社會弱勢，社會對官員的制約力本來就很弱；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來就缺乏體制內的權力監督機制，這兩個因素相疊加，就會出現體制內與體制外在對權力制約上的雙弱結構，即體制內先天地缺乏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體制外由於社會弱，也沒有制約的能力。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里，官員腐敗可以藉助於權力庇護網結構而如虎添翼。這種權力庇護網結構的特點是，腐敗官員與公安、檢察、司法系統之間，在官員與上下級職能部門的朋黨之間，在他們執掌的權力與黑社會之間，形成勾結起來共謀利益的關係。權力結構中的上下級之間，上級作為保護人，與作為被保護人的下級，形成「恩主庇護—扈從效忠」關係。在某些官員的把持下，中國特有的司法與檢察系統也得以參與到庇護體制之中，這樣，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區形成上、下、左、右之間的全方位的庇護網(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護人、效忠者、黑社會分子與地方監督與司法機構之間，以地方官員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環結構。這種威權庇護網支配的環境裏，腐敗行為的收益極大提升，違法犯罪成本與風險極大降低，於是腐敗會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廣東「烏坎事件」而論，一個村的支書可以任職達四十年之久，多年來烏坎村的支書利用職權變賣土地達6700畝，村民基本上沒有分到一分錢。這些嚴重的弊端正是與上述「強國家-弱社會」朋黨結構性弊端有關。
二、利益壟斷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困境
應該說，如果不存在着國家干預，單純的市場經濟下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這樣一種兩極化趨勢，即擁有資本、技術、知識與權力者，要比沒有這類稀缺資源的人們，要更容易在市場條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貧富分化，是競爭性市場經濟的自然現象。幾年前，上海浦東陸家嘴湯臣公寓每平方米的價格達15萬元，這一平米就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個農民76年不吃不用所掙的平均所得收益的總和。這個鮮明的對比正是市場經濟下的兩極化的一個例證。
而且，在「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條件下，權錢勾結導致社會不公現象，更難以受到自主的社會力量的有效監督。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在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例如某些房地產老闆與煤老闆，兩者容易形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係。政府的強勢，使這一體制最為關鍵的因素，即有權階層與財富階層之間的分利性結盟關係難以被社會所制衡。這種結構性弊端特別表現在管理層收購政策的實施後果上。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國有體制轉制過程中的「管理層收購」政策(MBO)，雖然客觀上對擺脫轉型經濟困境有積極意義，但也造成了原始積累式的貧富兩極分化。管理層收購的政策在經濟上確實產生奇效，多數轉制後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獲得了生機。國家也成功地扔掉了多年沉重包袱，銀行不再把老百姓的錢注入這個毫無指望的無底洞，走出壞賬不斷的陷阱，從而有效地避免了銀行總崩潰的危機。但管理層收購獲利者以極低的價格折成只有自己可以購得的股份，把自己管理的國有企業轉變成為自己的私有企業，產權雖然明晰了，經濟總體上也加速發展了，但由此造成的社會不公、腐敗，就變本加厲顯露出來了。中國當下煤老闆財富之多、生活之糜爛、人數之眾，令國人側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學者指出的，在國家行政權力支配下，土地供給價格不斷攀高，而原先已經積累了大量財富的有權勢者，利用壟斷優勢進而轉向房地產，其結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這些富人錦上添花，居民住宅價格也不斷相應提升，低收入者根本購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購房成本加重，權錢結盟造成的分利化，嚴重影響社會健康發展。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是以這種分利集團與失地及低收入的普羅大眾的之間的收入不斷拉大的剪刀差為基礎的。醫療、衛生、失業、教育高費用，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全感十分強烈。
三、高額稅收造成的國富民窮困境
中國屬於「強國家-弱社會」體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大動員能力來發揮其稅收潛力，來實現強化行政力量的目標，而民間社會對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據陳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脹的因素，從1995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的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累計漲了10倍，而城鎮居民收入只增長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1.7倍。另一組數據是，國力增加21%，而行政費用卻增加到了27%。當今中國各地政府的巨額三公消費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不滿則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河南某貧困縣只有20個職工的審計局的新辦公樓居然有3000平方米，該局的家屬樓每人可分到200平米的住宅。這樣的事實可以說不勝枚舉。
從經濟上說，造成目前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主要體現，就是中國極為龐大的行政公務支出。以政府費用在國家財政支出所佔比例看，中國不會少於30%，有的專家甚至估計可能會達到37.6%。這與世界上多數國家此項開支均未超過10%形成了強烈對照與反差。
據專家披露，近年來，「三公(公車購買和使用、公費出國及公款招待)」年消費額高達數千億元人民幣，其中還不包括國家公職人員的個人收入總額。龐大的財政支出的根本原因就是吃國家財政飯的公職人員數量的異常龐大。中國的「官」「民」比例早已大大高於改革開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1998年，也只是40人養一名「官」，而今天己變為26：1。在中國每年一次的招考國家公務員的活動中，都會出現成百上千人去競爭一個職位，這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弊端。權力與高稅收使公務部門成為直接受益者。雪上加霜的是，如此龐大的三公開支，即缺乏透明的財政預算，又缺乏有效的對財政預算使用的監督與管理。有外國學者研究認為，中國在財政預算透明度上的世界排名，是倒數第十三位。
據報道，中國科學院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宏觀稅賦占GDP的比重為34.5%。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低收入國家宜為13%左右，中上收入國家宜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30%左右，2010年中國仍屬於低收入國家，但是，稅賦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貧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處境困難，而且連中產階級都有可能因房價猛漲而走向貧困。整個社會大眾在高房價壓力下、在教育費高漲的壓力下，消費無力。其結果直接導致社會消費嚴重不足，經濟拉動困難，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一位小企業經營者提供了這樣一個典型賬本：他的進銷價差20%，即每100元銷售額中有20元毛利。然而，這20元的毛利要交給政府增值稅、附加稅、防洪費等近4元，還必須付給房東房租、支付水電費、支付工資，此外，還要支付職工工資的24%作為社保、5%作為住房公積金，這樣計算下來，每月的必須開支占銷售額的12%，現在剩下區區4元了，這4元要上交企業所得稅0.8元，只有3.2元的淨利潤，即使這3.2元，還要交分紅所得稅0.64元，到手的只有2.56元。這也就是說，投入80元資金只有2.56元的回報，回報率3.2%，還不夠存入銀行定期利息。面對這種消費不足產生的矛盾，政府沒有從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強國家雄厚財力，用巨額投資拉動國營經濟，如高鐵事業，造成壟斷利益集團新的巨大腐敗機會，而且由於此種投資拉動難以見效，一旦拉動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鈔票一途，老百姓勢必進一步成為通貨膨脹的受害者。
四、「國有病」困境
在「強國家—弱社會」體制下，當政者有一種強固的觀念，即認為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並向國企利益傾斜的政策，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都被認為是大方向正確的。國企的「非經濟思維」(即從政治角度來考慮經濟決策)的特點，使原來已經嚴重的
「國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會上人們普遍對「國進民退」的趨勢產生憂慮。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統計，以壟斷行業為例，2008年全國行業就業人群中，壟斷行業佔全國就業人群的8%，卻拿走了全國工資福利的一半，形成巨大的行業不公。有些國營製藥廠的辦公樓的豪華程度並不亞於法國的凡爾賽宮，某些國企壟斷公司大堂里的吊燈動輒數千萬元。2011年中石化煉油業務虧損374億元，而職工收入同期增幅超過23%。從中也可以看到國營壟斷性企業所造成的實際上的嚴重社會不公。職工福利在不同企業中實際執行上的差異，扭曲了人們努力的方向。中國越來越盛行的考公務員熱，近百人甚至數百名報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這種趨勢的表現。
國有病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上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形成壟斷性的分利集團，雙方結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係，他們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額利益；另一方面，高房價又使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財富積累困難，這就形成「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
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無須激發創新意識，提高效率，它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國有經營壟斷機制從社會獲得巨利。中國的《新世紀》周刊最近披露了一份CRH2型動車組配件供應商名錄，包括三千多種動車設備的目錄及價格。有些比市場價格高出四五倍。高鐵車廂內僅一個衛生間就耗資30至40萬元，一個水龍頭1.28萬元，一個紙幣盒一千多元，坐廁組合居然近十萬元。以至於人們形容高鐵車廂是用金磚鋪出來的。人們自然還會聯想到如此浩大的開支後面的「回扣」將是何等巨大的數額。
與國有病相聯繫的是公務腐敗與公款消費的巨大開支。據報道，九三學社中央擬的一提案列舉一組數據：目前，全國一年公款吃喝的開銷已達3000億。如此龐大的公款吃喝數額，擠占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務、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項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18.6%；國外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於10%。
五、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自建國以來，社會文化自主生長的能力本來就很弱小，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強國家—弱社會」威權模式下，由於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化建設方面，受制於行政化官僚約束。而且，在強國家體制下，行政官僚體制以政權穩定為主要追求目標，這就會以種種方式來抑制社會自主性的發育。官場只能按規定辦事，行政官僚「保姆」對文化教育的強控制，也勢必對社會的原生態的文化創造力產生消極影響。
因為公民社會的缺乏，民間文化缺少自治組織的力量，處於一盤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長性沒有發育起來。這種局面是不利於文化建設的。我們目前的世風日下、家庭倫理危機、誠信危機、道德危機，並不是因為政府宣傳得不夠，而是因為社會自主領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倫理的系統，並沒有充分地發展起來。
中國現行體制的社會創新能力的退化，還與官僚國家的獨大趨勢有關。鑑於中國轉型的複雜性，中國最需要的是，政治精英必須是鄧小平所說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與想像力。然而，在形格勢禁的官僚制中，產生此類政治家的條件極為苛刻，只有在經歷極大危難之後，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在老一輩有資望與經驗的革命元老中出現鄧小平這樣的撥亂反正的強勢人才。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由於時代需要而進入官界，然而，隨着官僚體制的常規化、定格化，這個體制就越來越難以產生具有遠見卓識與獨到見解的政治家。科層制、官僚制本能地趨向於保守，官僚體制的特點就是以一種特定的尺度來選拔官員，官位升遷的誘惑力與官場文化中的角色期待與定位，會把進入官場的人們按一種特定模式加以改塑，這就使官場無法產生應對複雜環境挑戰的人才。清代學者法式善說：「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然而國家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非曉事之臣不能明其機微。」陳舊的體制反向淘汰的結果，往往只能使「小才私智」者左右逢源，如魚得水，而很難使通達事理的「曉事之臣」脫穎而出。
在缺乏改革氣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說，官僚體制具有一種逆向淘汰機制，官場會自動地排斥一切具有變異能力的人物。官僚制歷來是一個大染缸，把有思想有創新意識的人統統清洗出去，把官場中的人們染成同樣的顏色。體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遠見卓識或雄才大略之輩。在官僚體制內最具有適應能力的，正是這樣一類人物：只顧眼前、不管將來；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胸無大志、得過且過；知難而退、有所不為。
【作者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