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命運多舛，不僅面臨着在蘇聯支持下的中共長期的禍亂、割據，還要應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侵略。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就意識到中日必有一戰，因此開始多方備戰，並儘量通過外交手段延遲全面戰爭的爆發。
1935年，隨着中國四川和西南各主要省份的統一問題漸趨解決，南京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轉向西南，轉向四川。當時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能長期支撐。
就在這一年的3月2日，蔣介石飛抵重慶，並在隨後的演講中表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他還認為，即便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大有可為。
同年7月，蔣介石面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再次指出：「對倭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後方。」而重慶作為西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且有着四川天險作為屏障，成為了國民政府戰時的首都。
南京失守後，國民政府於1938年遷都重慶，是為重慶國民政府，此後所有圍繞抗戰的政治和經濟政策都由此發出。而重慶國民政府轄制的包括雲、貴、川、渝和藏、桂等地區在內的大西南，成為抗戰的重要基地。
然而，抗戰勝利後，在三年的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內戰中，有着天然屏障，被蔣介石視為「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大有可為」的大西南卻在1949年迅速被共軍佔領：1949年11月，共軍一個月即進入重慶，令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大為吃驚。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按照中共篡政後被授予元帥頭銜的劉伯承的傳記中所言：這是利用了蔣介石的錯誤判斷。蔣公以為共軍會從川北入川，先佔領成都，然後進攻重慶，因此在北面做了重點防禦，除配備主力部隊胡宗南的14個軍約16萬人外，還將另一主力羅廣文的三個軍調此防禦，因此導致南面出現空子，讓共軍取巧進入重慶。
而導致蔣公誤判的罪魁是中共臥底、為中共拿下大西南所謂的「第一功臣」的時任國民政府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參謀長劉宗寬。
本為黃埔生卻受中共蠱惑
1924年，來自陝西的19歲的劉宗寬，從陝西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因深受中共邪說和「五四運動」影響，投奔到楊虎城部下。其後到廣州後，考取了黃埔軍校第三期。蔣介石為首任黃埔軍校校長。
在黃埔軍校期間，本就被中共邪說蠱惑的劉宗寬，更加相信軍校內的教員、中共黨人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等的洗腦。
1926年1月畢業時，蔣介石擬留劉在嫡系部隊任職，劉宗寬卻堅決要求返回楊虎城部。此後，在西北先後任上校參謀長、團長、少將副旅長。
1934年，楊虎城保送劉宗寬到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二期深造。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共的鼓動下，發動西安軍事叛變。在叛變的第二天，南京國民政府將劉宗寬等西北籍學員作為人質扣押，直到叛變和平解決才釋放。
1937年8月，劉宗寬從陸大畢業，成績名列榜首，被譽為「武狀元」。蔣介石任命他為軍委會少將高級參謀兼駐湯恩伯部聯絡官，劉宗寬因不滿蔣羈押張學良、擠走楊虎城，拒絕受命，回到陝西。此時的劉宗寬根本沒有意識到西安軍事叛變的嚴重後果，沒有意識到中共「兩面派」的嘴臉。
西北軍東北軍被整編後，劉宗寬歷任國民政府第38軍少將高級參謀、陝西省軍管區參謀長、中央軍校第七分校總隊長、暫編第15師師長。
在1941年任暫編15師師長時，與上司胡宗南出現矛盾。其後在駐合陽防守黃河河防時，劉宗寬發現手下團長帶頭走私販毒，於是將其解送西安，交給胡宗南處置。按照大陸官方說辭，該團長是胡宗南的人，因此胡認為劉宗寬有意和自己作對，便反誣其「走私販毒」，將其逮捕，押解重慶。蔣介石知其為楊虎城舊部，並且為楊虎城當過「說客」，所以沒有聽其辯解，而是將全案六人判為「一律槍決」。
該案具體情況如何，劉宗寬是否有罪，蔣介石是否真的只聽信一面之詞，在沒有看到更多史料前，都是劉宗寬自己所言，筆者在此存疑。
其後在劉宗寬的老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成員韓兆鶚和陸大同學韓練成等人多方呼籲、營救，並找到馮玉祥將軍出面說情，才免於一死，改判13年徒刑，關押在重慶陳家橋監獄。在獄中，劉再次受到被關押的中共黨員的洗腦，以為中共才是「真愛國、真抗戰」，因此決定出獄將遠離國民黨。
兩年後，因抗戰軍事人才缺乏，劉宗寬被保釋出獄，任重慶衛戍區參謀長，並在1943年秘密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親共的國民黨左派創辦，是現在大陸農工民主黨的前身。
1945年，劉宗寬還秘密見到了中共的高官周恩來和葉劍英。
1946年，劉宗寬被陸軍大學教育長徐培根推薦給了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代重慶行營主任的張群，張很器重他，任命他為重慶行營參謀處處長。此時劉想辭職，到延安工作，中共知道後，立即派人向他轉達了意見，要求他要潛入敵營，埋伏待命。劉宗寬正式成為中共的一名臥底。
1949年春，重慶行營更名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張群依舊任主任，劉宗寬任中將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等職。雖然蔣介石和張群知道他是楊虎城的舊部，但並不知道他是親共組織成員和中共臥底。
助力中共誤導蔣介石
投靠中共的劉宗寬做了哪些助力中共之事呢？首先是給中共通風報信。內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開始對中共駐重慶等地派駐機構進行查封，以防範中共興風作浪。1947年2月27日，重慶行營召開秘密會議，會議傳達了蔣介石的密令：查封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駐重慶代表團。
作為重慶行營要員的劉宗寬，表面上不動聲色，但卻在會議後找藉口離開了行營，驅車前往親共的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章伯均的家，向秘密接頭單線聯繫人、中共地下黨郭則沉通報了情況。郭快速通知了中共四川負責人，銷毀了密碼和文件，人員選擇撤離。重慶行營派出查封人員因此撲了個空。
此後一天，劉宗寬偶然聽到重慶行營二處處長徐遠舉談及要抓捕郭則沉，劉馬上通知郭離開，使抓捕落空。在郭走後，劉宗寬再度冒出想到延安的念頭，便找到農工黨黨員莊明遠。莊對劉宗寬說：「你是中共預先埋伏下的一顆棋子，要等最後發揮作用，此事事關大局，不可輕舉妄動，必須耐心堅守。」於是劉宗寬再次打消了去延安的念頭。
1949年，戰場局勢發生了變化。在中共「第五縱隊」的協助下，蔣介石的作戰計劃大多被中共掌握，加上國民政府軍一些親共將領消極執行蔣的命令，戰場形勢對國民政府並不利。蔣介石因此更加重視西南的防務，這才有了劉宗寬誤導蔣介石、葬送大西南的陰謀。
當時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報請國防部批准，調整了四川防務部署，新的防務部署正是劉宗寬親自擬定的。為了讓中共軍隊順利進入大西南，劉宗寬在擬定防務部署時故意對四川第八專區長江以南地區不設防，留出空隙。最初該防禦部署遭到了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質疑，詢問其為何不在第八專區長江以南地區設防。劉宗寬暗自吃驚，但隨口以計劃還要修改為由搪塞了過去。
如何修改的呢？劉宗寬在不設防的地區假裝成立了一個「川黔邊區綏靖指揮部」，下轄不少部隊，但實際上卻是個空架子。所謂的指揮部司令即是該地區專員，所轄部隊系地方保安團隊，劉宗寬根本沒有向這裏派正規的一兵一卒，四川的門戶依然是敞開的。而後來劉鄧率領的共軍確實就是在這裏進入四川、直插重慶的。
暗中助共後，劉宗寬迫切想要聯繫上中共。1949年5月的一天，劉宗寬下班回家，發現多年未見的同鄉好友房顯志坐在客廳里。一對接頭暗號，果然是中共方面派來同自己接頭的情報員，同來的還有交通員黃克孝。於是，劉宗寬將親手擬定的防禦部署交通給房顯志，還提供了國軍在西南地區的部隊情況，包括戰鬥序列、人員配備、軍隊素質、訓練程度，以及指揮官的特徵和軍隊部署和胡宗南、宋希濂的電台密碼等詳細情報，並提出了共軍進軍西南的具體建議。
試問，有這樣的人出賣國軍，出賣蔣介石，蔣介石意圖依靠西南與共軍決戰的想法，能實現嗎？按照今天中共處理軍中的高級將領徐才厚、何衛東、苗華等人的說辭，劉宗寬是妥妥的「兩面人」，是「叛徒、國賊」。
在出賣國軍後，劉宗寬還繼續裝模作樣，誘騙國軍高層和蔣介石相信自己的部署。1949年8月29日，蔣介石由廣州飛抵重慶，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召開了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研究四川形勢及對策。會議由張群主持，先由徐遠舉作「敵情報告」，然後由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作「情況判斷」。
本該由代行參謀長劉宗寬做的「情況判斷」，為何由沈策做呢？原來，這是劉宗寬為取得胡宗南的支持而設計的。該「判斷」將胡宗南擺在主要防禦方向上，由沈策出面報告，不但容易取得胡的同意，蔣介石也容易贊同。果不其然，沈策報告後，大家一致同意，蔣介石也沒有絲毫懷疑。根據這個「情況判斷」，蔣介石決定將防禦的重點由川東轉移到川西北，最終蔣是大意失荊州。
會議結束後，劉宗寬又及時將情報傳遞給中共。此外，還頻繁調動以作風潑辣、英勇善戰名重一時的羅廣文部，意在削弱其戰鬥力，最後還將其送入共軍的包圍圈，一部分兵力被共軍吃掉。
1949年11月1日，劉鄧大軍突然出現在川東。宋希濂急電重慶：「秀山發現共軍主力！」此時人們才驚覺，本該重兵佈防的川北毫無戰事，而「天險」川東竟門戶洞開。當時中共二野將士回憶：「我們像回家一樣順利，老鄉連狗都不叫。」
在共軍入川後，11月中旬，蔣介石趕到重慶親自坐鎮，準備以大西南為根據地，抵抗共軍，並成立了楊森為總司令的重慶衛戍區總司令部。蔣介石令羅廣文率部迅速從貴州的婁山關折向南川地區，企圖遲滯共軍進佔重慶，還親自密令給第4補給區下令緊急抽調800輛汽車，將在川北地區設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隊第一軍星夜車運重慶。
劉宗寬馬上將這一重要情報送給劉鄧率領的二野，劉鄧遂加快了進軍的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軍11月28日剛到重慶，還未展開行動，就被共軍第3兵團主力部隊和暫歸第二野戰軍指揮的第47軍擊敗。
蔣介石保衛重慶失敗，29日蔣介石率領國民政府要員由重慶前往成都。直到11月28日，蔣介石和張群仍不清楚軍隊慘敗的原因是出了內鬼，還將率領西南軍政官署官兵的任務交給了劉宗寬。劉命令總務處長率領隊伍出發，自己則躲了起來，迎接共軍。
11月30日，共軍佔領重慶，劉宗寬出面迎接，蔣介石才知道他的真實面目。12月1日，劉伯承緊握劉宗寬的手：「你給的情報，讓西南少流了十萬人的血！」的確，在劉宗寬的助力下，中共二野傷亡僅2000餘人，並使中共獲得了沒有被損壞的重慶工業基礎。
文革家破人亡
這個被劉伯承稱其作用「勝過十萬雄兵」的劉宗寬，在1949年中共篡政後，先是被聘為中共第二野戰軍及西南軍區高級參議，後又出任西南監察委員會委員、川東行署委員，為中共進軍西藏、絞殺國軍殘餘部隊等出謀劃策。
1950年底，劉伯承創辦了南京軍事學院，特邀劉宗寬任該院合同戰術教授會副主任。1956年，因學院內部掀起了旨在批判劉伯承等人的「反教條主義運動」，與劉伯承關係密切的劉宗寬被處理被迫轉業，回到四川工作。
文革爆發後，劉宗寬的家庭成為重慶市首批被抄家的，紅衛兵從他家中抄出國民政府時期的文憑、獎狀、國旗、手槍之類物品，隨即他被以「反革命」、「妄想變天復辟」等罪名抓捕，關押至1967年3月下旬才獲釋出獄。
據何蜀撰寫的《文革中重慶的「一號專案」》一文披露，當年不少投共的國軍將領、民主黨派成員在文革中都沒有逃過被抓、被打的厄運，有的是家破人亡。
該文稱，文革爆發後，重慶市革委會管訓隊挖出了一個所謂的「反到底派黑高參團」和「反革命組織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炮製出重慶文革「一號專案」——即所謂《「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嫌疑案》大冤案，涉及重慶市委市政府參事室的大批參事和民革重慶市委的許多成員，他們中很多是親共、投共的民主人士和國民政府軍中、高級軍政人員，其中包括名將馮玉祥的長子馮洪國和劉宗寬。他們被關被押進管訓隊，進行學習洗腦，飽受折磨。
儘管1970年10月，管訓隊得出結論「反革命組織」是不成立的，但仍認為某些人是「敵視我黨，惡毒攻擊我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變天復辟」，並稱「有個別人，具有特務潛伏的重大嫌疑」，而這個「個別人」就是指劉宗寬。
資料顯示，劉宗寬在文革中先後被隔離審查五年半之久，其時任農工民主黨重慶市委常委兼宣傳處長的妻子崔東亞也被迫害致死。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中共高層生變，被關進管訓隊的這些人才陸續被釋放，文革後相繼被中共「平反」。被「平反」後的劉宗寬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等。
可嘆的是，被中共鐵拳暴打、導致家破人亡的劉宗寬卻依舊熱愛這個邪惡的黨。他在1984年還寫了入黨申請書，其中有這樣的表述：「雖然在『左』的思想影響下，遭受過這樣那樣的折磨，特別是十年浩劫中，遭受嚴重的衝擊，以致家破人亡，然而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沒有失去，相反更加堅定了。」
繼續相信一個讓自己家破人亡的政黨，這是怎樣受虐的心理啊。令人感嘆的是，對於劉宗寬這樣的信徒，中共卻始終沒有同意其入黨，直到他1992年7月去世前才同意。
走過了87年人生的劉宗寬，到地下是否會愧對那些被其戕害的國軍將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