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劉先生｜八部半劉再復先生離世，一個曾經在19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發出巨大迴響、後來卻逐漸退潮的名字又浮現在我腦海：戴厚英。
戴教授曾經是我母校上海大學文學院名氣最響的教師。1980年底，她出版長篇小說《人啊，人！》。
小說以C城大學為背景，寫了一系列知識分子各自的人生坎坷和彼此的複雜關係，反映了從「反右」到「文革」再到思想解放運動這一段歷史生活，控訴了「左」傾路線給人們帶來的深重災難，揭示了人為的「階級鬥爭」對人情、人性的扼殺和扭曲，表現了「文革」剛剛結束之時中國社會存在的複雜的矛盾和鬥爭，對人情、人性和人道主義發出了熱切的呼喚——摘自百度百科
1996年8月25日，作家戴厚英在上海虹口區涼城新村居所被害。在上大文學院，戴老師帶教雙數年份入學的學生。我1989年秋天入校，正好被她跳過。我上下兩級的都是她的學生。
1996年我已經離開政法條線去報社的經濟周刊做記者。9月的一天，803的探員居然找到了我調查。後來知道那次警方先後找過幾百位曾經與戴同處一個校園的畢業生。排摸。在沒有攝像頭的年代，也只能用海選的笨辦法。
那天天很好，問訊地點就在勞動報二樓辦公室。便衣警探很年輕，也很客氣，詳細地詢問了在校期間我和戴厚英老師的交往——我說毫無交集，我甚至不記得我在學校見過這位著名作家。看得出803的同學很疲憊，在筆記本上潦草地塗抹着，神情訕訕地。
「你不曉得嗎，半年前我就是跑你們803的。」快結束時，我突然說了一句。年輕的刑警吃了一驚，停下筆看着我。「儂工作有點不到位啊。」我嘻嘻哈哈調笑着。刑警合上筆記本，打算起身告別。我倒來了興趣，拉他繼續神聊了一會兒。其中我問的一個問題至今還記得——如果我，一個跑你們803的記者是兇手，平時跟你們混得很熟，甚至還去過現場採訪，你們能抓住我嘛？刑警很認真地想了幾秒鐘，搖搖頭：還真的不一定，你在盲區。
辦公室另一名女同事是戴厚英的學生。803的同學問了她更久。
兇手很快被抓獲，和我一個朋友同名，叫陶鋒，是戴厚英家鄉老師的孫子。老師寫給戴厚英的紙條「我的孫子小鋒在五角場工作，望多多關照」被她夾在日記本中，最終成為破案的關鍵信息。
遙遠的1980年代，劉再復談主體性；戴厚英寫出了《人啊，人！》。
不，我不是推薦我的讀者今天去看《人啊，人！》。大概率你會看不下去。但啟蒙會速朽，楔子不會。
時代中的戴厚英的「先進性」，不只是她寫了「人性」，而是她寫出了人在時代里的撕裂感。知識分子的理想、情感、倫理與現實如何互相絞殺；一個人在歷史洪流里如何一邊活着，一邊慢慢失去自己。
那種疼痛感，即便在今日，也有現實意義。
現在大家當然也天天談「人性」。但很多時候，不過是在評論區里比爛，曬誰的底線更特麼地低。這當然也算一出人性主題的活報劇。
我覺得劉再復戴厚英他們當時還是身懷赤子之心，真的試圖重新理解——
什麼叫「人」。
而戴厚英自己的人生，遠比愛情小說奇情。《人啊，人！》背後的故事原型，就是她自己和詩人聞捷的悲劇人生際遇。
聞捷是1950-1960年代，中國大陸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天山牧歌》紅遍全國，新疆、草原、愛情、青春——那些帶着理想主義光澤的詞語，在他的詩里閃閃發亮。
1971年初，在經歷了漫長的羞辱與批鬥之後，聞捷在上海陝西南路長樂村寓所開煤氣自殺，年僅47歲。之前的1966年，他的妻子杜芳梅在同一地點自殺離世。
1970年，聞捷在上海奉賢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與負責審查他的戴厚英產生感情。兩人曾向組織申請結婚，但受到嚴厲批判，未予准許。
小說《人啊，人！》裏面那種對「人的毀滅」的敏感，並不只是理論上的，而是作者親眼見過、親身承受過的。
從劉再復到戴厚英，那代知識人太知道「人被碾碎」是什麼樣子。他們真的見過，一個人是如何在時代里慢慢變成非人。
沒有見過廢墟的人，總會對毀滅抱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浪漫。
劉再復戴厚英他們真正留下的，也許並不是具體理論與文本，而是一種已經越來越稀薄的氣氛索引。
戴厚英生於1938年，安徽穎上人。長劉再復三歲。活到今日，也算米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