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偉認為，阮次山對中國的感情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個人對他的影響，使他越來越關注中國內部改革開放發生的變化，關注台海關係，同這個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關係。」周明偉說，汪道涵希望阮次山發出一個不同的聲音，不是大陸的聲音，而是「第三者的聲音」。
「當部長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親是一名從大陸敗退台灣的國民黨黨工，一直為國民黨「歌功頌德」，「可是我從來沒有對國民黨產生過那種要效忠的感覺」。阮次山說，他常和父親頂嘴，認為父親說得不對，「邏輯不對」。
事實上，他對大陸的好奇在父親的黨化教育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生長。他與大陸官方的甜蜜接觸，則發生於他因害怕危險逃到美國時。台灣政治的擠壓推動了他對大陸的好感。
也有這樣的時刻，阮次山會想，自己如果「沒有這種反動意識」，沒有離開台灣，如今過着什麼生活。至少起點聽起來不錯：「當年離開的時候，我是國民黨第一個年輕的處級官員。」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斷在美國的學業回到台灣，成為中國廣播公司新聞編制組組長，算處級編制，「當部長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說法，如果不是怕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手中那把槍，他也許會在台灣一直生活下去。
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一年後，蔣孝武接任總經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惡行惡狀」，曾在會上「兩次得罪他」，讓蔣非常不滿。
此後的故事在阮次山嘴裏講來驚心動魄。一位同事告誡他，「你不了解這個太子，他抽屜里有槍的，他火了，幹掉你就像幹掉一隻螞蟻。」阮次山幾天後就「不動聲色地」回了美國，他甚至在機場時還提心弔膽，怕被蔣截回。第二年，他將太太、兒子全部接到美國，並申領綠卡，定居洛杉磯。此前，他曾兩次故棄拿綠卡的機會。
如今，阮次山說，自己對台灣人充滿好感，但青年時期留下的對台灣政客的惡劣印象從未改觀。「這個地方土地是對的，人是對的，政客不對。」
大學時，阮次山就覺得「整個中國的前途，未來全部不能在台灣」。那時，「看《人民日報》、研究中國問題是要坐牢的」。他說，恐怖氣氛讓他對大陸更為好奇，從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他借給《匪情月報》寫專欄的機會，看了很多台灣大陸工作會搞來的大陸情報，「我從那裏得到很多材料，而且從那裏得到反動思想。」
就算在高中畢業後服兵役的兩年裏，整日接受政府宣傳的阮次山也「從來沒有說這個地方（大陸）是很爛的，從來沒有，這是本性的問題，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無法找到他對共產黨這份好感的原始痕跡。在高雄中學一座禮堂般的圖書館裏，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適日記，以及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等早期共產黨員的書。他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不知道海峽對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時，他都會去看這些書。他努力思索自己對共產黨理念的認識，「不是一個時間被電到，是慢慢被啟發的，看多了以後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國後，他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看縮印版《人民日報》，「終於發現了我當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說在台灣的經歷使他對大陸開始感到好奇，在美國與大陸官員的接觸，則成為「忠誠」開始生長的土壤。
「非我族類，不能」
在美國辦報時，阮次山第一次與中國大陸官方人士建立了聯繫。
1981年，洛杉磯《國際日報》老闆聘請阮次山做總編輯，他以「報紙要異軍突起，一定得有大陸消息」為由說服老闆，在這張「右派報紙」上同步轉載新華社、中新社的稿件，成為「第一個在美國華人媒體上啟用新華社稿件的總編輯」。
據他說，這讓他在大陸媒體和官員看來是可以信賴的，也讓他被美國僑社稱為「台灣訓練出來的左仔」，被 中華民國政府列為「左派分子」。1987年他的母親過世，台灣一度扣發他的入境證，不許他回去奔喪。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他在希爾頓酒店為中國代表團舉辦了第一場正式歡迎會，結識了團長何振梁、女排教練袁偉民等。現場有台灣特工拍照，「我說不必拍了，我主辦的」。
他還為大陸媒體報道團提供實際幫助，主動提供辦公地點，甚至連自己家也貢獻出來，「在家開第一次會議」。此時，阮次山結識了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後來出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曾建輝等一批大陸媒體人、官員。「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國內有些什麼樣的官員經過洛杉磯，總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他說，「我想他們已經把我當成大陸的朋友了，尤其是他們要了解台灣，了解美國，我是他們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陸，當他行走在「寬廣」的長安街上，沿着紅色城牆看到天安門，他「興奮地感慨萬千」，感受到一種「歸屬感」。「終於看見了祖國大地，終於看到了。」
此時，阮次山已經開始懷有此後他顯露出來的政治觀念。在紐約主編《國際日報》時，作家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男主人公倪育賢前來面試校對一職。倪在書中曾說過一句話：「我愛我的國家，我的國家愛我嗎？」當時，面試官阮次山對他說：「國家永遠愛你，你要把國家、黨和政府分離。國家永遠是國家。」
有學生曾在演講時質問他是不是在討好當局。阮次山回答說：「我除了討好孫女，不討好任何人。中國在我眼皮底下成長，快速地成長。我到美國之前，那時候中國是什麼樣一個社會？到了1984年洛杉磯奧運，我們中國人終於在美國社會抬頭了。」
1992年跟江澤民見面時，阮次山曾說：「覺得一般人對國家的概念不夠。比如講，天安門前升旗、奏國歌的時候，路上固然車水馬龍，可是沒有人聽到國歌要肅立。養不教父之過，你沒有教他。」
「江主席聽得很仔細。」他說，「後來沒多久，三四個月，他就下令國內中小學校，有條件的每天升旗，沒條件的一個禮拜一兩次。」
有時候，在對待家人的態度上，他也堅持這種「愛國」情懷。阮次山兩個孫子在美國讀幼兒園，假期兩個孫子來北京時，他會有意給他們做 愛國(黨)教育。「我問，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兩個孫子答：「我是中國人。」他很滿意。
他的小兒子和一名美國女孩談戀愛，交往7年，阮一直不同意兩人結婚，原因是「非我族類，不能」。後來妻子多次從中開導，他才回美國主持了婚禮。
打一場美好的仗
2005年江澤民卸任全部職務，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與中央高層的直線聯繫「完全中斷」。「他們大概覺得沒有這個需要經常跟我聯繫了。」
他猜測：「我現在節目每天都在為他們出言，他只要看我的節目，沒必要再私底下聯繫。」
他指出的另一個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現在在國內有點尷尬，因為我還被列為境外媒體記者，在我們中央政治局的紀律里，見境外記者要經過常委畫圈的。」他說，「跟軍方的朋友吃頓飯，我還要報備。跟我見面是很折騰的事。」他說，這還是「文革」時代的思維。
這讓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傷害」。「我是中國人，我是比你們更愛國的人，我是你們的朋友，鬧了半天你還把我當外人。」他說，「我常常指着那些高層的朋友，我說我跟你們講，對你們來講你們沒有朋友。」
「所以這一套你希望它什麼時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敢。」這時，阮次山開始少有地抱怨中國改變太慢。
「我覺得江主席就有這點好處，他根本沒有把我當做境外人士，也沒有說要申請政治局常委每個人劃鈎。」他嘗試過打破限制。「要一級級上去，經過中宣部、外事辦，上去之後都冷掉了，我試過一次後來再也不試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這個提法，他認為自己比「境內人士」更忠誠，「被你們認為境內人士的人做得有我這麼多嗎？」他的抱怨強烈而密集，「我可以變成他智囊團的一分子，但不可能，這個身份他們沒辦法接受。」
他情緒變得激動，又很快恢復平靜。「我對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會因為我受不到重視而……我只是有時候有點感覺，表達渠道欠缺。」
然後，阮次山說，他不會因為「餘熱」沒有發揮而感到遺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遺憾。但我現在沒所求，只能你來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幫忙。我們念書人總得有自己的一個風骨吧。就跟當年我對江，我沒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來做，要看得開。」
對與現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觸，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談中又抱有期待。「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願不願意是個問題。」
阮次山說，餘熱不能再發揮了，他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人物》記者問他，如果去面見馬克思，聊些什麼。阮次山回答：「我覺得我要去跟馬克思見面，不如跟毛主席見面，因為馬克思是個外國人。我倒是覺得跟毛主席講一下，如果你地下有靈的話，中國這個國家，地方大，人多，風風雨雨是難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們中國帶到一個有風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們現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這個晴天。如果見到老毛，我就跟他講，你的『文革』摧毀了中國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這個文化復興起來，中國現在缺的不是物質，而是文明，這個文明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後能不能生存的依賴。」
「離我向老毛報到的時間還沒有到，可是我總覺得過去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場美好的仗。」他接下來解釋，「在基督教的聖經裏面，常常對一個人追悼死亡的時候說，這一場仗他已經打完了，打了一場美好的仗。」
在談論黨和政治時，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個宗教典故。但他緊接着說，他「不可能信仰共產黨」。
「兩回事，我們了解共產黨，欣賞共產黨，最後了解共產主義，跟你要信仰它不一樣，只能對宗教有信仰，我們不能把政治的理念當做一種信仰。」他說。
這時候，第二次採訪已經進行了超過7個小時，阮次山體力幾乎耗盡，他從沙發上坐起已頗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撐。他的背有些佝僂，走路步調緩慢，情緒也隨着話題而低回，語氣虛弱而傷感。
這讓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誠的東西—他一邊試圖將國家與政黨、政府進行切割，一邊真誠地將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寄托在黨的高層領導的身上。他的第三種忠誠暫時遇到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