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無論多麼黑暗的時代，多麼殘暴的統治者，都不曾真正讓文化人馴服，更不能徹底打斷他們的傲骨，摧毀他們的精神，讓其淪為屈辱的底層賤民。然而，這一切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場叫作文化大革的浩劫中做到了。文化大革命究竟發明了怎樣的利器，做到歷來當政者都無法做到的事情？說來簡單，是因為用了以下五個招數：
招數一讓你有知變無知
知識是知識分子自立的資本，自傲的精神支柱，抵禦暴力的自衛堡壘。歷代統治者，為了駕馭知識分子，可以用盡各種手段，但又都不能不承認和崇敬他們的知識，因此也就無法斷其命門，攻克這一頑固的堡壘。文革卻另有絕招，那就是供剝奪文化人的知識入手，先讓你有知變無知！知識難道可以消滅的嗎？當然不能。因為知識存在於文人的腦子裏，精神中，除非肉體被消滅，誰也無法剝奪。文革當然明白這一點。其方法是讓知識變成罪過，即把知識分成革命的和反動的，貼上反動卷標的知識雖未歸零，勝似歸零，直接變負，越多越反動。建國以來，這種手段已屢試不爽，但文化大革命做得最徹底。要了解此時中國文化人的狼狽相，只舉作為中國當代頂級文人的郭沫若為例就足夠了。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痛心疾首地檢討說：「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現在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寫的東西比我們好。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誇誇其談的什麼哲學家、史學家、什麼家，簡直不成家，可謂狗屁不如。」郭沫若的這個否定自我同時也是否定所有文化人的檢討發言，經最高批示，4月28日在《光明日報》全文刊登，不久《人民日報》與全國各大報紙都全文轉載，對全國知識分子起到了震懾和示範作用。作為中國文化最高殿堂的掌門人、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已經惶恐到承認自己的會部學問可以舊零，其它人更當如何？
郭沫若講這番話，還是文革山雨欲來初起未起之際，隨着文革的狂風暴雨席捲全國，幾乎所有的中外古今優秀文化都被列入批判打倒之列。大量珍貴書籍、文獻、資料、教材被損壞、被焚燒，學校停課，高校停招，圖書館關門，出版社停業，……，一時間，讀書無用、知識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響徹中國大地，發展到後來的樹立「白卷先生」的樣板，考教授的鬧劇，電影《決裂》中喊出的「手上的老繭就是上大學的資格！」的口號，知識無用論徹底統治了全國。知識分子自立的資本變成罪證，自傲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自衛的堡壘不攻自破。文革用釜底抽薪的辦法，終於找到打斷他們脊梁骨的封喉一劍！
招數二讓你可辱不可殺。
幾千年來，中國的文化人始終抱定這樣一個信條：'士可殺不可辱」。他們真的不怕死嗎？非也。但他們更怕受辱。死，是對肉體的剝奪，辱，卻是對精神的摧殘。如果要二選一，有風骨的文化人寧願選擇前者，因為他們把尊嚴看得高於生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多文化人又把堅持信仰看得高於生命，把「文死諫」的「死」當作一種使命，一種殉道，可以流芳百世。相反，忍辱偷生則是莫大的恥辱，將會遺臭萬年。與之桴鼓相應的是，歷代統治者也大都默認了這一原則，把它當作穩定統治的平衡術之一。他們可以對「士」施以高壓，將其投入監獄，甚至砍掉腦袋，但「刑不上大夫」，不從人格人身上凌辱斯文。這無意中又成為文人保護自己脊樑的一道鎧甲。文化大革命正是看穿了這一點，反其道而行之。它對文人舉起的不是屠刀，卻是鞭子和污水桶，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把文人們的「外衣」剝得精光，對他們施以鞭笞，潑上髒水，變盡花樣，盡情羞辱。戴高帽，掛黑牌，塗花臉，陰陽頭，噴氣式，跪石子，用盡了一切下作的手段，目的只有一個：讓斯文掃地，顏面盡失，從精神上徹底摧垮文化人。
我們不想對那不堪回首的年代進行全面回顧，只擷取幾個鏡頭：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國子監發生了醜陋的一幕。「紅衛兵造反派」打着「破四舊」的旗號，在國子監孔廟大院內把他們艘羅出的大量戲裝、道具堆成小山，縱火焚燒。同時把著名作家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著名藝術家荀慧生、馬連良、袁世海、侯寶林等三十多人抓來，分別掛上「黑幫分子」、「反動權威」、「美蔣特務」、「蘇修間諜」之類的大黑牌，進行現場批鬥。他們有的被剃成「陰陽頭」，有的頭上還被潑了墨汁。紅衛兵強令他們跪在火堆旁，忍受烈火炙烤，用道具刀棒或銅頭皮帶抽打。剛從醫院出來的六十七歲的老舍從上午到晚上，從文聯到文廟，先後經受兩輪長時間批鬥，肉體和精神受到極大折辱，因頂撞紅衛兵，說了一句「士可殺、不可辱」，當即被打得頭破血流，暈死過去。當晚，不堪受辱的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盡。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六·一八」事件。40多名（有的回憶說是60多）教師、幹部，其中包括著名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遭集體批鬥。部分學生在39樓設了「鬥鬼台」，採取戴高帽、掛牌子、打罵、罰跪，將墨汁倒在被鬥人的臉上，拿廁所的紙簍套在被鬥人頭上，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種踐踏人格的手段。很多人反對並譴責了這種野蠻做法，遠在外地的毛澤東則表態「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全國立刻聞風而動，掀起了批鬥、侮辱、迫害教授學者等文化人的高潮。在後來的北大校園內，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過類似的折磨，如美學教授朱光潛、東語系教授季羨林、西語系教授吳興華，等等。劫後餘生的季羨林在後來出版的《牛棚雜憶》中詳細描述了這讓人不堪回首的歲月。許多被批鬥、被折磨的教授、教師們無法忍受所未有的侮辱，而選擇了自殺。
1966年8月5日到８月７日，復旦大學野蠻揪鬥了一大批「牛鬼蛇神」，颳起後來人們所稱的「鬥鬼風」。在用乒乓球桌搭起的鬥鬼台上，各系競相拉出本系的「牛鬼蛇神」上台批鬥。他們被逼跪在台地上，手裏舉着牌子，上面寫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他們被反架雙臂，揪住頭髮，不斷拳打腳踢，變着花樣肆意折磨。數學系的蘇步青教授被押上台，主持大會的一位女同學邊聲嘶力竭地聲討、斥罵。邊把一瓶紅墨水倒在蘇教授謝頂的頭上，隨即將其推到台下，責令他在曬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學狗爬，再帶着紙做的牛頭帽子遊街。生物系在批鬥談家楨之後，用繩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長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來。而七十多歲的化學系教授趙丹若，在鬥鬼台上被學生用草繩捆住從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當場就跌死了。」在「鬥鬼風」的高潮中，大字報欄上還貼出一張漫畫《牛鬼蛇神群醜圖》，把周予同、周谷城、蘇步青、談家楨等老教授都醜化了一通。
除了肉體上的挫磨，讓文化人更難以忍受的還是精神折辱。1973年，四人幫為配合對「白卷英雄」的宣傳，策劃了一場「考教授」的鬧劇。瀋陽醫學院革委會和工宣隊以開會為名，把學院基礎部的38名教授、講師召集到教室，拿出事先策劃好的考題，釆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進行考試。考試的結果可想而知，於是就把這些教師趕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逼迫他們承認張鐵生是「反潮流英雄」。毛遠新聽到匯報後大為高興，指示：「這個辦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試試，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麼！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考考教授又有什麼不可以！」很快，在江青一夥的支持之下，這股「考教授」歪風就在從遼寧刮向全國。
1973年12月中旬，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肯定了毛遠新「考教授」的做法，他還提議在北京把大學教授集中起來，出一批題考他們。江青根據毛澤東的談話，在北京搞了一場規模更大的「考教授」。1973年12月30日，江青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國務院科教組、北京市革委會科教組開會，決定對教授「突然襲擊」，進行考試。為了怕教授們預先知道，釆取了欺騙手法，以召開座談會的名義把教授們騙到考場，突然拿出試題說要考試。理由是毛主席講過：老師成天考學生，現在也要考考老師。既然大學要考查學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師。「破師道尊嚴」。於是發下數學、物理、化學考題，強迫這些多年來從事文史哲、外語、體育、藝術、醫學、生物等不同專業的「臭老九」們當場答卷。這些考試的題目跟這些教授學的專業毫無關係，純粹是為了要證明「高貴者最愚蠢」。結果北京市參加考試的正、副教授共613名，200名教授、副教授交了白卷；及格者53名，佔8．6％；不及格的是560名，佔91.4%，總平均為20分，其中一個學校6個教授得了6分，人均只有1分。上海不甘落後，也如法炮製「考教授」。19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召開各大學負責人會議，要求參照遼寧及北京的做法，也對大學正、副教授進行一次考試。考題以1973年高校招生測試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試題為主要內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會文教組對上海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進行考試。試題不顧教授專長，分政治、語文、數學、理化四部分共17題，考試結果及格65人，佔10％；不及格585人，佔90％。
面對突然襲擊考試，教授們備受屈辱，心懷激憤，他們中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抵制和反抗。有的拒絕作答，乾脆交了白卷。有的當場在考卷上寫下自己的反對意見，有的故作怪異的答案，或諷刺詩句，表達內心的憤懣。北師大歷史系著名教授白壽彝被騙進「考場」後，在卷子上只寫下名字，便拂袖而去。，結果被廣播批判、通報全國。對於突襲考倒教授的「成果」，江青一夥十分得意，被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毫無知識、一竅不通、連大學生入學資格都沒有的事例而廣泛宣傳。他們發表了一篇《考教授有感》，登在國務院科教組的刊物上，對教授們極盡嘲諷污衊之能事。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姚文元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用「考教授」戲弄知識分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什麼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潔衛生。還有說是《水滸傳》是講什麼東西呢？有的教授說是講社會上很怪的事情。」江青接着說：「最糟糕的是，自命為社會科學家，但是對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哪，五大特點哪，一概答不上，那麼，這就不能夠說是考得不對了。你自己專業是社會科學家嘛，列寧的名著嘛，《帝國主義論》嘛，有五大特徵嘛，一個也答不上。」江青們甚至還專門拍了一部未來得及上映的電影《反擊》，重點講述了這個「考教授」，作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果」。而文革後的一部「傷痕電影」《苦惱人的笑》，則讓人們帶着眼淚回顧了」考教授「的荒誕場面。試問，在這樣亘古未有的羞辱之下，中國的文人還怎樣能挺直自己的脊樑？
招數三讓你有口不能言
中國的文化人雖然手無縛雞之力，但卻有兩個武器足以讓人敬畏。一是有筆如槍，一是有舌如劍。正所謂: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只要你給他們發聲發文的機會，文弱的書生就會變成頭上長角的公牛，渾身帶刺的刺蝟，讓任何對手都倍感頭疼。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通過精準打擊，讓知識分子集體「啞火」。方法很簡單：堵住他們的嘴，奪去他們的筆。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文革場面：批鬥台上，一排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被按住腦袋架起雙臂彎腰撅腚，聽紅衛兵小將和工農兵造反派慷慨激昂地揭發批判其罪行，如果哪一個被批判者想做申辯，立刻招來一片雷鳴般的怒吼：「某某某必須老實認罪！」，「某某某拒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條！」「某某某不投降，就讓他滅亡！」。話不讓說，寫就更不必提。其時的媒體報刊，大部分被貼上「封資修」的標籤封閉了，小部分成為文革的喉舌，昔日的專家學者文人，只有被點名批判的份兒，哪裏還容得一字一句？再說了，他們恨不得把自己過去惹禍的文字全都付之一炬，哪裏還敢留下新的文字證據？要說要寫，只能像郭沫若那樣自貶，自污，自賤，檢討，認罪，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或喪失文人氣節，違心地吹捧文革，許多人又不屑為也。
被封了口，奪了筆，文化人自然完全沒有了抵抗之力，任人擺佈。我們不能不想，這麼簡單有效的辦法，歷來的當政者為什麼就沒有想到，不去施行呢？遠的不去說，以我們一直認為最專制最殘暴的蔣介石政權為例。1932年10月15日晚，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患病在家休養的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第四次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各界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嚴懲」、「處極」、「明正典刑」、「迅予處決」。1933年4月14日，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里都站滿了人。章士釗主動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法庭上一片驚嘆：「革命家！」陳獨秀慷慨答問，「態度安閒，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鬨堂」。其《辯護狀》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均選為法學系教材。審判後，55歲的「老青年」陳獨秀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判刑13年，被押解江蘇省第一模範監獄，俗稱老虎橋監獄。陳獨秀卻將監獄變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裏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在監獄中，陳獨秀寫下了《獨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親自為這個在押犯人寫序。令國民黨大員們唏噓不已。《獨秀文存》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陳獨秀被關押期間，宋美齡等顯要都曾前來探望。陳獨秀托胡適設法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適認真操作，經常寫信報告進展情況，叫他放心。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並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獨秀視為知音。別的我們不多說了。奇怪的是，蔣介石難道沒有辦法和力量嚴厲懲罰他，就讓他法庭上豪言，監獄裏著述，慷慨風流，桀驁激昂，肆意挑戰統治者的權威，對比文革，何其愚蠢無能！還有，當「救國七君子」在國民黨法庭上慷慨激昂為自己辯護，弄得國民黨法官狠狽不堪時，什麼不把他們押到鬥鬼台上，到高帽掛黑牌擺噴氣式，再動員一批人（哪怕是地痞流氓）圍着他們高呼口號？。魯迅以筆為槍，對蔣介石口誅筆伐，向統治者公然宣戰，雖文被刪審人被通輯，仍能發文出書講演，蔣介石為什麼想不到對他的文字全面禁絕封殺？反過來想，如果魯迅活到文革，會是怎樣的結局？也許根本等不到文革。毛澤東曾說過，魯迅活到現在，要麼不再開口，要麼是在監獄繼續寫作。很多電影小說中中共黨員在監獄裏，在法場上慷慨陳詞，高呼口號，法場商高唱國際歌，英勇就義的場面更是讓人們敬佩，同時也看到蔣介石的愚蠢無能，居然容忍他們當面罵娘，當眾挑釁！如果他們聰明點，早點學到文革一招半式，何至於讓文化人如此猖狂？也許，這就是他們在對付文人上不如共產黨的地方吧！
招數四讓你秀才遇到兵
中國的文人脊骨雖硬，但也有一怕。俗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因為有知識有教養的文化人，喜歡講理，不怕辯論，君子動口不動手。但遇到胡攪蠻纏又氣勢逼人的「兵」，就沒了脈。好吧，怕什麼來什麼，文革就專門用「兵」來對'士'，什麼兵？一是紅衛兵，一是工農兵。紅衛兵都是稚氣未脫的青少年，但在文革的狂熱煽動鼓動，卻一個個變成凶神惡煞，面對昔日敬仰有加的師長，貼大字報，開批鬥會，掄皮帶，戴高帽，用盡了各種頑劣手段，以肉麻當有趣，把污辱師長當成惡作劇，煞有介事地批判他們根本不懂的學術。中國的工農兵本來有敬重文人的傳統，但文革中知識分子變成反功權威，牛鬼蛇神，臭老九，在工農兵眼裏就成了土改時的土豪劣紳，按照毛澤東《湖南思念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大加讚賞的鬥爭方式，不再客氣了。古代秀才碰到個把兵尚且無理可講，文革中的文人面對的是排山倒海的群眾運動，是狂熱到近於發瘋的造反派，是被文革認可鼓勵的對「反動權威」、「黑幫分子」實行群眾專政，是私設公堂、牛棚、勞改所，和各種酷刑，進行肉體折磨，就真的剩下一條路：「只能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了。
招數五讓你想死不能死
許多文化人難以忍受文革的高壓和屈辱，不惜以死抗爭，用死捍衛自己的尊嚴。但文革卻自有高招，讓你活着難受，死更不易。高招之一就是所有自殺身亡者，都死罪難逃，被戴上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帽子，死有餘幸，罪加一等，褐及妻孥，株連九族。可憐已經決心赴死，卻先要費盡心機設計一個相對「安全」的死法，以免死有餘辜，禍及妻兒。鄧拓被逼自殺，在留下的遺書中仍然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翦伯贊夫妻攜手自殺，仍不忘記在大衣口袋裏留下一張字條：「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著名文藝理論家葉以群跳樓自殺身亡，給妻子和孩子留下遺書諄諄囑咐：「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求你們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共產黨的話！為黨立功！」
著名京、崑劇表演藝術家言慧珠遭紅衛兵批鬥、毆打後自殺身亡，在絕命書中仍要寫上一筆：「感謝紅衛兵小將對我的幫助」。千古艱難唯一死，死最艱難唯文革！試問古今中外，有誰見過比這更悲慘的場面呢？這樣代價巨大的「死」，又有幾個人承變得起？求生不易，求死不得，文化人除了忍辱負重，彎下自已的脊樑，還有別的出路嗎？
五大絕招，五根大棒，五道枷鎖。幾千年來中國文化人的脊樑就這樣被文革敲斷，再也直不起來。今天，整治知識分子的這些手段早已絕蹤，但是，十年浩劫，百年遺毒。斷骨容易接骨難。中國文化人的腰板如今是否已經真正挺直挺硬呢？
但願經歷過文革的文化人不要忘記當日旳教訓，沒有歷過文革的後來人多多了解文革的悲劇，更珍惜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