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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證實的性騷擾:浙大女博士自殺之後

2018年7月21日,浙江大學剛畢業的女博士曉月跳樓自殺,兩年後的8月16日,曉月的母親毛女士,在微博曝光浙大教授戴某曾對曉月的種種行為。曝光背後,是一場隱忍過後遲來的爭取,和目前仍難以證實的‌‌「性騷擾‌‌」經歷。

遲來的‌‌曝光‌‌

毛女士是河南省新鄉市長垣縣的一位退休會計,她現在還記得,女兒曉月在2018年7月21日下午6點多離家,大約半小時後,曉月被發現在離家500多米的一處新建好的樓盤墜樓身亡。之後警方查看墜樓現場和監控視頻,發現曉月獨自一人進入大樓,從24層墜下,認定其為自殺。

曉月那年27歲,剛從浙江大學博士畢業,即將進入河南農業大學任職副教授,看起來前途似錦的未來,停留在那個夏日傍晚。兩天後,為曉月處理好後事,毛女士及家人難以平復心情,他們覺得女兒的死亡,和‌‌「那個人‌‌」脫不了關係。

‌‌「那個人‌‌」指的是曉月讀博期間的導師戴某,據公開資料顯示,戴某1980年生,2014年任職於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副教授,2016年12月升至教授。曉月2013年從河南農大保送至浙大讀研究生,2014年轉為碩博連讀,同年轉為戴某的第一任博士生。毛女士覺得,‌‌「從那時起,我女兒的求學之路也變成一場噩夢。‌‌」

在毛女士的陳述中,曉月最開始感到的,只是言語上的不適。2015年,曉月有幾次在電話中跟母親說,導師戴某愛和她開玩笑,‌‌「說個笑話,或者拍我女兒一下。我當時沒覺得不對勁,現在年輕老師可能也比較開放。‌‌」玩笑很快轉變為肢體上的行動,2016年3、4月份,曉月給母親打電話,說戴某搬新家,讓幾個學生給他打掃衛生,曉月自己在一個房間打掃時,戴某進了門就抱住曉月,親了她。

‌‌「我當時想,這樣的事情很難處理,弄不好就是兩敗俱傷,如果報警或者錄音錄像,女兒不但難以完成學業,也很難在人前站着,說不定戴某還照樣當教授。‌‌」毛女士告訴記者,她叮囑了曉月,以後儘量避開和戴某單獨相處,去戴某辦公室也不要關門。

但躲避沒有起到作用,毛女士記得,2016年杭州G20峰會之前,女兒又一次打電話告訴自己,有天晚上在學習室,曉月最後一個離開,關窗戶的時候,戴某從身後抱住她,曉月用力甩開,把眼鏡都甩掉了。隨後的一次,是在2016年8月19日,曉月和戴某去山東泰安學習,原計劃三天,曉月只去了一天半就回了長垣縣老家。她跟毛女士說,戴某在賓館房間裏對自己又抱又摸,還把自己按倒在床上壓住,賴着不走。曉月稱自己要喊人,用力推開了戴某,才提前回了家。

‌‌「女兒不是沒有過反抗,但一次反抗後,還有下一次。‌‌」毛女士說,曉月也曾將這些事告訴交往了6年多的男友,他們因此爭吵了一次,逐漸疏遠,在2016年底分手。記者試圖聯繫曉月的前男友,求證當年曉月跟他傾訴的具體內容,電話很快被掛斷。

毛女士記得,戴某對女兒的最後一次出格行為,在2017年春節返校後,戴某將曉月摟在腿上,摸胸、摸下體。這一次,曉月似乎終於下定決心,在離開辦公室後,給戴某打了電話,說以後再有這樣的行為,就告訴戴某的老婆,並要求戴某寫下保證書。毛女士是在之後和女兒的通話中知道這件事的,她看到了戴某發給女兒的保證條,上面寫着‌‌「本人戴某正式向曉月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欺侮她。2017年2月。‌‌」

但在毛女士看來,此前戴某的種種行為已經影響了女兒的心理,保證條也難以挽回什麼。毛女士回憶,2016年年底,曉月在家的表現就有些反常。‌‌「她總坐在取暖器邊上發呆,也比往年懶得多,什麼家務都不做了。‌‌」伴隨着疲憊感的,是曉月開始疑神疑鬼,她告訴毛女士,總覺得學校里的人知道了戴某對她做的那些事,因為每次曉月一走近同學,同學們就不再聊天,好像在避開自己。

2017年3月到8月期間,曉月去日本做訪問研究,回國前,曉月在跟母親的通話中第一次提到‌‌「死‌‌」的字眼,崩潰大哭,覺得自己難以逃脫戴某的關係圈。毛女士勸女兒,‌‌「再有幾個月就畢業了,離開戴某的關係圈是自然的事,不要害怕。‌‌」隨後,2017年9月10日,曉月得知前男友結識新女友,當晚情緒明顯異常並產生幻覺,與母親通話中,問毛女士‌‌「為什麼你的腿被鋸了不告訴我?‌‌」9月12日,曉月在老家一所精神病醫院確診為輕度抑鬱。據毛女士回憶,戴某很快就知道了曉月的病情,從那之後,她很少聽曉月說起戴某有嚴重不良行為,‌‌「只有一些言語上的刺激,和拍拍打打的小動作。‌‌」

因為持續規律服藥,曉月病情不斷好轉,2018年6月27日,臨近畢業,曉月抑鬱症復發。7月2日,毛女士和丈夫到浙江大學,和女兒一起辦了畢業手續,當晚回家。在毛女士的回憶里,病情復發那次,曉月有了更‌‌「傻氣‌‌」的行為。‌‌「她的手會指着一個地方亂劃,口中念念有詞。乘飛機時,要麼躺在走道上不起來、要麼躲在角落裏。7月2號晚上到家,她不敢脫褲子上廁所,跟我說怕戴某過來強姦她。整夜也睡不着覺。‌‌」幾天後,曉月在新鄉市一家精神病院確診為中度抑鬱、輕度偏執和焦慮。

毛女士回憶,女兒曾告訴自己,抑鬱症復發是戴某又說了刺激人的話。當時毛女士以為,離開戴某自然就能正常生活,而直到曉月去世,她才意識到,隱忍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他們決定舉報戴某曾經的行為。一開始只是給教育部提交材料,之後與浙大成立的調查組交涉,但當這些方式都沒有得到可以確證戴某曾性騷擾過曉月的結論,調查組也幾乎不再回應家屬的電話後,今年8月16日,距離曉月去世兩年多後,毛女士在微博上實名‌‌「曝光‌‌」戴某。

優秀學生與年輕教授

短暫的27年人生里,曉月遵循着‌‌「別人家孩子‌‌」的模板長大。

自律、勤奮,是曉月從小就被打上的標籤,也與她的求學軌跡相印證。毛女士告訴記者,小學時候,曉月的成績沒有低於第二名;初三那一年,曉月一直是學校第一名。和曉月同縣城一起長大的童年玩伴也說,曉月的學習筆記總是乾乾淨淨,不寫完作業不會出去玩,被要求不看電視,她就絕對不看。2014年,曉月在浙大獲得碩博連讀資格,在研究生導師張國平的引薦下,她轉為戴某的開門弟子。

在後來的師弟師妹眼中,師姐曉月有些內向,‌‌「安靜、話很少,被公認科研能力強‌‌」。和曉月同實驗室的學生沈林告訴記者,戴某的幾個學生中只有曉月會做生物信息分析,個人能力比較突出。如果學術上有問題,後輩們也會找她求助。戴某的一位研究生特地在畢業論文致謝中提及曉月,感謝她在數據分析上提供的幫助。

但交流僅限於學術,與曉月同實驗室的幾位同學在採訪中都稱‌‌「與其接觸不多‌‌」。至於戴某與曉月之間的相處,乃至性騷擾疑雲,他們都是在曉月自殺後才有耳聞。

不過,曉月精神狀況欠佳,即便是不那麼親近的同學也都知情。2018年6月27日,曉月抑鬱症復發,毛女士聯繫不上曉月,便聯繫了戴某,讓他與一些學生去找人。這件事發生後,沈林意識到曉月可能精神狀況不太好。也有人曾目睹過曉月的反常。澎湃新聞此前的報道援引了同學小雪的說法,稱曉月在實驗室工作期間,出現過‌‌「精神狀態不對勁‌‌」,甚至曾‌‌「不斷撞擊門,說我是一條狗之類的‌‌」。

雖然不知道曉月的精神狀況是否與戴某相關,但可以知道的是,這位36歲就評上教授的年輕老師,與學生們的相處並不愉快。

‌‌「戴某是個控制欲很強的人。‌‌」沈林說,在科研工作中,戴某希望他的學生都按他說的做,‌‌「即便是做表格,也必須嚴格按照他的要求完成,哪怕另一種做法完全沒有問題。‌‌」曾經戴某有一位學生畢業論文被要求大修改,他覺得丟臉,並將之歸因為學生去實習了,於是要求所有學生不能再去實習。這種控制欲,會讓戴某看起來比較嚴厲,很容易與學生起衝突。戴某的一位研究生告訴記者,實驗上的一些小事沒有做好,也會遭到戴某責罵,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拋開溝通方式,僅就學術指導而言,也有學生覺得戴某算不上合格導師。戴某一位不願透露具體信息的學生告訴記者。一方面,戴某給學生分配任務後會不停施壓,另一方面,卻不給學生們系統的指導,‌‌「比如說種一顆麥子,他只需要學生學會播種或者澆水,但是整個麥子在成長過程中,什麼時候播種、澆水的時候有什麼注意事項、什麼時候種子容易受損,他不會系統教這些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你只需要把體力工作做完,換句話說,學生是他科研工作中的一個螺絲釘,一個流水線工人‌‌」。

在這種情況下,戴某指導的研究生,幾乎都曾因為論文不達標而延遲畢業。‌‌「雖然延畢有個人因素,在農學院也比較常見,但戴某對於他的學生的指導,實在是欠了點。‌‌」沈林說,戴某門下有兩位博士,除了曉月,另一位博士在博三時轉入其他導師門下。還有一位研究生李某,與戴某徹底鬧掰,最終在沒有戴某指導的情況下畢業。

實際上,曉月因為個人能力突出,是同門中在學術上與戴某關聯最多的一個學生。曉月在讀博期間發表的兩篇重要論文,戴某分別是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沈林也說,戴某最近幾年論文的主要合作者就是曉月。

據公開資料顯示,2017年8月,戴某與曉月分別作為第一、第二作者發表了一篇基因組主題相關論文;2018年4月末,曉月作為第一作者,戴某作為通訊作者,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一篇論文。也是這兩篇重要論文,讓曉月成功申請了浙江大學2018年度‌‌「博士後創新人才支持計劃‌‌」,成為全校六位獲選博士之一,畢業前也收到了至少兩所高校副教授職位的邀請。

這兩位在學術上有密切合作的師生之間是否存在衝突?其他學生並不清楚,但在2018年曉月去世後,‌‌「性騷擾‌‌」的說法就不斷在農學院流傳。農學院一位即將大四的本科生告訴記者,2019年她有機會參與院內作物所的科研項目,在向作物所的研究生師哥師姐諮詢導師情況時,聽說了戴某的一位博士生因為性騷擾跳樓自殺,這位本科生說,‌‌「這些傳言似乎農學院學生都知道,但大家也沒什麼證據。‌‌」

調查疑雲

在微博公開曝光戴某之前,毛女士一家人也嘗試過其他辦法。他們整理了一份與曉月自殺相關的材料發給教育部,2018年8月1日,材料從教育部轉到浙江大學。隨後,8月的某天,一行四位男士自稱是浙江大學的調查組人員,到長垣縣見了毛女士及其家人。2018年10月29日,浙江大學調查組負責人,通過電話口頭傳達了對戴某的初步調查結論——舉報信中的具體內容,戴某本人全部否認,沒有發現戴某對曉月存在騷擾行為的確鑿證據;戴某寫給曉月的保證條屬實,但無法指向具體的騷擾行為等內容。

毛女士不接受這樣的結論,又整理新的材料發給教育部,同時向浙大調查組申請與戴某當面對峙。2019年9月22日,浙大調查組人員、戴某以及毛女士一家,在河南鄭州見面。毛女士向記者提供了當天會面的全部錄音,整場見面,就‌‌「性騷擾‌‌」有關的幾個說法,戴某和毛女士家人各執一詞,直到最後,也沒有互相同意的解釋。

其實,在給教育部發舉報信之前,2018年7月25日,毛女士電話聯繫過戴某並錄音,想從戴某口中得到他當年給曉月手寫保證條的原因。戴某沒有直接回答,次日發微信回復毛女士,手寫保證條是因為2017年那篇基因組的論文,他將曉月署名第二作者,曉月不開心。毛女士不相信戴某的說法,因為基因組的論文2017年3月投稿,6月返修,8月才被接收,期間戴某可以在任意時間段修改署名,為什麼要在2017年2月手寫保證條?

這個疑問,在去年9月的那次見面中又被提出,得到了戴某同樣的回覆。至於為什麼要在保證條中使用‌‌「欺侮‌‌」二字,戴某回復是筆誤,當時沒考慮那麼多。戴某告訴毛女士家人,‌‌「我和曉月互相之間很信任,她是我第一個學生,我肯定對她更好,她鬧鬧小脾氣我也會包容她。‌‌」

類似的疑問,毛女士還有很多。比如,2016年8月19日,戴某在山東泰安某賓館房間內騷擾曉月,調查組遲遲沒有去調取賓館的監控錄像,最後告知家屬,賓館換了負責人,無法查看監控。戴某則回復,二人一直在房間內修改論文,沒有其他事情發生。比如,2017年8月,曉月結束日本訪學前夕,崩潰大哭一場,戴某回復是因為曉月寫論文壓力太大。比如,曉月前男友證實,曉月曾對自己說過被戴某非禮,調查組回復,已經詢問過曉月前男友,但仍缺少直接證據,無法下結論。

直接證據的缺失,似乎是這場爭論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這類時間久遠、缺少旁證的舉報經常面臨的難題。而在曉月身上發生的事,旁證則更少。在毛女士的印象里,戴某對女兒的行為,曉月只跟自己和前男友說過,自己再跟曉月父親轉述。曉月兩次去精神病院看病時,也沒有跟醫生提起發生的疑似性騷擾行為。而在這個家庭內部,直到曉月跳樓自殺,一些近親才聽說曉月曾在學校被導師欺負了。

在毛女士提供的去年9月22日的錄音中,毛女士問戴某,‌‌「是不是曉月和我們、和她前男友說的這些場景都不存在?‌‌」

‌‌「至少我說的是事實‌‌」,戴某回復。

‌‌「那我們都是胡編亂造的嗎?‌‌」

戴某沉默,不再回答。

目前,在微博曝光戴某後,8月28日下午,浙江大學調查組人員聯繫毛女士,稱學校正在組織複查工作,您(毛女士)如果有新的證據,請及時提供給我們。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三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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