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先生以《臥底》挑開幽暗的一角，中國文壇立刻起爆了重磅炸彈。衝擊波鼓盪開來，又震撼了多少敏感的神經。馮亦代、黃苗子這些大家，在眾人眼裏，一直是光芒四射的文化名人。他們著作等身，文化學術的貢獻光輝耀眼。就是說做人，誰曾經懷疑過他們的作為？一個「臥底」，拆穿了他們形象的另一面。卻原來，多年了，他們一直領命監視民主黨派的諸位要人。他們表面上和這些昔日的老朋友禮尚往來，談天說地，噓寒問暖；暗地裏，每次交往都在寫匯報，記日記，對象說了什麼，有何想法，都由他們定期向聯繫人匯報。他們是安插在危險分子身邊的密探，以此作為考驗他們對執政黨是否忠誠，重在表現立功行賞。
這些臥底，和監視對象都是親密的老朋友，有的甚至共過患難。國民黨高壓統治時期，他們曾經一起面對強權爭自由，風雨如晦，雞鳴犬吠，漫漫長夜裏，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論私交，他們也可說是老交情了。
懷揣着小九九，約好日子，登門，交談，發牢騷，嘆悽苦，虛偽地灑一掬同情之淚，老朋友留下吃飯，執手淚眼相送，遠遠地依然可以看到門口的孑然的身影——回到家裏，背着家人，打開幽幽的燈光，一筆一筆記下獵物不合時宜的言論行蹤，電話約了上線，約了時間，約好地點，偷偷地見面。呈上獵獲，聯絡人肯定了報告價值，欣欣然眉飛色舞。再回家，記下關懷與鼓勵。每接一次頭，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依靠這些立功表現，摘帽子，改善待遇，不知道當年這些文壇名家，怎樣在光影里暗夜裏交替扮演兩種角色？
這一拆穿，受損最大的是文化名流的人格。原來他們表面上親親熱熱，迎來送往，暗地裏卻是刺探情報，隨時準備給朋友加罪的探子。尤其是，這些監控對象，幾十年來風雨同舟，一起從患難中跌撞過來，曾幾何時，物傷其類。生死之交成為刀俎上魚肉，他們毀滅的，不僅是一個人的前程，也是數千年中國文人的為人道德。朋友乃五常之一，為一己之私出賣朋友，士林不齒。今天，在一個堂皇的旗號下，他們偷偷摸摸積累着殺戮朋友的罪證。中國文人的道德潰敗，在這一個角落，尤為令人觸目驚心。
他們當然也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理由，政治正當性，讓他們雖然飽受感情折磨，還可以不在乎人情瑕疵。那麼，當失去政治正確以後，人間只剩下了道德譴責。這一場隱蔽的行刺之後，損失最大的是他們。
臥底當探子，當然不是他們人生的全部。但這一重身份，足可以讓他們的人格大廈轟然倒塌。我們承認，他們對於文化建設功不可沒，可是，暗地裏的鬼蜮伎倆，麒麟皮下頃刻露出馬腳。一代文人的輝煌，黯然失色。民眾對他們的尊敬，頓時消解。
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兩張面孔，雙重人格，亮度對比度，臥底事件都創造了當代最為刺目的記錄。
為此，我對章詒和先生揭露臥底的文章，景仰已久。她輕輕地挑開黑幕，那幽暗的一角，曝光出幢幢諜影。那人性惡的隱秘，攤曬了，白光閃爍。一拳打出去，無情殘忍，卻也公理戰勝，坦然磊落。
《臥底》風波，已成過去。近讀北島的散文，卻是又回憶了不久前的靈魂震顫。北島的幾篇散文，或許言者無意，章詒和先生的無情揭露，卻從此不再孤獨。北島文字後面的迷蹤幻影，又讓臥底，再一次成為好奇的想像。
北島在散文《聽風樓記》裏，回憶馮亦代先生，多次將話題逼近了臥底的傳說。儘管只是在話題的邊緣周旋，儘管只有隻言片語，回想章詒和先生的揭露文章，還是有一種「旁證」的感覺。
北島的回憶里說：
馮亦代於1949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託。到了遲暮之年，記者在採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了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我的工作。我只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着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世紀過去了，連國家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了，還能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別的，而是他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確如北島所說，1941年喬冠華所託，無非是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共。這有什麼不敢對人言及呢？倒是1957年打成右派以後，奉命暗中監視往日同僚，給當局刺探情報，這才是不可對人言及的。我寧願相信，「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連老婆也不能講。」說的正是1957年以後的奉命臥底。馮亦代先生言在此意在彼。甚至可以想像，他在信誓旦旦地申明「連老婆也不能講」的時候，立刻想到了暗夜裏的秘密接頭。他的心劇烈地抖顫開了，大顆的汗珠滴下來。
我之所以這樣推測，如同北島所說：這和先生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馮亦代先生晚年，和北島曾經保持了非常深摯的友誼。1976年10月「文革」結束，北島搶先找到馮伯伯，悄悄透露了逮捕「四人幫」的消息。上世紀80年代以後，馮亦代這一代知識分子走向思想解放的洪流，同情支持年輕人的種種出格越軌的先鋒文學實驗。北島這個名字，在當時無疑是離經叛道的旗幟。在北島攪起的漩渦里，時時倒可以看到老人的身影。當局或獎或懲，大概有了10月的同謀關係，他從不抱怨。在1979年10月的《新觀察》，馮亦代撰文，為《星星畫展》事件呼號吶喊。1989年早春，風雨飄搖，北島「為要事」趕到馮伯伯家，二人顯然約談了什麼。馮亦代表情嚴肅，不但沒有拒絕北島的請求，反而稱讚他「做得好」。北島清晰地記得二人相視一笑，那是雷鳴電閃風滿樓台時刻的心靈默契。此時我簡直看不明白，馮亦代先生究竟是哪一家的臥底？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兩重人格，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現得淋漓盡致。
北島的散文里，還有關於他父親「向組織匯報」和冰心談話的記錄。
1957年，北島的父親趙濟年調到民進中央宣傳部擔任副部長，部長是著名作家謝冰心。北島在《父親》裏回憶：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匯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卻另有使命，那就是把謝的談話內容記下來交給組織。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根據回憶整理，寫成報告。
1950年代的知識分子改造，經歷了三反五反，洗澡交心，知識分子早已噤若寒蟬。1957年反右以後，文化人更加成為一支落敗的隊伍，繳械投降不計其數。趙濟年先生回憶，大多數知識分子是主動接受思想改造的。在民主黨派中央機構，思想交鋒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是小組學習，一是私下談心。謝冰心這樣的著名作家，當然是思想改造的重點對象。在趙濟年先生看來，「把私下談心內容向組織匯報，在當時幾乎是天經地義的。」
北島在這裏說得比較含混。一方面，趙濟年匯報冰心屬於「另有使命」，另一方面，趙濟年認為向組織匯報「幾乎是天經地義的」，究竟是組織的安排佈置，還是自己的主動匯報？副部長報告部長言行，看來組織安排佈置的可能性較大。那麼再進一步，是例行匯報還是秘密匯報？還是間諜手段？這期間的區別還是不容忽視的。
即使不屬於間諜手段，宣傳部門的部長副部長暗裏監視，定期呈遞報告，這種監控手段也夠駭人。身旁一雙眼睛暗裏窺探記錄，人人自危，這就是1950年代民主黨派高層的生存環境。匯報和反匯報，偵察與反偵察，人際關係里的笑裏藏刀，明槍暗箭，讓我們感受到了強烈的危機感。人人都監視，人人都被監視。大家都長着一雙警察的眼睛，機關家庭都籠罩了恐怖氣氛。這個時候，你才會體會到羅斯福所說的「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多麼可貴。
趙濟民監視匯報冰心有沒有成果？沒有。這不是他沒有盡力，而是冰心早已感覺到了什麼。晚年回憶當時情景，趙濟民感嘆冰心早已不像早期作品那樣單純。每次聊天都步步為營，滴水不漏。終於，她對趙濟民攤開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北島在回憶里說：
看來她心知肚明，試圖通過父親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選一個民主黨派的組織成員安插眼線，這種辦法可行嗎？趙濟年以他的忠順服從，證明了這種辦法是行得通的。
趙家也算個大戶人家，不幸前幾代中落。趙濟民受過苦，北京解放前夕，協助地下黨收集糧食情報，思想傾向進步。他自幼喜歡書法，愛讀文學書。但北島說，骨子裏頭，他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他先後在人民銀行和保險公司工作，困難時期在家裏裝配電唱機和半導體，和多數民主黨派的成員一樣，順從聽話是他們的性格特徵。在他負責的範圍內，他會按照上級組織精神，聲色嚴厲地處理「犯了錯誤」的下屬，其實也未必是什麼大不了的錯誤。
這樣一個父親，偏偏有一個叛逆的兒子，而且幾乎是中國青年叛軍的首領，這父子之間的衝突，就成為激烈的家庭大戰。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父子二人曾經縱論時局，邊喝邊聊，大醉之後，隔天北島得到的警告是不要出門亂說，免遭殺身之禍。1972年，北島把自己寫的新詩拿給父親看，沒想到父親責令他馬上燒掉，因為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里流竄」把老人嚇壞了。
北島成為朦朧詩的領袖以後，父子的衝突愈加升級。這些時代先鋒，當時一個一個衣冠不整，鬚髮長亂。北島父親多次拒絕他們進門。詩友給北島臨了一幅表現主義的油畫，掛在床鋪上方，父親終於爆發，咆哮着命令北島把油畫取下。兒子不肯，父親一把從牆上扯下，撕成兩半。數次爭吵，都以北島出走結束。一直到1990年父親退休，這父子二人依然互相看不慣，鬧彆扭，不爭吵了，冷戰並未休止。
可以看出，父親對北島的指責，不儘是家庭倫理衝突，其中更多的是不同的政治生活造就的文化性格。一個守舊服從，在舊有的社會秩序里生活習慣了的老人，遇上了一個青年一代的叛逆領袖，老一代的生活方式完全被顛覆，他當然要習慣的保護早已獲得的安全感。
1990年代以後北島出國，以自由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週遊。自由言說，自由出入，大口大口吐納新鮮空氣，他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舒暢的呼吸。晚年的趙濟年，終於平和地接受了下一代的反叛。這父子二人幾十年的衝突，成功地演繹了一部自由與服從的鬥爭史。結局是父子二人一同皈依自由，大團圓，喜劇落幕。
扯出趙濟年父子對立，無非要證明一點，以趙濟年的立場覺悟，性格為人，當年上級選他做眼線，有道理，有根據，完全可能不負重託。
北島回憶，父親決定給他講述這件事，無疑下了很大決心。
1999年秋天，北島父母到美國探親，北島開車陪他們出遊。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令北島「大吃一驚」，當即「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車上說話不便，晚飯後北島接上了路上的話茬兒，「他似乎也在等待這一刻，於是和盤托出。」
北島的震撼當然也是我們的震撼，誰相信一個軟弱的人會承擔如此心靈重負。
趙濟年2003年去世，歐風美雨，中國巨變，高齡殘年，大約終於體會到了當年的荒謬，不想把沉甸甸的記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
那是深秋之夜，夜涼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涉及知識分子與革命錯綜複雜的關係。他點點頭，說再好好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一直到去世，趙濟年也沒有寫出這一段驚悚的往事。
又一個「到死也不能講」的標本。
很早就喜歡北島的散文。喜歡他依然攜帶的上世紀80年代之風，喜歡他的世界眼光，也喜歡他憂鬱感傷地回憶老北京。甚至他談譯詩，也跟着他品位現代詩的翻譯困境。在北島身上，負載着那一代人多麼豐富的記憶，歷史的藝術的濃稠的意味，讓我每每沉浸其中，心嚮往之。
這一回的臥底疑蹤，可算是令人驚訝的副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