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訪問學者
五十年不變的錯估
我們談到香港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很多人都會提到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跟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會面要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時，鄧小平所解釋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治理香港方針「五十年不變」的意義。所謂「五十年不變」，只是一個概念，而並不是嚴格的時間區段，並不是第五十一年就變了。鄧小平的意思是，在未來相當的一段時間之內，中國大陸需要穩定發展的環境，尤其香港在當時對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是個非常重要的對外窗口，所以鄧小平要爭取時間儘快讓中國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在社會經濟跟香港的差距會拉近。鄧小平明確提到，等五十年後，中國大陸經濟發達，到時候跟香港會沒什麽差距，就沒有變的問題。「五十年不變」裏「不變」原來的意思其實是這樣。也就是鄧小平要柴契爾夫人安心，強調這五十年是中國需要，希望中國大陸經濟五十年後可以跟全世界看齊，而五十年後更不需要擔心，因為到時候中國大陸應當與世界經濟相互依賴，而更可能在意識形態和價值的領域和香港接近。
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如果透過陸港澳融合的這件事來看的話，其實這是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發展初期階段重新定位的策略，意即向資本主義靠攏，來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的現代化。後來歷史的變化超乎鄧小平預測的樂觀。在「六四事件」之後，雖然有波瀾，但是鄧小平在後來還是利用南巡講話確立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變，只是更加強調「政左經右」的路線，因而在這之後大量地招攬港資和台資進入中國大陸來協助中國大陸突破一九八九年之後全球的經濟封鎖，讓他們在短時間之內國家能夠儘快復甦，往現代化方向推進。我們現在也確實看到在經濟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們談陸港澳的融合，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圖像可能不同，但現在中港關係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我們就談最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當中明確說到2007年可以讓香港人民決定行政長官跟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式是不是要改變。但在2007年前，便為了特首的選舉，香港泛民主派和北京之間就展開了較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2003年開始有七一大遊行，而這就跟陸港澳融合的問題有關，是北京有意通過香港特區政府完成《基本法》第23條的國家安全立法而引發了這個大遊行。國家安全立法是中共嘗試透過立法方式，把國家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的概念延伸到香港，這對香港的特殊性和自主性都會產生很大的衝突，於是就引發了香港回歸日的七一遊行。
送中等於送終
這讓北京開始反省1997年後的中港關係，事實上也從那時開始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接下來關於港人自決變更特首選舉方式的五部曲又出爐了，北京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釋法，限縮了《基本法》賦予的香港自治的空間，更透過釋法不斷侵蝕香港司法的獨立地位。2004年人大兩度釋法否決了2007、2008年之後香港的雙普選，導致香港民間開始積極爭取「雙普選」的社會集體行動。2013、2014年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及其延伸的雨傘運動和魚蛋革命，使得中港政治上的對立越發尖銳。2012年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台，而他跟香港之間的淵源，跟他擔任過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長的父親習仲勛有關。
（2003年，香港反對23條立法大遊行）
從習近平身上，可以看到他在黨國內部奪權的途徑，主要是抓國家安全這一塊。2014年1月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5年7月通過新版《國家安全法》，追認國安委為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完成從黨到國家的國安系統重整，加以一連串的國家安全立法，讓習在這個領域的權力越發鞏固。而香港民間從2003年不斷去抗拒《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的立法，終於和北京在國安問題上產生對撞。我認為香港司法案件「送中」《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立法問題是一種變相的國安立法，因為它比國安立法更可怕。國安立法至少說有限定國安領域的事務才允許中央人民政府介入，但《逃犯條例》是一般的重罪就可以移送案件到中國大陸審理。習上台之後，在2013年5月，透過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通令在大學校院中不准講包括「司法獨立」在內的七種價值；2014年中共第十八屆第四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儘管確立了有個案司法公正和審檢獨立的制度，卻否認了有憲政主義的司法獨立這回事，司法必須服從黨的領導；2018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發表題為〈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的講話，宣示：「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在明確反對司法獨立的這種情形下，習近平任內推動的國安立法，對於中國大陸內部整個司法，更加造成侵蝕迫害的作用。明確地說，《刑事訴訟法》明定的刑事程序，只要碰到國安案件，對於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的保障通通排除，這是很恐怖的。除了擴大了國安的權力之外，習近平也擴大了國安的概念，2014年4月在中央國安委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把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都納為國家安全體系，天下事通通都是國家安全，然當國家安全成為排除刑事訴訟正當程序的法定事由時，這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是包山包海的法律概念的使用，就必然會破壞了罪刑法定主義。國家安全界限變得無邊無際，對國安人員執法無異給予了大大的空白授權。在國家安全案子沒立案之前的，中國大陸的《刑事訴訟法》還有一套針對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和監視的制度，就是變相監禁，又在偵訊調查程序中大量運用酷刑逼供取證，這都是非常恐怖的，必定會讓港人非常恐懼。很多港人可能都還不知道把人送到中國大陸受審是多麼恐怖的事情，這超過很多人基於香港經驗的想像，真實的比他們想像還更恐怖。
騰籠換鳥
習主政下北京對於香港的步步進逼，面臨香港民意的大幅度反彈和反送中運動的大規模抵抗，為什麼北京似乎紋風不動，好像沒有感覺，無動於衷？其實在佔中運動之前，2011年的時候我和香港、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和台灣的友人共同成立華人民主書院有限公司，我們在香港的合作夥伴其實是包括了香港幾個主要的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在成立之後，有些中國大陸研究香港的學者，他們來台灣跟我有些接觸，因為他們開始關心到為什麽台、港公民社會會連在一起。他們覺得有點不妙，我和他們曾交換了一些意見。當時中國大陸智庫學者，曾明確談到如果香港爭取普選和高度自治的抗爭不斷發展的話，他們擔心會對中國大陸內部的統治和穩定產生重大危害。所以大陸學者認為為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如果香港對中國大陸的穩定產生危害，那麼「騰籠換鳥」，也是他們可以考慮的，就是香港留島不留人，逼着香港人出走，反正現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提升了，各國為了做生意，都賣他們面子。上海或深圳在突飛猛進，香港在中國大陸國際貿易的戰略地位在下降，過去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時深圳和香港協力發展出來的「前店後廠」模式，就在削弱香港經濟發展的基礎，讓香港的製造業跑到大陸去，香港人也在大陸工作和生活，而香港跟大陸之間的邊控，香港政府早已經管不到甚麼了，其實香港已經是在「騰籠換鳥」了，北京不斷在稀釋香港政府對香港人的管控能力。
（2004年，香港人遊行反對中國人大釋法否定雙普選，大紀元）
北京壓根就不希望「雙普選」實現，現在的妥協版本，頂多也只是讓步到由中央人民政府篩選出特首的候選人選，讓人民進行有限度的自由投票，這個差額全民選舉投出來的，也必然是北京所同意的人選，而且是符合他們的憲法原則，如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2016年到香港講的愛國、愛黨、愛港的人士。
大灣區融合香港
在2012年習上台之後，可以看到「雙普選」和「佔中」問題上，香港和北京的碰撞。我在跟中國大陸來的學者非正式談話中，他們透露了這種「騰籠換鳥」、留島不留人的最後方案。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首度出現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論述中，2017年被寫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直到2019年初，乃有國務院與中共中央合作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搭配串聯大灣區香港大嶼山、澳門半島跟廣東省珠海市珠港澳大橋的搭建，將香港納入大灣區的包圍，加大香港對大灣區和大陸的依賴，稀釋掉香港的自治。表面上，這是想讓香港人有更開闊的生活腹地，通過陸橋，打破海洋對中港間交通的限制，使中港之間最終只剩下人為制度的差異，而這些制度差異要打開都是有可能的。只要香港人民對於大灣區生活的依賴性形成，未來加速通關打破邊界，都有可能，到那個時候，香港要爭取「雙普選」，就算能選，中國大陸也有足夠的信心能透過銳實力讓香港人民選出北京能接受的人選。北京在香港問題上的融合策略，經過這幾年中港關係演化和大灣區計畫逐漸成形。2011年以及佔中之前我跟大陸學者的談話中，我發現好像為了一國，也就是為了黨國，中共不惜以騰籠換鳥消滅兩制的做法和思維似乎正在慢慢得到驗證。
（大灣區規劃）
送中修例傷害《十三五規劃》
對於目前香港《逃犯條例》的修訂，我是覺得如果人們要發展出對抗北京的話語的話，要認真去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2011-2015）和《第十三個五年規劃》（2016-2020）。規劃中都談到香港跟 大陸的關係，尤其是現在正在實施中的《十三五》，特別談到要維護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以及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這我們可以理解，但另外談到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關於產業升級創新和青年就業，深圳都已經大肆展開了，成就恐怕都超過香港了。但無論如何，《逃犯條例》的修例，就已經直接和根本地衝擊到《十三五》對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規劃了。一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認中國大陸法制、甚至放棄自身司法管轄權的修例，連香港人都人人自危，外商望之卻步，不敢去香港，它要怎麽成為國際法律爭議的解決中心呢？要如何做到成為其他國家發生爭議時人們所信任的指定管轄法院呢？人到了香港後連人身安全都保障不足的時候，怎麽完善國際法律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呢？這點我們在批判《逃犯條例》的時候，要提醒這關係着怎麼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維護它的「一國兩制」，更可從中共自己發佈的《十三五規劃》直接對它提出批判。香港政府目前的作法是完全違背了《十三五規劃》的精神，《十三五規劃》提出來很多宏偉的目標，都有可能因為《逃犯條例》成為泡影，影響的可能不只有留島不留人，可能整個大灣區計畫的說服力都會受到衝擊。
撐香港一國兩制
（台灣人民支持香港抗爭）
最後要問，我們台灣現在能夠為香港做些什麼？我認為我們台灣應該要想辦法去幫助香港人來維持住「一國兩制」，讓香港人能在香港安身立命，並不是把香港人吸引到台灣就好了。我認為更負責任以及從台灣國家安全戰略角度來看，我們還是要讓香港做為第一線幫我們擋住共產黨，因此要讓香港持續發展，香港才能留住人，香港的人才會有力量來抵抗共產黨的控制和滲透。香港怎樣持續發展呢？我覺得我們可以提供保險，我們賣保險給香港，讓香港人在台灣移民有更進一步開放的空間，讓香港人可以在台灣取得居留權，而且是甚至不用住到台灣來，在香港繼續生活着。只要出現狀況，還有台灣這個地方可以跑，讓他們心理上有安全感。讓香港一部份的錢放在台灣，也算是在台灣買了一個保險，萬一香港出狀況，我們台灣會提供一個安全的保護。對於香港人的短期緊急庇護制度，這部分我相信現在在啟動了，香港從事民主或社會運動的人士，可以跑到台灣這一個能夠提供他們庇護的地方，很多香港學生就是這樣的想法，在反送中運動期間逃到台灣來。我們政府可以規畫立場更清楚、做法更簡便的方案，幫助香港人維護「一國兩制」，讓香港人更安心地在香港發展，這樣也就可以和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政策達成一種平衡和協調。雖然台港雙邊目前沒有官方的對話管道，但民間往來密切，聲息相通，我們通過這樣的作法，提供香港人民取得台灣居留權的快速通關，安定香港民心，表達的是要求中共遵守其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政治承諾，降低香港朝野和中港政治上的對立和衝擊，這也更能促進台港社會互相的支持與合作。這使香港人可以背靠台灣繼續留在香港奮鬥，也某種程度抵銷了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香港的效果。
民國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台北晴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