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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案親歷:審判人員都同情這個對中共有功的「欽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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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調來的同志希望十三局的領導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領導回答他:「不行,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來後又找王德茂說,王德茂批評他:「你真糊塗,這個案子,你改得了嗎?」只是聽說潘漢年還向組織申請去香港繼續為黨工作,但是他不知道,毛澤東很早就定了調子:「此人從此不能信用。」誰還敢再用他?

潘漢年和夫人董慧

86歲的彭樹華曾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參與審理了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在內的許多大案要案。對他而言,他的職業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次經歷,是參與審判潘漢年案。潘漢年是中共情報戰線的一位傳奇人物,其後半生遭遇也令人扼腕嘆息。潘漢年案究竟是怎麼釀成的,其背後有什麼複雜的政治背景與動機,囿於仍未解禁的一些檔案,我們至今無法梳理出一個明晰的脈絡,但是彭樹華的回憶則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

突然受命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剛上班不久,曾漢周的秘書過來通知我,說曾庭長要我馬上到他辦公室去,有急事。那時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任助理審判員,曾漢周是刑一庭庭長。

見了曾漢周,簡單寒暄之後,他突然話鋒一轉,很鄭重地說:「黨中央決定要對潘漢年案進行審判,黨組決定由我、丁汾和你三人組成合議庭,負責審判這個案子。」

對這個事情,我之前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不過第一反應就是這麼重要的案子交給我,至少說明黨組織和領導對自己很信任,一時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我問曾漢周準備什麼時候開庭。曾漢周說:「我們先到秦城監獄看一下案卷,了解案情;至於什麼時候開庭審判,得等中央通知。」我想了一會兒說:「我怕完成不了任務,是不是……」話還沒說完,曾漢周打斷了我:「這是黨組的決定,你回去好好準備吧!」

回到辦公室,我獃獃地坐了好一會兒,仔細想想又猶豫起來。

潘漢年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要案。潘漢年是1955年被抓的。1956年4月,毛澤東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以較長的篇幅談了潘漢年的問題。《論十大關係》當時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因為它強調了「階級鬥爭」,所以公安部內部編了一本書——我們叫它「黃皮書」,跟毛主席語錄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點學習,所以我們對裏面的話非常熟悉。但至於潘漢年都具體做了什麼,則是模糊一片。

這麼重要的任務怎麼會交給我呢?曾漢周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是開國時期組建最高人民法院的骨幹;丁汾也是解放前入黨的老革命,當時任刑庭審判組組長,只有我是一個助理審判員,資歷淺、職位低,好像跟這麼重大的案子不相稱。

想來想去,我還是硬着頭皮去找曾漢周,談了自己的顧慮。曾漢周說:「黨組讓你參加這個工作,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你還有審判大案的經驗。」1956年我曾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的秘書,參加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雖然我那時候年輕,並沒有做關鍵性的工作,但是說起審判戰犯,大家還是覺得挺了不起的。曾漢周最後又說,參加這個案子,是吳老(註:吳德峰,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點的將。

曾漢周這樣一說,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我是1946年考上的廣西大學法律系,1950年調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給院長雷經天任秘書。那時候,吳德峰從武漢市長的位置上離開,到中南行政委員會當政法辦公室主任,負責指導中南地區司法改革運動。運動初期,火燒到了雷經天身上。在批判雷經天的會上,大家讓我揭發他的問題,我仗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替他辯解了幾句。吳德峰聽後說了句:「彭樹華說的是大實話。」這可能是給吳德峰留下印象的最主要原因。1955年,中南分院撤銷,我調到最高人民法院。吳德峰調到國務院一辦任主任,1961年又到「高法」當了副院長。吳德峰平時很嚴肅,我對他是敬而遠之,也沒有多少接觸。沒想到這一次是他點我的將。

走進秦城

潘漢年是1955年被捕的,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會拖到1962年才審。他先是被關在公安部直屬的功德林監獄,1960年3月,秦城監獄建好後,潘漢年又被移送到那裡。

接到任務後不久,我們便到秦城監獄審潘漢年案卷材料。審閱案卷的工作完全由我和丁汾兩人負責。周一大早,曾漢周把丁汾和我送到秦城,同公安部十三局的領導接上頭後,當天他就趕回城裡照常工作,丁汾和我在秦城監獄住下。每周六下午兩點多,曾漢周再來秦城監獄了解我們審閱案卷的進展情況。每次都是由丁汾向他彙報,我在旁邊做簡單記錄,有時也補充幾句。傍晚,我們再坐曾漢周的車一起回城過周末。下個周一,曾漢周再把我和丁汾送到秦城。這樣的工作安排大約持續了一個月。

我們被安排住在監獄外院的客房裡。丁汾一個人住在二樓的一個房間;我則住在她隔壁一個大房間里,屋裡有3個床位,大部分時間我一個人住,偶爾也有公安部從城裡來提審的同志住在這裡,我們見面彼此點頭打個招呼,但誰也不問對方的工作。在秦城,我們接觸的人只有公安部十三局副局長姚倫和處長李子明兩人,其他人一概不接觸。那時大家都知道秦城是關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但究竟關了哪些人,我也不是很清楚,也不好向別人問。

有一天,十三局的工作人員還特地安排潘漢年出來勞動,其實就是想讓我們看一下他本人。我記得那一天潘漢年戴着一頂草帽出來,表情很淡然,看不出什麼情緒,然後在太陽底下蹲着拔草。

潘漢年案的卷宗非常多,每個案卷都整理得非常好,頁碼索引都井井有條,筆錄上面的字寫得很漂亮,整理得也很清楚,這是我從事審判工作以來,看到的最標準、最好的卷宗。我們閱卷的速度由此大大提高。我和丁汾兩人分頭審閱卷宗,重要的卷宗就互相交換着看,看完一本,退還一本,再要再看。十三局的同志負責給我們提供卷宗,他們絕口不談案情,只是我們需要什麼,他們就提供什麼材料。

提審潘漢年的人的名字都清楚地寫在筆錄上面,審判他的,都不是一般人。而從審訊筆錄上看,潘漢年的情緒一直很平靜,態度也不激烈,時間、地點、人物都記得很清楚。一邊看案卷,我一邊想:潘漢年不愧是做情報工作的,腦子不簡單。我甚至通過案卷都對他有了一種好感,覺得他有能力,各方面關係都處理得很好。

對我們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來說,案件性質的認定,必須要找證據。可是我和丁汾看了之後,共同感覺是:雖然案卷裏面材料很多,可是可以作為證據、紮實的事實卻沒幾條。

公安部預審認定潘漢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條。一是1936年投降國民黨;二是抗戰期間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三是上海解放後掩護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並向台灣供給情報,引發上海「二六大轟炸」。對於指控,他只承認和汪精衛見面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當時來不及寫信彙報,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認。但是在看案卷時,我也發現了一個微妙之處:對於投向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領導提審時潘漢年才認罪。當時我們聽說上面給潘漢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訴他只要認了罪、判了刑就放人。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庭審時潘漢年都認了罪的原因。

其實不用法律專業知識,僅從常識出發,我就感覺漏洞百出。比如,對於指控的第一條罪行,潘漢年屢次都解釋這是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回國,與國民黨方面聯繫共同抗日——其實那時候我們雖然不太清楚具體細節,但一般人都有印象,知道潘漢年是「派回來的」。再比如給國民黨提供情況「轟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轟炸是1950年,那時候國民黨撤到台灣才沒幾天,他們對上海的工業布局很熟悉,上海發電廠這麼大一個地方他們會不知道在哪兒,需要特務提供情報?

潘漢年被抓後,很多人都要寫材料交代自己與潘漢年的關係,幾十本案卷里,涉及的證人證言特別多,其中不少人也把一些涉及個人生活方面的都寫進去了,可見潘漢年被抓在當地所引起的恐慌。但即便如此,真正有實質性的內容並不多。比如,當年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派,和潘漢年一起從莫斯科回國的胡愈之,在潘漢年被捕後寫過一份材料,說他和潘漢年從莫斯科一起回到香港途中,兩人談話甚多,比如:「潘漢年說毛澤東同志在長征中,找舊小說來看,有些消極」;「潘當時對革命前途,似乎缺乏信心」。這些話沒有任何實證性意義。而胡愈之寫的文字遮遮掩掩,模模糊糊,想必有難言之隱。

當初得知要接手潘漢年案時,我主要擔心自己資歷淺,怕不能勝任工作;閱完案卷後,我又產生了另外一重顧慮:對案子的疑問,談還是不談?談出來如果領導不支持,或者被誰泄露出去,後果也非常嚴重——誰都知道,這個案子是黨中央毛主席定的,你還敢說三道四?政治上吃不消不說,包庇叛徒特務的棍子一下子打下來,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領導讓你看案卷,你發現問題沒有?沒看出問題,說明業務不合格,起碼也是個糊塗官。發現了怎麼不說?這也是個大問題。所以我思想鬥爭得非常激烈。

曾漢周把我們閱卷的情況向吳德峰做了彙報,吳老說,儘可能安排黨組聽一次我們的彙報——在接這個案子之前,我們都知道它的特殊性。因為「潘案」是作為內部處理的,不是院里的事,所以有什麼事情,我們就直接向黨的系統——院黨組彙報。那時高法的院長、黨組書記是謝覺哉,我們平時都尊稱他為「謝老」。謝老年紀大了,一般案子交給吳德峰等幾個副院長管。他雖然經常來院里,但一般只待半天,沒什麼大事的話大家都不怎麼打攪他。因為要謝老簽字的案子,通常都是涉及死刑這一類的重大案件,所以院里每個人都知道謝老有這樣一句話:「要送給我簽字,我必須看案子;不看案子我不簽字,不然將來我到閻王爺那裡說不清楚。」

聽了曾漢周的彙報,吳德峰也同意我們暫時撤出秦城,等黨組聽完彙報之後,再決定是否有必要再繼續到秦城審閱案卷。到了周六,我們收拾好東西,等着曾漢周來接。從秦城往外面走的路上,丁汾一直沉默不語,若有所思。其實我也知道她在想什麼。我和丁汾在審閱案卷時,對一些問題的質疑是一致的。過了一會兒,丁汾說:「我們對潘漢年案有看法,但中央已經定了案,連判什麼刑都定了調子,『不判死刑』,那就意味着要判長期徒刑。下午曾庭長來,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向黨組彙報,要不要提出我們的看法。」我回答說,彙報時還是有什麼說什麼,當然最後領導怎麼定,我們就怎麼辦,也算是盡職盡責了。

縱論古今

曾漢周到秦城來接我們回北京時,告訴我們向黨組彙報的時間定在下周一上午。所以從秦城回到機關後,我就一直等着黨組通知我們去彙報,可是等了兩天仍沒有動靜。我覺得有點蹊蹺:這麼大的案子,為什麼讓我們看完案卷之後,黨組也不要我們彙報?

到了第三天,一上班,曾漢周通知我和丁汾到他辦公室,說有急事要和我們談。到了辦公室,曾漢周說:「黨組不開會聽彙報了,只要副院長吳德峰一個人聽。」曾漢周說,這是謝老的決定。謝老做事深思熟慮,這樣決定想必是有所考慮的。

曾漢周的話還是讓我們有些糊塗。那時候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黨的意見很重要。如果黨組不聽彙報,不表態,我們怎麼辦?

從曾漢周辦公室出來,丁汾讓我跟她一起到王德茂的辦公室。王德茂是高法的辦公廳主任、黨組成員,與丁汾很熟,談話也比較隨便。他見我們,就問了一句:「原先黨組想安排聽你們的彙報,現在不聽了,你們是不是有意見?」

丁汾說:「不敢說有意見,但這麼大個案子,案情又那麼複雜,黨組不聽彙報,把我們搞得糊裡糊塗的。」王德茂說:「有什麼好糊塗的!這是中央定的案子,黨組聽不聽彙報有什麼關係?再說,潘漢年案涉及許多重大機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中央委託吳老全權處理,我們有必要摻和進去嗎?」

丁汾說:「你們都躲着,誰都怕沾這個案子,堂堂皇皇的理由一大堆,誰知道你們心裏怎麼想的?」丁汾是1931年參加工作的老革命,心直口快。她話里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我見他們倆頂起來,就趕緊找個借口離開了。

過了一會兒,丁汾回來了,很嚴肅地說:「明天彙報工作,我們有什麼說什麼。作為共產黨員,要忠於黨;作為審判員,要忠於事實。」過了一會兒,丁汾像是跟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我們接手潘漢年這個案子,有人吃醋,說我們是黨組最信任的,但是個中酸甜苦辣的滋味,有誰知道?」我也無言以對。

第二天上午,我們如約到吳德峰那裡向他彙報。一見面,吳老便開門見山地跟我們說,他談的話,我們不能記錄。

吳老很認真地聽完丁汾的彙報後,問曾漢周的意見。吳老很了解曾漢周的情況,知道他曾被打過「右傾」,被下放到山西,一直到1962年之後才恢復工作,所以特地說:「這裡沒人做記錄,不會有人揪辮子、打棍子,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曾漢周表示同意我們的看法。

吳老轉頭問我:「小彭,也說說你的意見吧!」我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說:全案認定的犯罪事實還存在很多疑點,唯一可以認定的是會見汪精衛的問題,但這是犯罪還是違紀,還值得研究。

吳老聽到這時,馬上打斷我的話說:「潘漢年出問題就出在會見汪精衛上,一直瞞着黨中央、毛主席,這個問題誰也不敢替他擔責任。你們知道嗎?毛主席知道後很生氣。當年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的事,國民黨大肆宣傳,毛主席還親自簽署文電闢謠。過了十幾年,潘漢年才交代這件事,即使他辯解的都是事實,但這種嚴重違紀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絕對不能允許的。」

吳德峰曾在「中央農委」工作過,也是長期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和周總理關係很好。每年春天,他找人到鄉下采些桑葚,用中藥和蜜糖熬好,送給總理一些,可見私交甚好。吳老說:「潘漢年的工作是周總理、康生直接領導的,長期以來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周總理和康生對潘漢年是最了解的,但出了這麼大的事,他們也無法向毛主席解釋。」

吳德峰對潘漢年也很了解,喊他「小開」,對潘漢年的處境,他的話語中既有同情、惋惜也有無奈:「像潘漢年這樣長期在敵占區或大後方工作,他的社會關係、工作環境、接觸的人必定非常複雜。為了打入敵人內部開展活動,常常得使用革命的兩面手段,因此一旦領導不信任,不擔責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說做秘密工作的人,一隻腳在監獄裏面,一隻腳在監獄外面,這話未免有些危言聳聽。但是潘漢年問題出來以後,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確實感到一種壓力。」

吳德峰最後說了一句:「對潘漢年案的其他問題,我不想說什麼,中央既然對他的問題定了案,我們對中央的決定,只有堅信不疑,認真做好審判工作,完成中央交給我們的審判任務。」——他雖然沒有把話直接說透,但意思我們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辦的,我們照辦手續就是了。

到現在,我們都更加意識到這個案件的不尋常。吳老的秘書鄭展,是連貫(註:國務院僑辦副主任)的女婿,是抗戰期間在馬來西亞參加共產黨的老同志,可是我們彙報工作的時候,他也不能參加。謝老又決定黨組不聽彙報,不開會。現在看來,謝老的決定的確非常明智——如果開黨組會,我們審判員把對案件的疑點提出來,傳播出來,影響也不好。

也許是為了打消我們的疑慮,後來吳德峰安排我們單獨跟謝老見面,談談對潘漢年案的看法。在謝老的辦公室里,我們彙報了40分鐘左右。謝老聽得非常認真,既不插話,也不提問,就是靜靜地聽,一言不發。謝老雖然帶了秘書,但很顯然他已經事先打了招呼,秘書什麼都沒帶,只是在一旁聽,也沒有做記錄。

聽完彙報之後,他一邊喝水,一邊慢慢站起來走了幾步,秘書要上去攙扶,他揮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時間後,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靜卻又很嚴肅。

謝老說:「你們辛苦了。你們對潘漢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細,提出了你們的看法,這很好。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我們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們說過了吧,潘漢年案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

謝老一席話,再次讓我們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辦理法律手續」,那還要我們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去審閱案卷幹什麼?既然這樣,將來開庭審判時,檢察院指控什麼罪行,我們就按什麼罪判、依葫蘆畫瓢,寫個判決書就行了,何苦費這麼大力氣去討論案情……心裏這樣想,嘴上卻不敢說。

謝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緒,轉頭問我:「你讀過王勃寫的《滕王閣序》嗎?」然後說王勃的這篇文章里,有這樣兩句說:「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他怕我們不理解,還特地詳細解釋一番。

說完王勃的詩,謝老又看似很隨意地說起另一位歷史名人:「王勃的這兩句詩說的是漢、唐的事,還有宋代岳飛,他主張抗金,卻被誣陷要謀反。難道當時沒有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枉的嗎?當然有人知道。但在當時,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議和,所以誰能救得了岳飛?」

謝老話鋒一轉,又接著說: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書畫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濱偶然發現一篇碑文,是宋高宗親賜岳飛的御札,他當即填了一首《滿江紅》,這首詞很能說明問題。文徵明很有見識,後人都罵秦檜是謀害良臣的罪魁禍首時,他卻說秦檜的能耐,只是善於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飛被害,秦檜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禍首,卻是宋高宗趙構

謝老一字不錯地為我們背了那首《滿江紅》,背完後,謝老又說:「岳飛的功過,後人已有評說,也無須再議宋高宗和秦檜誰是害死岳飛的罪魁禍首。我只是想說明一點:在一定歷史時期發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無緣無故的。」謝老又給我們講了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可能是想幫助我們理解此事。他最後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殺,是非功過,總有一天會弄清白的。」

謝老在談話中引的王勃的詩,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準備好的。他引岳飛的例子也很特別,那首《滿江紅》我讀過,但印象不深,和謝老談過之後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現在再回憶那個場景——謝老怎麼談的,他的平靜的表情,一切都歷歷在目。

謝老縱論古今的這番話,沒有一句話是說潘漢年的,但我們回來悟一悟,實際上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指的潘漢年案。事後想起來,感覺謝老水平確實高。和他談過話之後,我們踏踏實實地準備開庭。

特殊法庭

高法最終決定將開庭時間定在1963年的1月9日,並上報中央批准。周總理對潘漢年案的審判很關心,並做了很多具體指示,比如旁聽人數要有多少、什麼人可以旁聽,除此之外,還特別指示:開庭審判要錄音。

除了1956年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使用現場錄音之外,當時在全國法院的審判中都沒有這個先例。那時候,國內還沒有錄音設備,只能到香港購買,而且價格昂貴,加上關稅,要花1萬多元人民幣。機關財務之前沒有這筆預算,為了落實總理的指示,後來還是臨時報批中央財政部才拿到了這筆錢,從香港購買了一套錄音設備。當時大家還都不會用,又專門請專家來操作示範,幾經反覆試錄,電話員才學會。

總理要求為庭審錄音,其背後是否有一番深意,我們也不得而知。這套錄音作為絕密資料長期保存,現在還存在高法的檔案室里。為了防潮,防止錄音帶被損壞,管理人員每年還要拿出來檢查試放一下。

按總理要求,旁聽人數限定在200人以內。旁聽人員的組織安排,由中組部負責。因為潘漢年案涉及國家重要機密,採取不公開審判,不許記者旁聽、不公開報道。參加旁聽的人都是經過嚴格審查的,全是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司局級以上的幹部,一般幹部是不能參加的,即使是高法的幹部也不例外。由中組部出面組織人員旁聽,這在法院的審判活動上是絕無僅有的;而旁聽人員的職務之高,恐怕也是史無前例的。

可能大家現在難以想像的是,那時候高法還沒有一個專用的法庭。我們機關三樓有一個200平方米的大廳,平時大家稱「大禮堂」,我們決定大禮堂當成臨時法庭。大禮堂裏面既沒有主席台,也沒有固定座位。我們在禮堂前面放了兩張條桌,上面鋪着白布,設三個座位,每個桌子上放一個話筒,這便是審判長、審判員席。兩旁分別是書記員席和公訴人席,中間是被告人席。為了錄音,每個席位前都放置了擴音話筒。旁聽席上整齊地放着200多個摺疊椅。為了保密,窗戶都被封得死死的。這便是審判潘漢年案的特殊法庭。

審判在1963年1月9日如期進行。

審判前,我們擬了一份審訊提綱,由曾漢周交給上面審查,至於他交給了誰、由誰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們3個人也就潘漢年被指控的罪行進行了具體分工。所以審判的時候,我們就按照這份審訊提綱,根據各自分工負責的部分開始訊問,審訊提綱上面怎麼寫,我們就怎麼問。

那一天潘漢年穿着一身銀灰色的中山裝,頭髮理得很整齊,雖然已經被關了7年多,但從外表上看,仍不失高級領導幹部的風度。他回答問題態度從容,聲音清晰,敘述清楚,有條不紊,而且記憶力極強,對涉及的人、事和時間都記得清清楚楚。

審訊進行得很快,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因為當時還沒有律師辯護制度,潘漢年案涉及國家重大機密,除他本人外,別人無法代為辯護。對於起訴書指控的罪行,潘漢年都認了下來,沒有進行辯護的程序。最後陳述的程序時,他也沒過多講什麼。旁聽的那些人都表情平靜,沒人交頭接耳。審訊很快就結束了。

雖然庭審當天曾漢周宣布閉庭,另行宣判,但判決書其實早就寫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來的——正如謝老之前所言,庭審和判決只是履行法律而已。雖然早在秦城監獄閱卷時我們就對「犯罪事實」有所質疑,但是又知道對潘案中央高層早有定論,無法改變這一結果,所以最終我們只能違心地羅列了潘漢年的三條罪狀,寫了判決書。

判決書定稿後上報中央審批,是周總理親自審核批准的,中央主要領導人也都畫了圈。看得出,總理對這份判決書看得非常仔細,判決書上,從頭到尾,每一句話後面都用筆加了一個「、」號,那些醒目的頓號似乎代表着他在看判決書時沉重的心情。總理在判決書上還改了一個字,可惜我現在忘了是哪一個。

當年,被潘漢年一案牽扯到的一共有46人,我也參與了其中幾位的審判,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蔡秉賢。參與審判蔡秉賢的,還有一位公安部調來的同志,他看了案卷,很是不平,他找到十三局領導說:「蔡秉賢怎麼能判呢?他十幾歲就參加黨,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給組織提供了那麼多情報。上海解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根據他提供的線索,破獲過幾起潛伏敵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這個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領導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領導回答他:「不行,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來後又找王德茂說,王德茂批評他:「你真糊塗,這個案子,你改得了嗎?」

正像我們之前聽到的傳聞那樣,潘漢年認了罪、審判後馬上就自由了——一個月後,他就被假釋出獄。妻子董慧在此之前已經被釋放,所以兩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團河農場。雖說頭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他們有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天地,尤其是夫婦兩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內養養花、種種樹,還可以到附近的河溝里釣釣魚,甚至被允許進城探親訪友。每個月還有200元的生活費,肉、蛋都有供應。妻子董慧每個月也有2斤雞蛋,在生活上沒受什麼罪,包括饒漱石,因為在服刑期間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年9月23日被假釋後,安置在一個農場里,按八級幹部待遇,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還有自己的廚師和服務員。潘漢年與董慧對團河農場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情緒也相當穩定。只是聽說他還向組織申請去香港繼續為黨工作,但是他不知道,毛澤東很早就定了調子:「此人從此不能信用。」誰還敢再用他?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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