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一個「境外勢力」的幽靈在簡體中文互聯網上空盤桓。據稱，一位擅長打昆特牌、撲克牌、遊戲王和三國殺的78歲老人是這個幽靈的召喚者。儘管「境外勢力」讓所有網民感到害怕與憎惡，但每一個互聯網社群都將境外勢力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組合，使之適應於自己的世界觀。對境外勢力的不同表達和理解，取決於人們不同的社會角色及生活經歷。從這一角度來看，境外勢力主題被賦予不同的變調，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個故事所表達的則是某一特定群體的恐懼。這些故事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伴隨着未知人物、未知觀念和未知力量而來的兇險。或者說，當由於內卷化生活的劇壓和由於啟蒙教育的確實使得本就缺乏同理心的網民無法理解也不願理解與自身觀念不同乃至相悖的觀點時，這種恐慌與獵巫就開始了。
對於「境外勢力」的恐慌與獵巫向中國互聯網的觀察者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難過的現象：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事件從—開始就帶有這種令人不快的特徵：有些男性網民只是由於無法接受男性氣質和在公共場所吸煙的特權被衝擊，就去到與此次事件完全不相關的淘寶店鋪進行侮辱和謾罵，他們所展現的除了醜惡的妒忌，還有徹骨的仇恨。而在著名的小眾文化社交平台豆瓣關停了一系列和女性主義相關的群組後，部分被中國網民稱為「粉紅女權」的豆瓣網友，則稱與她們對立，包括封停她們的豆瓣都是「境外勢力」。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他們甚至還引用歷代領袖的語錄來證明對立者是「境外勢力」。當然，她們先前的行為並沒有任何錯誤，歷代領袖的語錄也都是真理，但是將這兩者結合起來指控境外勢力，這實在是讓觀察者們前所未見了。
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裏，以「境外勢力」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網民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女權」（或者男權，請注意，括號內沒有引號）「壓迫」或資本盤剝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和正在遭受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
我們在這裏所瞥見的，是否是一個已被人口過度增長、內卷化程度加劇、人均資源比例惡化、勞資矛盾加劇和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所遭遇到的一種道德報應？在這樣一個備受困擾的社會裏，人們會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社會流動性的急劇下降和特權的合法化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能從把奔馳開進故宮的人們那裏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境外勢力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即使境外勢力這樣的存在是自己從來沒有親眼見過的，但人們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適當「技巧」便可通過勾結境外勢力而破壞自己的和平與安寧——雖然這種和平與安寧大概只是996ICU——這是一種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覺。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真實的權力——人們可以通過指控某人為境外勢力、或以提出這種指控相威脅而得到這一權力。相互指控他人為境外勢力所折射反映出來的是人們的無權無勢狀態，或者更進一步地說，在網絡上相互指控他人為境外勢力所折射出來的，是人們現實中的無權無勢狀態。
任何人——無論所屬社群——都可以指稱別人為境外勢力。其實，把女權主義者和性少數群體當作替罪羊是決策者和民間的某種共謀。決策者相信，境外勢力的陰謀由女權主義者執行，而性少數群體則是他們僱傭來的跑腿。對於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決策者對他們大張撻伐，這些人也成為決策者的某種恐懼的最佳陪襯。至於普通民眾，他們早已把境外勢力的帽子套到了女權主義者的頭上。他們也有自己的成見；女權主義者是危險的外來者，由於不認同父權性別秩序而背棄文化傳統——雖然從理論上講當代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政治上天然不可靠，是潛在的第五縱隊。當決策者對這些易受攻擊的少數群體進行撻伐時，網民們是不會不對之表示歡迎的；否則的話，在抵禦境外勢力的問題上，他們就只有指望對新思潮持不可知態度的官僚們為他們提供微不足道的保護了。
筆者的前輩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在《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書中將乾隆時期的中國社會描述為一種「受困擾社會」（impacted society），在他看來，這種社會「為反常的權力所攪擾，它和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紀美國『零和社會』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孔飛力認為，這兩種社會都發現，它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已無法通過增進生產來解決，而需要「對損失進行分攤」。某種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社會是「受困擾社會」和「零和社會」的微妙結合。一方面，它在政治-文化上仍然保存着舊時代中國社會的很多印記，比如賢能政治和精英政治，以及近年來越發強烈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傳統以及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奇蹟增長使得民眾產生了類似西方人對進步和經濟成長的信念，但這種信念由於社會主義傳統的影響，相較西方式的「隨着發展，一部分人會受益，而沒有人會被損害」，中國民眾則更強烈地相信，「隨着發展，所有人都會受益，沒有人會被損害，而一切問題都會被解決」。那麼，顯而易見地，在這一信念破滅之前，當有人被損害的時候，只要這個人不是自己，民眾就傾向於將這個人非人化。
與帝制後期的中國相類似，今天對普通民眾而言，接近政治權力的機會非常渺茫——實際上，聲稱自己是普通民眾而擁有接近政治權力的可能性的人，基本都出自於中下層官僚、知識精英以及高級管理人員或者企業主家庭。這種「普通人能夠接近政治權力」的認知錯位，實際上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階層流動的意識形態表現。但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沒有接近政治權力的機會，也就不能以此通過各自的利益相較去競爭社會資源。對普通民眾來說，僅僅是組成團體去追求特殊的社會利益便構成了政治上的風險。那麼對大多數人來說，權力通常只是存在於幻覺之中；或者，當國家清剿異己時，他們便會抓住這偶爾出現的機會攫取這種自由漂浮的社會權力。只有非常的境況才會給無權無勢者帶來突然的機會，使他們得以改善自己的狀況或打擊自己的敵人。因此，即使在今天，讓普通民眾享有權力仍是一個還未實現的許諾。毫不奇怪，冤冤相報（這是"受困擾社會"中最為普遍的社會進攻方式）仍然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特徵。
最後，我願意引用我的前輩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的結束語作為本文的結語：
沒有人會哀悼舊中國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它所造成的社會傷害也已超出了僅僅壓碎幾個無依無助的遊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它的特性卻可以阻擋任何一種狂熱。沒有這樣一個應急的錨碇，中國就會在風暴中急劇偏航。在缺乏一種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況下，統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生活於我們時代的那些異見人士和因社會背景或怪異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會成為這種力量的攻擊目標。
——沒有什麼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