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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窯洞中的特權 醜惡在這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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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名的作家蕭軍來到延安,看到很多看不慣的醜惡現象。感到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但是他沒有想到革命只是權力的更迭,而且洪流將裹挾很多人同流合污。

三十年代青年作家蕭紅、蕭軍來自東北,同居六年。1940年蕭軍去延安,蕭紅南下香港,1942年病逝香港。蕭軍坎坷追隨中共,1988去世。

王實味在延安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共產黨治下的“革命聖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禍上身。當時延安的等級制其實不是什麼秘密,那些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用不了多久都會經歷理想幻滅的過程,只是多數人不會像他那樣公開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蕭軍日記中記錄了大量耳聞目睹的事實,他也是牢騷滿腹。之所以他會拍案而起,為他並不認識的王實味說幾句公道話,根本原因還是他們有許多同感,對延安的等級制、特權現象一樣有諸多不滿。

看到醜惡在這裡集中

蕭軍在延安多年,內心一直在掙扎,渴望離開,一次次又沒有走成,拖到抗戰結束。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他就說“自從到延安以來,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着”,“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着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權在那裡或隱或現,一個有個性、有稜角、自視甚高的作家,當然很不習慣這樣的環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發了他內心的這種不平,“遇見毛澤東的老婆騎在馬上,跑着去高級幹部休養所去了。這裡連個作家休養所也沒有,無論哪裡的特權者,總是選擇最好的肉給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當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醫院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

“李伯釗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地存在原來到處一樣,我知道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

在物質極為匱乏的延安,革命陣營大大小小掌握着權力的人和他們的家屬,他們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饅頭也是白的”可見一斑,但他們在物質上的供應遠比普通革命者充足。這種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並成為私下的談資。王實味雜文中的概括實際上引發了延安許多人的內心共鳴,也因此遭到嚴厲壓制和打擊。

被革命同化是多數人的命運

蕭軍看見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烏鴉一般黑,認為“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並不一定消除這樣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劇這樣的不平等。依靠革命並不能限制特權,不能從制度設計上加以解決,革命只是權力更迭的手段,而無法達成革命許諾的一切美好目標。多少青年的熱血因此被榨乾,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賣,革命成為個別人及其子孫佔有並享用最多社會資源的途徑。

只是蕭軍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所斷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紛紛而來,將來一定要紛紛而去”,並沒有發生。大多數文化人屈服了(連王實味最終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這個“革命”的大染缸中,成為這個“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嚴酷無情的迫害也無法認清這場革命的真實面目,像司馬璐這樣選擇離開的少之又少。反而,他們甚至認為“光明越大,黑暗越顯,它將過去的”。

蕭軍書生意氣,始終看不慣陰暗醜惡的現象,乃至到了東北,在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這一點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河中洗澡時想要離開延安,“我對於這裡不再存有着什麼流連和幻想,我是將永遠不為既成的勢力所容忍的——無論國民黨,共產黨——我也決定一生和這些庸俗的東西們戰鬥着。”

無法掙脫革命之網的犧牲者

悠遠的中國文明史中沒有產生像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礎》這樣的著作,對此進入深刻的思考,更沒有產生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就政府體制的相互制衡等問題作嚴肅而認真的論證。對於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權力必然帶來的惡缺乏清醒的洞察,總以為王朝更迭可以解決問題,結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貪官、反腐敗上做做文章,最終特權還是特權,等級依然等級。

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這些名詞始終停留在字面上,無法為我們日常生活所擁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悶和無望中死去,特權的享受者也照樣沒有得到真正人的尊嚴。享有特權和沒有機會得到特權的大多數人,在價值觀上是同構的,都是在這個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變得一致。這是千百年來的制度累積造成,或者說是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十八世紀盧梭在《懺悔錄》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敵千鈞:“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

蕭軍自稱“真正的普羅米修斯”,很遺憾,他沒有盜到真正的“天火”。不過有一點他的自我評判是準確的:“裝點和取悅這全不是我的長處,我愛悲劇,這才是人來最崇高的感情表現,它可以提高人,凈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動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劇作品,他雖然成為中共的同路人,選擇了延安,一度是毛澤東的座上客,對毛也頗有好感,卻沒有選擇“裝點和取悅”。他在一九四○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種種不平等,對革命中的特權有深深的反感,不僅記在自己的日記當中,也表現在公開的言行上,包括決絕到鄉下種地。

但他依然無法掙脫那張革命之網,不可挽回地成為大時代的犧牲者,他所厭惡的那些特權隨着時間,越發在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長起來。文壇上已然缺乏敢於直言的作家,各個領域被動的順從者遠多於獨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說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運則是牢獄。毫無疑問,今日之現實與延安窯洞之間是一條直通車道,沒有任何的障礙。老實說,我們還處在啟蒙階段,多數國人遠不明白人類文明中早已成為常識的那些思想、觀念、價值,對自身的處境和命運,對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未來都缺少真實的認知,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十分匱乏,沒有辦法辨識那些由掌權者過濾後提供的信息,說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實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謊言和欺騙的捆綁中。雖然,在教育、新聞被權力高度壟斷的情況下,要大面積走出這種蒙昧狀態十分艱難,但在網絡無遠弗屆的時代,縫隙依然存在,只要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如此行,並日復一日的去行,窗越開越多,乃至門慢慢打開,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二○一四年一月十日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開放》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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