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六七年初，由解放軍為主導的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了小學。我所在的小學是文革前一年建成的新學校，在海淀區靠近城市的地方。一座新建的紅磚樓，四層。院牆是鐵欄杆，還有一圈我帶學生種的白楊樹。一面是土路，一面是市政工人宿舍，前面是小松林遮蓋的前清墓地，後面是莊稼地。只有兩年歷史的學校教師來源於高中畢業生和中專師範學生，全校四十二名員工過三十歲的不到十個，這還包括校長，書記，門房和清潔工。基本上就是一群二十剛出頭的丫頭，男的連我在內只有七名。
到我們小學的有三個軍人，其中隊長老劉大約是班長，河北樂亭縣人，口音很重，一看就是剛進城的農民，個子到挺高，和那年頭大多數人一樣，瘦瘦的，軍風紀扣從來不繫上。工宣隊是從北京東城調來的工人，有八個人，年齡全在30以上，到都是老實巴交的。工人其實沒有什麼權力，一切要聽軍隊的。有一個連指導員或者營政委統籌管理大約十來個中學和小學。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要「複課鬧革命」，小學開始上課。原來全日的高年級，只有上午半天課；原先半日制的低年級，只上兩節課，或是頭兩節，或是後兩節，反正下午學校沒課，教職員工可以集中搞運動。
當時「複課鬧革命」，就是搞「清理階級隊伍」。那時普通中國人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人民，一類是階級敵人，和古羅馬時期平民與奴隸相似。各個單位在軍宣隊和工宣隊的領導下清查階級異己份子就是尋找奴隸。按照軍代表老劉動員大會上的說法，在我們僅僅有42位員工的小學，階級鬥爭非常激烈，階級異己份子可不只是地富反壞右，還有各種名目的階級敵人。他一口氣列出了約十來種。對我來說最敏感的是所謂的美蔣特務。在當時是指由台灣蔣介石指揮的特務，據說他們不是國民黨撤退時潛伏下來的，就是被潛伏的特務通過種種關係發展的。
開完會，我幾乎虛脫，我知道是在劫難逃了。我明白在這個彈丸大的小學，除了我有海外關係，還沒有什麼人夠資格當美蔣特務。我在國民黨撤退時雖然還不會說話，但是我的父母在海外，他們是和國民政府一道逃去台灣的，然後到了非洲。母親每一兩年有一封報平安的信，通過香港朋友轉發給我的姨。母親的來信使我又想要，又怕來。每收到一封就有一絲渴望見到親人的幻想，又有大難臨頭的恐懼。我從不敢回信，雖然我捨不得，但一直老老實實向組織匯報，並將母親來信原件上交。那時沒有複印一說，交了就沒有了。抄下來的信在文革開始也燒毀了。
這樣小心和誠實還是犯案了。海外關係是最可怕的關係，因為自己永遠說不清，而海外的親友即便到過一趟香港也可能被認為是和國民黨特務聯繫。當時香港是美蔣和蘇修特務據點的同義詞。果然我的一個同事很快就被軍宣隊找去調查我會不會英文。說來好笑，我一輩全為沒在中學學英文而遺憾，就是那幾天我真心慶幸學了無用的俄文，不會英文。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出國之後，才知道我母親這個在香港的朋友恰恰是暗中幫助共產黨的。他們的商店其實是中共在香港的一個據點。當然這是後話了。
清理階級隊伍是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第一步是務虛，就是學習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語錄和文章，中央文革首長的講話和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第二步是帶着問題學，就是有針對性地學習有關語錄和文章。其實就是旁敲側擊，背靠背檢舉揭發。第三步就是進入鬥批改，即是點名點姓揪出階級敵人。
第一步程序是要員工認識到階級鬥爭的嚴重性，達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蕭殺氣氛，造成人人自危，只好個個在會上表態要深挖自己的過去，主動交代；還要積極揭發身邊的階級敵人，決不姑息。
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少有人再敢「包庇」其同事和朋友，因為你怎麼知道在如此眾多的階級異己份子中不會把你自己包括進去？如果你身邊的同事被點名成為階級敵人，而你沒有揭發材料，輕說是缺乏階級鬥爭觀念，重說你就是一夥的，很容易就也被揪了出來。越是和你要好的朋友對你的威脅越大，一旦對方出了事，你是不可能說揭發不出來問題的。當然，被揪鬥的對方也必須重點交代和你的往來。所以反革命小集團往往就這樣形成了。
那時候我們同事之間全斷了往來，教研室里如果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會馬上離開。經常兩個人全要離開，動作慢一點的就搖搖頭又坐了下來。積極分子們也不敢大意，深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階級敵人也不少。她們吃過中飯，就五六個人聚在一起大唱革命歌曲。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情歌改編的「南方來的大雁請你留下來」，那是歌唱毛主席的。我是在吃中飯前先吞一顆安眠藥，然後隻身一人躺在體育用品室的水泥地上，聽着樓道另一端由一群二十剛出頭的女教師唱出來的南來的大雁，覺得好象有點淒涼的意味，也許是因為我當時的心情使然。
我昏昏睡去，不怕過了下午開會的時間，因為有一名男老師一定會來拍門，把我叫醒。他是七名男員工中唯一的積極分子，專門負責監視我。中午兩小時的午睡正好彌補我黑夜缺少的睡眠，沒有這樣的午睡，我無處可去，無事可做，無人可談，更無法熬過天天下午的指桑罵槐。
保全自己的另一個方法是對自己父母的批判。負責監視我的男老師在務虛大會上不只一次把他當右派的父親罵個狗血噴頭，使用了最惡毒的字眼。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難題，先不用表白我罵不了那麼狠，也不是我不想交待，只是我揭發不出來。他們離開我時我完全不記事，以後也就那麼四五封報平安的信，我對父母沒有任何印象，我揭發什麼呢？我如何分析他們對我的「精神污染」（當時叫資產階級影響）呢？可寫不出來，批判不了，又揭發不了，我怎麼辦呢？我真羨慕地主和資本家出身的人，他們應當有的說。
對於軍宣隊來說這是觀察敵情，尋找積極分子和準備材料的時期。
對於身有先天缺欠的人來說這是最痛苦的時期。我知道矛頭指向我了，但我不能辯解，因為沒有人指控我。我如果找軍代表解釋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我如果在會上解釋，按當時的說法就是「對抗群眾運動」，就是「自己跳了出來」。何況我還有個僥倖心理：「也許不是我呢？」。我內心深處真是希望學校里有一個美蔣特務。
於是我要裝着清白無事，要和大家一道在務虛會上發言談體會，聲討可能包括自己在內的階級敵人。越是人家懷疑你的罪行，比如「美蔣特務」，你就越不能迴避，要義正辭嚴地分析美蔣特務可能的行動，判斷逃避清查的手腕，美其名曰：分析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但我講完了又揣揣不安，還是怕人家說我這是「煙霧彈」。
一個月後，運動進入第二階段了，開會是有的放矢，但不點名。這是給你坦白的機會。再說軍宣隊先揪誰，後揪誰是有安排的，不能打亂「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這好比指着和尚罵禿子，和尚只有默念阿彌陀佛，決不能表白「此禿不是彼禿」。
幾天下來，我突然有了要自首我是美蔣特務的衝動，可是我怎麼接的頭？和誰聯繫？提供了什麼情報？拿了什麼好處？電台在什麼地方？有沒有槍？我怎麼會的英文？我又全不知道，只好故作鎮定，拒不交代。又過了幾天，我突然開始悔恨自己不是美蔣特務。因為如果我真是美蔣特務，不就有的交代了嗎？再過兩天，我又慶幸自己不是美蔣特務，因為看到不少被揪出來的「美蔣特務」，「蘇修特務」被打，被抄家，被扭送公安局，被判刑，甚至是死刑。嚇得走路腿都軟了。真應了當時報紙上的一句話：「惶惶不可終日」，又像熱鍋上的螞蟻。俗語說：作賊心虛，原來不作賊心更虛。
我要密切觀察為軍代表看中的積極份子的動向。她們通常開會時晚來十幾分鐘，那是先到軍宣隊和工宣隊辦公室開前會去了。我們沒有積極分子的帶頭時就默默地學毛選。我的眼睛在毛選和語錄上，心裏在嘀咕，有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也許和死囚等候執行的心情差不多。以後每看到紅語錄，我就又體會到這種恐懼，大約就是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吧。對了，巴普洛夫是蘇聯人。
我們三年級教研室一共八個人。為首的是四清時任命的團支部書記張平珍，平時不大說話，但說起來很兇，她的父親是解放軍，是當然的積極份子。最活躍的積極分子叫LXX，是貧下中農出身的女老師。按今天的審美觀點看，她沒有多少女性的氣質，短短的頭髮，走起路來腳跟先着地，有點搖晃。她皮膚很黑，嘴唇比較厚，聲音嘶啞，嗓門卻很大。
當年女老師結婚很不容易得到批准，因為書記怕結婚生孩子請產假，要找人代課很麻煩。但LXX是少數幾個文革前結了婚的青年。她丈夫也是教師，在另一個學校，人很文靜，不愛講話。她是四清時入團的，現在的目標是在清理階級敵人的運動中「火線入黨」，所以表現最為突出。她和軍宣隊的關係最密切，我們全要揣測她的話來判斷「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我們中間年齡最大的老師叫程峻，當時是三十五六歲（1949年大約17歲），相貌卻有五十多歲了。他是眾所周知內定的漏網地主，人人全認為他是死老虎——跑不掉的。LXX根本沒把程峻當成人，更甭說當成長輩了。沒有一天的天天讀不拿程峻開刀，老是兩眼瞪着他，先來兩段紅寶書中批判地主階級的毛主席語錄，再信誓旦旦地宣佈：「我們小學就是有漏網地主，人還在，心不死，我們決不能讓他們翻天，叫我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偷偷瞄一眼老程峻，他竟然還點頭微笑。
說實在的我恨這些積極份子，她們以整人為進身階。如果他們原來是對立派的，自然還有派性，更認為她們是報復。如果原來是一派的，就認為她們投機自保。當然我什麼也不敢表示，只能跟着她們的調子開展又一天的大批判。度日如年啊！
會下是軍代表和積極分子頻繁找人談話，動員揭發。那天找了我辦公桌對面音樂王老師，她回來臉上有一種榮幸和輕鬆下來的感覺。她知道找她去揭發他人，說明軍宣隊還是信任她，說明至少目前她不是被清理的對象。所以我們全天天盼着被軍代表和積極分子找，越早被找的人越說明其問題少。我就苦苦等待，眼看一個教研室幾乎全被找了，總沒有人找我，焦急之外還有絕望的心情。
過去和我最接近的同事不但在公開場合不和我說話，不再和我打招呼，而且在私下也頂多眉毛閃動一下。他們知道我要出事了，只好拉開距離免得被人說為我「通風報信」。
但積極分子卻不一樣，他們主動和我打招呼：「潘老師來了？」我連忙說：「您好！」。軍代表和革命委員會的成員甚至主動稱我為「同志」。我知道積極份子，軍代表和革委會的成員和我打招呼是為了穩定住我。其實可能還有一個心理因素：敢稱我同志的是知道內情的人，是受信任的人，他們不怕「瓜田李下」。這是特權的一個象徵，是你爭全爭不來的榮譽。
我的處境更難了，我不但要繼續裝着安然無事的樣子，還要和廣大革命群眾一樣背靠背地寫檢舉材料。可我檢舉誰呀？沒人給我暗示，我不知道軍宣隊的戰略部署，我如果搞錯了批鬥的順序，那是干擾階級鬥爭的大方向，是會罪加一等的。再說我還是有幻想，期望不要搞到我的頭上，我也想立功贖罪。看看每天學習結束，每個人全要交一大堆檢舉材料，我的壓力非常大，卻再也沒個人諮詢了。
機會終於來了。
那天上完早上兩節課，返回教研室學毛選。根據軍宣隊的指示，我們要把教室破損的語錄和毛澤東的照片用火燒的方法銷毀。當然這是積極分子才有資格做的事。
LXX曾是我的對立派的骨幹，兩個月來，我幾乎天天被她旁敲側擊，令我恨之入骨卻又無可奈何。她燒語錄時不知吃錯了什麼藥，突然講起斯大林去世時她的父母如何悲傷流淚。其他幾個積極份子也答了腔，回憶小時對斯大林去世的模糊記憶。我知道報仇的時間到了，檢舉材料有了。在銷毀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的照片時談論另一個無產階級領袖的死亡，等於是說毛主席快死了，也可以提升為詛咒毛主席死（這就叫上綱），這是大逆不道的言論，犯了天條。我知道如果我這樣聊天，一旦揭發出來，就是現行反革命。如果LXX被打成反革命，42個員工中反革命的百分比就夠了，我就不一定被濫竽充數成為美蔣特務了。
第二天，LXX照例先去開積極分子的預備會。我像伏擊的野獸一樣等她回來。天天讀快結束時她才回來了，透過黑黝黝的臉，仍然可以看出眼睛是紅腫的，顯然哭過了。一反常態，她沒有說話，呆呆地在辦公桌前呆着。大家全愣了，想不到她這個貧下中農出身的積極份子出了什麼事。只有我明白，復仇的快意暫時頂替了恐懼，當然我還是不動聲色。
下午的大會基調變了，主要學習林彪副主席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我確定我的檢舉生效了。現在是LXX來體驗那種不指名道姓，卻比點名還要震撼的含沙射影了。她捲縮在會議室的角落，頭低垂着，臉色不但黑，還完全失去了光澤，一下老了十幾歲。會間休息時，再也聽不見LXX的哈哈大笑了。其他的積極分子兔死狐悲，情緒低落，失去了同仇敵愾的朝氣。被她們踹過幾腳的老師雖然不敢多說，卻抽不楞子交換一個眼神或略略牽動一下嘴角，使勁掩飾內心的快意。我真正打亂了軍宣隊的戰略部署，我的壓力似乎減輕了。一個星期沒有咄咄逼人的攻勢了。軍宣隊陷入了困境：在小學揪出貧下中農出身的積極份子，他們就沒有依靠的人了；但他們如果依靠這樣一個「現行反革命」又是組織性的錯誤。
我們每天都要到晚上九點甚至十點才開完會。一天我回家時，穿過黑黑的樓道，我無意透過虛掩的教室門，昏暗中隱隱約約看見LXX xxxxxxxxxxxxxxxxx。我非常害怕，在夜幕的掩護下溜走了。我隨即明白，我的陰謀不會得逞了。
果然，又過了一個星期，軍宣隊和工宣隊召開全校教職員工大會，軍隊的白政委也來了。會議是LXX檢討。在軍代表老劉帶領全體員工念語錄時，問題的性質已經沒有懸念了。他選的毛主席語錄全是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不過這場戲並不好演。老劉的音調顯然高了至少八度。他宣佈：「現在由LXX同志鬥私批修。」
LXX穿着當時最時髦的衣服：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低垂頭，拿着檢查緩步走上來，首先她向會場上毛的相片深深地鞠了三個躬，背對着員工，然後開始輕輕地念檢查。說實在的這份檢查不好寫，因為根據那時的規定，凡是涉及毛的非正面的言論一律不得重複，理由是不得擴散反動言論。於是檢討言論罪又不能涉及言論，只能空乏地誹謗自己。念了幾句之後，如我們預料的，她開始痛哭流涕，對着台上的毛主席像一再鞠躬，向毛主席請罪。檢查會場一反常態，非常安靜，沒有人帶頭呼口號。
我們根本聽不清她到底在說什麼，其實也無須知道她在檢查什麼，這場戲，台上台下每個人都有一個既定的角色，都要默契地配合，認真地演好，唱好。無論是誰，演不好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要知道多少人是在類似的檢查之後，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由革命群眾暴打一頓，批鬥遊街然後送到公安局收監。檢查完畢，LXX又是對毛的相片再三地鞠躬，然後就低首無言了。軍代表老劉隨後發言，他也很緊張，說，今天是代表軍宣隊來講幾句，隨即嚴厲地批評了LXX。同樣他也不能說明LXX到底做錯了什麼事，他只是扣了一堆空帽子，例如「沒有狠鬥私字一閃念」，「中了劉少奇黑修養的毒」等等在今天可以稱之為無厘頭的話。老劉操着濃厚的河北樂亭口音，拔高調之後，好象有一點滑稽，使我記起來小時每年秋天到我們家搖煤球的全是樂亭人。最後老劉指出LXX出身貧下中農，對毛主席有深厚的階級感情，檢討深刻，因此她的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我們要把工作深入到敵我矛盾中去！」氣氛又變了。
我還是在劫難逃，不過以後LXX倒是收斂了很多，算不上積極分子了。她知道是我檢舉的嗎？那一年，我21歲，LXX比我大，大概是23歲。照我今天的年齡回過頭來看，我們當時還全是孩子，可是為了階級鬥爭我們彼此全把對方往死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