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柏拉圖的共妻設想，亞里士多德認為此舉依然無法掩蓋人在自然基因上遺傳的親緣性。憑藉「親子相肖」的原則，人們還是能夠找出親屬關係的表徵的。亞里士多德援引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他指出，當時北非洲奧賽族人採取的就是婦女歸公的習俗，但是那裏所有的子女最終還是以容貌相似為根據找到了各自的生父。
另外，即便真的能做到柏拉圖設想的，每個父親都把某一月份的1000個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原本濃烈的父愛也分釋成1000份，最終就像「一勺甜酒混入一缸清水一樣」。親屬感情淡而無味，親屬之間的名分和稱號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義。這種婦孺充公的社會還有一重更深刻的危機：社會喪失倫常的束縛，會導致各類罪惡事件的滋生。在希臘習俗中，違反倫常是褻瀆神靈、必遭天譴的重罪。但是一旦親屬之間有名無分，父母不必愛護兒女、兒女也不必孝順父母，社會秩序面臨崩壞的可能性。
柏拉圖的共產共妻制度在歷史上不乏支持者，這也源於一種特殊的社會心理。比如亞里士多德在書中形容稱，人們聽到財產公有以後，會盲目地相信人與人之間的交際關係將會變得親密無間。當人們聽到世界的罪惡都是源於私產制度，就會藉此希望平分眾人資產，因而會更加感到高興。民眾容易相信這類似是而非的宏觀理論，需要耐心與專業知識的具體分析反而被忽視了。
亞里士多德顯然認為，企圖壓制甚至抹滅人性中欲望部分的制度措施，是不可行的且是有危害的。柏拉圖的公有制，非但無法達到他預想的和諧、友愛，反而會出現經濟效率低下、倫常關係崩塌、社會犯罪激增等負面效應。我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亞里士多德對「公有制」的批評：在柏拉圖的設想下，每個人一無所有；而那些說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事物，任何人又毫不珍惜。
三、哲人王的全權統治可信嗎？
在柏拉圖眼裏，哲人王是國家的棟樑和希望。在《柏拉圖的設計：公共教育與精英教育》中我們介紹過，柏拉圖經歷了三十僭主的專斷橫行，也見證了民主派的多數暴政。他借鑑了阿啟泰的執政經驗，提出了一類全新的政治模式：哲學家成為國王，或者現有的這些國王、統治者能夠接受哲學教育。社會實行共產共妻制度等做法的目的在於，哲人王能夠毫無阻礙、毫無拘束地施展其個人的智慧，其他階層也十分服從地接受哲人王的領導。因而，公有制城邦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知識與權力的高度結合。
哲人王的統治帶有很典型的「全權統治」的特徵。由於柏拉圖認為只有哲人王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社會上的其他人都缺乏這一能力，那麼哲人王實際上就是整個社會的大腦。換句話說，哲人王一個人就負責了全社會的思考任務。他的思考十分周全，其他人只要乖乖聽從即可。同時，柏拉圖認為權力的監督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哲人王自身的理智涵養保障了他永遠着眼於公共利益。哲人王的政治權力呈現高度集中且不受制約的狀態。
相應的是，柏拉圖並不重視甚至並不在乎法律制度。他認為在理想國中，哲人王的智慧遠高於一般性制定的法律。人們也會自知如何適度地做事，完全不需要法律的外在強制。當然，柏拉圖在晚期的《法律篇》中還是適當肯定了「法治」的積極作用，但這只是缺乏哲人王政治後的替代選項罷了。哲人王領導下的高度統一與整齊，是柏拉圖日思夜想的理想模式。
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理想國》中哲人王的全權統治在許多地方上表現出反人道的恐怖面目。比如在培育兒童的公共教育部分，柏拉圖主張用優勝劣汰的方式進行人為選擇。他說道：「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須培養成長，最壞者的下一代則不予培育，如果品種要保持最高質量的話；除了治理者之外，別人不應該知道這些事情的進行過程。」而另外一段論述更加觸目驚心，柏拉圖寫道：「至於一般或其他人生下來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們將秘密地加以處理，有關情況誰都不清楚。」
柏拉圖認為，哲人王可以憑藉智識上的優越甚至可以欺瞞民眾，人類歷史上也發生過極為相似的事件。在納粹德國時期，納粹德國為培育純種雅利安血統的後代，曾有過一項名為「生命之源」的計劃。「生命之源」協會在1935年12月份正式成立，該協會是這項計劃的主要負責單位。例如在挪威，「生命之源」協會於1942-45年間興建了大批產房和兒童房。納粹強迫挪威具有北歐血統的婦女與佔領區軍人發生關係生下孩子，孩子出生後就離開父母，由家園統一撫養。據不完全統計，3年內在挪威的「生命之源」家園共計誕生12000多嬰兒（這一數據仍存爭議），其中有超過6000是非婚所生，部分有身體缺陷的嬰幼兒遭到了秘密處理。而存活的絕大多數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們的身世，也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期、地點等信息。
「生命之源」計劃也稱納粹德國的育嬰計劃，它是納粹德國為培育純種雅利安血統後代、提高生育率和促使人口增長而在納粹德國及其佔領區的婦女和兒童身上實踐的一項種族優化計劃。
當今世界這類反人道的事件也沒有徹底消失。2015年12月14日，根據伊拉克當地組織Mosul Eye的消息，「伊斯蘭國」極端恐怖組織頒佈法令，殺死了38位患有唐氏綜合徵、有先天缺陷的嬰兒和兒童。哲人王的全權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極權政治。在這樣的模式下，統治者可以打着智力卓越的幌子，做出反人道的恐怖事件。
亞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對哲人王政治提出質疑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學》中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最好的一人統治與最好的法律統治，孰優孰劣？支持哲人王統治的人可能會說，法律往往是呆板的，人是靈活的，尤其在一些國家危難的時刻體現的更為明顯。亞里士多德並不否認在某些情況下，哲人王的智慧要比法律更加具有優越性。但是他提醒說，任何一個統治者的靈魂中都包含着個人情感、欲望的部分。不憑感情因素治理的統治方法總比感情用事的統治者更加優良，而法律恰恰就是沒有感情的。因此，即便是再優秀的統治者，他的政務還是必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上。任何對法律意志的顛覆或取代都可能構成暴政的源頭。
從理論上講，只要有一人高於法，那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最終仍歸於人治。這種法也只能說是一人奴役萬人的工具。亞里士多德認為即便存在智力超群的哲人王，也不得貿然將自己的個人意志置於法律意志之上。普遍性的法律意志是全體城邦公民都必須遵循的東西。全權統治的哲人王政治並不是最優良的政體，它也並不可信；相反，它可能成為滋生暴政與恐怖政策的溫床。
四、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需要嗎？
在柏拉圖的理論體系中，維持整齊劃一的公有制城邦的關鍵在於哲人王。因此，對於下一代哲人王的培育與教育是整個城邦教育體系的重中之重。柏拉圖是持有「精英教育」立場的思想家，他在《理想國》中曾有一個著名的比喻，即哲人王是金子，護衛者是銀子，生產者們只不過是一堆破銅爛鐵。他認為只有天賦出眾的年輕人可以接受哲人王教育。理想國對哲人王的教育是十分特殊和苛刻的。概括來說，有天賦的年輕人從一開始就要到某處遠離群眾的世外桃源，在傳統詩歌、修辭、音樂、體育等科目的基礎上，還得學習算術、幾何、天文、辯證法等哲人王教育的專屬科目。
與此相反的是，柏拉圖並不重視「低級公民」的教育問題。他認為剩餘的人只需要接受普通的公共教育即可。公共教育的內容主要是學習哲人王審定的音樂與詩歌，以及進行身體的體質訓練。公共教育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培育出他們勇敢、節制的品德。普通公民在哲人王的引領下，為城邦無條件奉獻付出。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尖銳批判柏拉圖「教育有別」的觀點。一個城邦內部當然總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但是如果教育促使兩者之間的區別永恆化，那麼城邦中低級公民與高級公民的矛盾只會越來越大，城邦也極容易發生動盪甚至革命活動。因此亞里士多德提倡一種平等的公民教育，即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接受一致的教育內容。
亞里士多德的設計也非常有趣，他將公民教育依據年齡高低分成了兩個編組。根據輪番執政的經驗，青年人往往是城邦中的被統治者，而年長者會是城邦中的統治者。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青年編組的教育環節是以「服從」性教育為主的。青年們要學習城邦中的各項物質技能，而且要聽從年長者的指派，甚至去干一些較為瑣屑的事情；而在中年或老年編組中，這部分就要學習「自由人統治」的科目與技藝，包括軍事學、法律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科目。所有公民在一生中會接受兩個不同階段的編組教育，這也會分別幫助他們適應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角色。
當然，亞里士多德的教育體系中也包括了一種特殊的「閒暇教育」。只有人收穫了一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後，公民才會獲得一些閒暇的時間。他將人的閒暇類型區分成了三類，滿足欲望的享樂生活，滿足勇敢品質的榮譽生活以及滿足理智品質的哲學生活。擁有閒暇時間學習哲學的生活是最高級的生活類型。亞里士多德本人是非常欣賞閒暇教育的，他和他的弟子經常在呂克昂學園中邊散步邊討論哲學問題，因而也被稱之為「逍遙學派」。但是閒暇教育並不構成公民教育的對立面，它只是公民教育的一個補充。閒暇教育是與任何政治參與、政治利益無關的，它更像是人們安靜坐在自己的書房而從事自由思考和批判的學習活動。
《尼各馬可倫理學》是亞里士多德另一部著名的倫理學著作。在該書中，「閒暇」被作為關鍵的概念提出，它提供了哲學生活的可能性，是最高級的生活類型的必備條件。
專門為了培育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是不必要的。教育不應該成為「階級固化」的幫手，恰恰應當是體現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最好途徑。在亞里士多德的設計中，教育不分精英或是平民，每個人的政治生活都在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輪流轉化。通過教育，公民既要為成為一名合格守法的服從者，也要為成為一名積極創製的領導者做好準備。
在亞里士多德這裏，政治上的精英與平民已經喪失了絕對界限，公民中間並不存在可以將自身權力凌駕於眾人之上的哲人王。但是城邦公民之間仍然存在不能被政治消除的貧富財產差距。富人會傾向於採用金錢的方式建立起寡頭制，窮人則利用人數上的優勢嘗試採取民主制。因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他心目中最適合作為統治者的公民群體：中產階級。
亞里士多德認為中產階級很少具有野心，它不必受到欲望的誘惑，也能擺脫榮耀和權力的蠱惑，願意聽從理性的引導。其次，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並不持有蔑視或仇恨的極端心理，而願意以團結和有愛的方式結交他人。最後，在中間階層較為龐大的地方，公民之間很少出現黨派紛爭，政體也趨向穩固。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好的政治團體必須由中產階級執掌政權」。當社會中中產階級的實力強大到足以抗衡其他兩個部分，政體就會長期穩定存在。這也被亞里士多德稱作為「持久的共和政體」。亞里士多德描述的「橄欖球型」社會結構，也通常被我們今天視作良好社會應該追求的方向。
從今天的觀點看，亞里士多德對他老師柏拉圖的批評擁有極為積極和深刻的意義。柏拉圖想要追求的整齊劃一，不僅不合於城邦的本性，相反可能造成城邦的動盪乃至消亡。任何人以「超群」的智力為名，代替社會民眾做出單一的經濟安排、政治安排與教育安排，都孕育着暴政與恐怖政策的高度風險。每位公民的合理欲望、智力條件、政治參與潛力都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只有建立在個人平等權利上的多樣與多元才是城邦健康發展的動力。
注釋
①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②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③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