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我主理的教育吹哨平台《教育刺針》收到一宗讀者報料，說當日在深圳海關有跨境學童的中史書被關員撕去一頁中國地圖，原因是沒有標示十段線，釣魚島亦寫成釣魚台。事件若是真確，性質便相當嚴重；指控嚴重但缺乏第三方查證，這宗報料應如何處理？
正當我躊躇不決之際，一位我很信得過的朋友給我傳來同一件事的另一則報料，是某中學的校長致校內教師電郵，談論文錦渡海關撕書事件，寫明被撕教科書的書名和出版社，電郵內容與第一則報料一致。查證竟不費功夫，如有神助，於是我一改平時做法，不等待英國時間零時出稿，馬上做了一次突發報導。
之後幾日，香港媒體紛紛採訪報導，發掘出一些新資訊。台灣傳媒轉載者亦屬不少，「香港跨境生過深圳海關課本地圖違規被當場撕掉」等標題，反映事件成功說好了香港和中國故事。
親共媒體對撕書事件置若罔聞
饒有趣味的是，親共媒體對此置若罔聞。筆者到訪大公文匯網，利用關鍵字「課本」和「教科書」進行搜索，最新的搜查結果分別是今年1月14日和24日。換言之，親共媒體與教育局立場一致，對事件儘量冷處理：基本法第137條規定「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深圳海關要求撕毀香港本地編訂的教科書，不啻為對一國兩制的嚴重挑釁。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事件的認知是：最少有兩名來自上水鳳溪廖萬石堂中學的學生在過關時被關員要求撕下中史教科書中含有中國地圖的一頁，學生被要求寫上姓名、日期，並打手指模證明「自願」撕毀。
教育局掌握的情況，肯定比這個更多。第二宗報料，其實披露了不少資訊：教育局分區向北區中學校長會傳達，之前一個星期一些跨境學生出現了類似的撕書事件。教育局承認事件「敏感」，希望低調處理，電郵目的是了解其他學校是否也有類似情況。
撕書不是個別事件，受影響學校兩間以上
這則電郵似乎折射出以下信息：第一，事件已出現一個星期，即是說受害者不止個別學生；第二，受影響學校不止一間，從電郵的上文下理看，發出電郵的學校沒有個案，並非3月4日當日出事的那間學校，所以加上之前一個星期出事的學校，受影響學校應該有兩間以上。
第三，教育局由事發一刻已知道事屬敏感，決定低調處理。換言之，在中國海關面前，香港教育局拱手讓出了捍衛香港學生權益和尊嚴的權力。
中共一向強調，海關是主權的象徵，海關有時會打上大時代的烙印，例如文革期間，上海海關為了表示剷除帝國主義殘餘，廢除報時，改為播放東方紅樂曲。個人而言，從年幼到現在，中國海關的形象，令人不寒而慄。我還記得很清楚，年幼時家長告訴我們，回鄉證上必須巨細無遺申報稍為值錢一點的個人物品，否則回港時可能會被中國海關沒收。因此，在使用活頁回鄉證的年代，我習慣了每次過關都作出申報：旅行支票、現金當然不在話下，我翻箱倒籠找到那本已經報廢的回鄉證，裏面寫着「Minota相機一個」、「手提電腦一部」，甚至是「膠手錶一個」。
有朋友說，「反送中」運動前帶《蘋果日報》返大陸，海關也不會「撕報」，旅客可以選擇兩個處理方法，一是現場棄報，一是留下姓名回港時取回。
對待「反動報刊」也能寬宏大量，為何會因為一張地圖而破壞學生私產？該地圖不是學生所畫，而且據說該出版社中一至中三的中史書都印有該地圖，換言之使用的學生數目眾多，中國海關不可能全部處理。
換言之，深圳海關動用《海關法》第51條要「進出境物品所有人聲明放棄」該地圖，應該是要達到某個目的，在這裏應該是迫使香港有關當局從速按中國最新公佈的國家地圖，更換教材。
這個目的背後還有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深圳海關走上這一步，以及香港教育當局的反應，似乎後續發展不容樂觀。
連蔡若蓮也不能準確掌握紅線
第一，教育局一向有監視《教育刺針》專頁。由3月4日香港時間晚上10:39《刺針》出帖，教育局知道事件已經曝光，到3月6日上午11時許教育局回應《光傳媒》查詢，教育局應該有充分時間部署如何體面回應事件。然而，教育局的回應只談教科書出版社「有責任儘快更正或澄清」錯誤內容，對問題的核心即中國海關的暴行隻字不提。換言之，教育局似乎接受了中國海關對香港學生和香港教育有執法權。
第二，教科書不再只是教學參考書，而是兼具政治及法律文件的功用。事實上，去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已經發生了以下一幕：地理科試卷有一題問中國氣候，試卷所附地圖畫了毫不相干的九段線。連考評局也需要在試卷中加入違反海牙仲裁法院裁決、極具爭議的九段線(現在已更新為十段線)，教科書若遲遲不更新，看在中國政府眼裏，可能會被視為挑戰國家主權。
第三，在香港的教育系統里，現在誰也不安全。教師會被篤灰，人所共知；學生竟會被中國海關撕書，香港人想也未想過；蔡若蓮也不安全，連她自己也不能準確掌握紅線，到海關發火後才被動要求出版社和學校更新教材。明明教育局在庚子科場案後已很努力進行「刮骨療毒」，中共官方竟然給它一記耳光。這等於煽動全港教育機構：極左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教育局也管不了事，以後要直接看中國人民群眾的鬥爭方向。
第四，海關查緝外來教材，底線在哪裏？今天是教科書的地圖，明天會否是境外公開試如IAL和HKDSE的試題？考試機構如何可以確保試題的保密原則不會受到政治干預，還是其實已經不能確保些什麼？
《刺針》報導出街後，不少讀者在帖文下留言「撕書識禮」四字。以撕書作為手段，下達政治要求，會否成為中港之間一種新禮制，尚待觀察。不過，筆者最後聽來一則消息，香港有幼稚園設計功課時使用高官新聞稿，要求學童從文稿中找出某部首的字。
事事講求官意志，應該是香港教育界未來一段很長時間的核心任務。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