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高調拘捕及檢控港台編導蔡玉玲。她因採訪需要而追查車主身份，卻被控以提供虛假陳述罪，完全背離常理，但此舉不外是特區政府顛覆法治的又一惡例。
最大的顛覆莫過於否定基本法保障下的新聞自由。蔡玉玲的採訪目的，是追查誰涉及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元朗黑幫襲擊市民的暴行，因此希望向運輸署查冊，找出懷疑涉案車輛的車主，再作跟進，並讓有關人等答辯。當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警方被指涉及該案（警隊接報後三十九分鐘才到達肇事現場）而影響其調查的公信力，該採訪更顯得合乎公眾利益，而其手法也符合法律規定所謂「負責任新聞工作」的要求。但當局竟然還之以控罪，就是要立下先例，把合法的採訪淪為非法，把合憲權利貶成政府恩賜。
其實看來違法的更是特區政府。傳媒機構向運輸署查冊，從來是合法行為，現在由合法變了不合法，是由於運輸署去年修改查冊申請表，記者不能再表明為了新聞採訪而申請查冊，只有選擇「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為理由，但事後會被警方追究虛報資料。不過，若說記者犯法，首先犯法的是運輸署，因為禁止新聞採訪權利，涉及重大的政策改變，但事前無諮詢，也無立法會授權，更無合憲的理由去支持削弱新聞自由的變動，三無之下，首先該追究的是擅自更改政策的人，當局又怎能反過來惡人先告狀？
除了行政和執法部門的不濟，檢控部門同樣難辭其咎。特區政府檢控政策早有規定，檢控必須證據充分以支持提出檢控，並基於公眾利益才成，如觸犯罪行屬於技術性質或過時，律政司司長可選擇不檢控。今次蔡玉玲事件，不僅是運輸署更改表格造成的技術錯誤，更明顯會損害新聞自由，當局若堅持此舉符合公眾利益，因此決定起訴她的話，不啻是公告天下，當局眼中的「公眾利益」，原來包含損害公眾利益（新聞自由）的壞事。
壞事當好事辦，當局難免被人懷疑是別有用心。有說如此執法是報復記者調查七二一事件，或者是有心引發寒蟬效應，令新聞界自我審查，但拘捕行動更直接的後果是，執法者可啟動調查程序，從而儘量搜尋被告人的相關資訊，了解記者知道多少真相，以至合法甚或非法地翻查記者已有的新聞資料，包括消息網絡、採訪計劃、筆記備忘等等，從中再抓記者的辮子，追究通風報訊的來源。
值得注意的更是，警方開展調查程序的門檻不高，權力的邊際亦難以界定。警方近日拘捕被判襲警罪成但等候上訴的男子，指他有洗黑錢之嫌，但又說他可能涉及詐騙，正是一例。
案情顯示，該男子通過眾籌五十萬元，以助解決遭解僱後的燃眉之急，達標後，他呼籲公眾停止捐款，但結果是大量超額完成，最後收得款項五百八十七萬元。警方認為可疑遂拘捕該男子，又透露調查包括兩個方向，一是被告是否借眾籌為名，洗黑錢為實，二是被告的籌款活動是否詐騙金錢。但兩者其實不能並存，因為前者的定罪要求，是被告必須知道所收款項來自犯罪的得益，或者有懷疑但依然接受；後者則是以虛假陳述騙取金錢。
換言之，洗黑錢罪關鍵在於錢財來源不乾淨，欺詐罪則在於斂財手法而非錢財不乾淨，兩者不能同在，但現在卻同時調查兩個方面，代表警方拘捕疑人時仍未確定案件性質（即錢源是否不乾淨），甚至有可能只憑銀行存款數目，加上之前的眾籌呼籲，便大膽假設，然後展開拘捕，入屋搜證。果真如此，問題除有擾民之嫌，警方連調查的大方向也不能確定，便向傳媒透露案情，提出欠缺真憑實據的刑事指控，既對被捕者不公道，也對調查弊多於利（不怕同謀者消滅證據？）。
以上種種，由政府罔顧公民權利、部門違法行為、檢控偏離政策以至執法及調查行動可疑，都在貶損公義，即使司法制度是剛正不阿，就可以力挽狂瀾，保住香港的法治嗎？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