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孔松在紐約時代廣場參加活動，抗議中共。（林丹/大紀元）
2025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也是最清醒的一年。12月15日，我的母親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後的兩個月里，我們彼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每一天都在煎熬中度過，而我卻被迫滯留海外，不敢回國陪伴，無法送終，只能靠視頻電話問候。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內心的惆悵無法用言語表達。我的個人苦難，我很清楚，它並非個案，而是中國現實的政治所長期製造的人道災難之一。
母親臨終前兩天，當她聽到那頭是我的聲音時，已經說不出話，卻仍然拼命做手勢想要搶電話，我心如刀割。那一刻我明白，她想問的是：「我快不行了，你為什麼還不回來見我最後一面？為什麼一出國，就再也不敢回來了？」我無法回答，因為我比任何時候都清楚——我不是不想回國，而是不敢回國。
個人的不幸，往往並非偶然，而是發生在中共的制度性災難的直接後果。這種災難的破壞力遠比天災人禍更可怕，天災只發生在局部，而暴政卻無處不在，無時無刻不在盯着每一個普通人。
我成長於計劃生育的年代，本身就是受害者之一，所幸僥倖逃脫。我的姐姐12歲時被拐賣，明明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誰，卻無法將其繩之以法，因為對方背後有共產黨的官員保護，這正是法治缺失的真實寫照。我的堂哥離奇失蹤十幾年，至今生死不明，而這也絕非孤例。每年中國失蹤人口高達幾十萬，中共擁有全球最龐大的監控系統，卻連一個失蹤人口都找不到，因為這套系統從來不是用來服務人民的，而是用來監控、壓制和控制人民的。
在中國時，我無意間接觸到外網信息，再結合自身經歷，整個人突然清醒過來。我開始發表反對中共的言論，隨之而來的，是警察的威脅與毆打、社交賬號被封禁，以及現實生活中的遭全面排斥。許多朋友將我拉黑，留下來的也不敢與我有任何公開互動，甚至不敢在朋友圈點一個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微信被封、無法發聲的那段時間，仍有人私信關心，仍有人認同我的觀點。哪怕只能啟發一個人清醒，我也覺得自己的付出沒有白費。
這些經歷並非「個案」，而是中共的極權體制對普通人進行系統性碾壓的結果。
2025年，中國發生了大量觸目驚心的事件：香港鴻福苑大火後，當局拒絕追責、壓制輿論，對死者家屬的維權進行控制與威脅；四川江油「千人反霸」事件中，基層權力與黑惡勢力長期勾連，普通民眾被逼到極限，最終爆發大規模抗爭；陝西蒲城學生墜亡事件疑點重重，當局試圖強行定性為「自殺」，卻引發上萬民眾上街抗議，並遭到強力鎮壓；河南許昌第六中學，上千名學生與家長集體抗議壓迫性教育制度，現場衝突激烈；雲貴高原農民反對強制火葬運動，地方政府以「文明殯葬」為名，強行剝奪少數民族與農村地區的基本人倫權利；雲南昆明街頭攤販與城管的持續衝突，底層生計被系統性摧毀，執法暴力常態化；甘肅天水幼兒園投毒案中，家長依法維權，卻被視為「維穩對象」，信息遭到封鎖。
這些事件有一個共同點：中國人民並不是違法者，而是被逼到絕境的受害者。而中共政權的回應，永遠只有兩種方式——封鎖和鎮壓。所有的結論最終都指向同一個事實：問題不在具體事件，而在政權本身。
正是這些發生在中國的血淋淋的現實，讓我徹底放棄幻想。我不再相信所謂的「體制內改良」，不再相信「漸進改革」，也不再相信「忍一忍就會好」。
我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只要中共政權不結束，中國人民的苦難就不會結束。委內瑞拉、伊朗等國家的反抗實踐已經清楚證明，當人民不再恐懼，專制政權並沒有它宣稱的那麼強大。所謂「高科技維穩」「天網系統」「絕對控制」，在真實的社會崩塌面前，都是紙糊的「神話」。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我加入了中國民主黨，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共產黨。生命不熄，抗議不止。因此，我無法回國，這不是假設，而是必然。在當前的中國政治環境下，參與海外民主組織活動的人，一旦回國，等待的只會是坐牢、被失蹤，甚至肉體上的毀滅。
我選擇抗爭，而不是沉默。母親的去世讓我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價，我更加清楚自己為何而戰。為了不再有中國人像我一樣流浪海外、無法回家，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能擁有一個安定的家，想去哪裏就去哪裏。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麼？最大的幸福，就是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國家。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那時的中國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我盼着這一天早日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