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時代，由燕京而清華，由史語所而哈佛大學，1946年懷着「漫捲詩書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國，重回燕京執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共和國成立那年37歲，是一個學者最好的年齡。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兩面，這使他治學和為人都深深留有那個時代的印跡。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決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來在學術上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學問，但我在讀他晚年寫的自傳《畢竟是書生》時，能感到他對自己的一生是有遺憾的。他從哈佛回來的時候，才33歲，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學術環境，周先生在史學上的成就要比現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遺憾不僅是他個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
周先生的青年時代，呼吸着學術自由的空氣，他想成為像陳寅恪那樣的學者，他在治學上走陳先生的路，在整個精神世界裏，也深受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響，但青年時代的信仰後來在他身上沒能很好地體現出來，直到晚年，重讀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對自己青年時代的信仰是多麼留戀。
周先生年輕的時候，在學術上顯示了他的才華。楊聯升在一篇懷念陳寅恪的文章中說周一良是「當時青年學者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談陳寅恪》第30頁，台灣傳記文學社）。1946年4月，陳寅恪去英國治病，道出紐約，與趙元任見面，「對一良與聯升近況，垂詢甚詳」（同上）。可見陳寅恪對周一良的厚望。1945年10月，傅斯年致函胡適，為北大網羅人材，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選。「周一良、王毓銓、胡先晉，乞先生一斟酌，就地決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55頁，中華書局版）。這是傅斯年對周一良先生的評價。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蓮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趙元任在給博斯年一封信中曾詳細談到有關史語所招募人才之事，對周一良的評價是「史語所要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個要緊的人，萬萬不可放去」（王汎森、杜正勝主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198頁，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發行）。
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輩學人如此高的評價，可見他確是一位有前途的學術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經走過了83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輕一代敬仰的學者，但他沒有成為當年前輩期望的周一良，這是我想要說的問題。50年代初，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112頁，三聯版）。從陳寅恪的語氣中，能感到他對周一良等自己學生的期望，遺憾的是他的學生在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沒有自己的老師執着。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傳中曾說過：「我生性小心謹慎，加之解放後『原罪』思想沉重。」正是由於這兩種原因，使本來一個志在做學問的純粹學人，不僅不能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貴的精神氣質都丟失了，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個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謹慎」的人，但對一個學人來說，就是生性小心謹慎，如無強大的外在壓力，也不致於要將早年的信仰完全埋進心底。那時周先生是快40歲的人了，已經不是那種在信仰問題上容易變動的年齡，但他卻變了，這其中個人的原因不是決定性的，而是外在的壓力，這種外在的壓力，有時非設身處地，它的強大和可怕是難以說清楚的。因為從周先生及他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們推不出後來必然變化的結果，也許這是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學術興趣本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段，但後來周先生幾乎沒有能按自己的興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還算是災難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這種還算順利的學者身上，讓我們感到一個時代是如何將一個學養極好的學者變得平庸起來的。不平庸，不聽話，就難以生存，想到這些我們也就不能再苛求一個學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後期和馮友蘭、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寫作組的顧問，何以如此，個人應當在其中承擔什麼責任，恐怕一時難以說清。我曾想過去做這樣一個研究，就是將「梁效」和「石一歌」做為兩個個案，詳細分析捲入其中的學者的命運，但這樣的研究須在歷史檔案完全解禁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擱置了，但對和周先生有同樣經歷的人，我們還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進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風雲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聯語，周先生有同感，用來做了自傳的題目，其實，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這句話都很恰當。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氣質，在歷史環境寬鬆的條件下又重新恢復起來。1980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揚在追悼會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說：「今後要吸取經驗教訓嘛！」對此周先生在自傳中說：「我當時心想：組織上當時調我進梁效，並非個人報名加入，談不到經驗教訓。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馬翻嗎？你又怎樣去吸取經驗教訓呢？」（1994年2期《史學理論研究》）這時的周先生已經開始重新確立自己的獨立性了。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