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蕭軍東北時期，1932年8月，住在哈爾濱東興順旅館的蕭紅因欠錢太多，旅館不讓蕭紅離開。蕭軍趁夜色租了一條小船，將蕭紅救出。不久蕭紅住進醫院分娩，產下一個女嬰。因無錢支付住院費，醫院不給治療。為救蕭紅，蕭軍抓住醫生，大聲吼道：你今天不給我的人治療，我就揍你！醫生不敢怠慢，趕...

蕭軍在反右運動期間，雖然沒有成為實實在在的「右派分子」，但他在意識形態的監控部門看來，仍舊是一個「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之後至文革期間，蕭軍的作品再也沒有出版的機會。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再版三十年代他與女作家蕭紅的合著《跋涉》，才真正解禁他的作品。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任監察院長多年，寫得一手好書法。有一天，他見機關院內有隨地便溺的現象，便用宣紙寫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命人貼在院內。於書法天下聞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貼通告的人捨不得貼在牆上，於是偷偷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塊，經過拼湊，重新組合字的順序，裝裱一新，掛在廳堂，曰：「小處不可隨便」，頓時成為名聯。

蕭軍聽後主動和解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不料丁玲毫不退讓地回敬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過去批判別人，丁玲向來毫不留情。這次輪到自己，才知道周揚們整起人來，有過之而無不及，方法是「先定性，一面倒，不核對」。

老舍後來透露：「經過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後，那些原作好處即連根拔掉；若有四成藝術性，到後來連一成也找不着了。這種踴躍參加改稿的風氣既成，作家們就沒法不束手束腳。……一想起來啊，我就好不傷心！」1955年，他的舊作《駱駝祥子》再版時，也為了符合所謂「新社會」的要求，不能醜化「勞動人民」的祥子，而不得不在結尾刪除了近萬字的內容。

「美軍強姦案」發生後，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國楨曾告誡參加遊行的上海交大學生：「當俄國人佔領東北時，有多少中國婦女遭到了蹂躪？如果你們一定要示威，那麼應當針對這個劣跡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們一定要對美國示威，那麼同時也應該對蘇聯示威。」可是我們看到中共發動這樣的示威了嗎？中共不正是為了一己私利而選擇了對蘇軍暴行的沉默嗎？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並加了按語。這些按語直接由毛澤東起草，說明胡風的文藝思想在中共高層中的反映程度非常強烈。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風在家中由劉白羽帶路來的公安部執行人員從家中帶走。所以，《胡風全集》中收錄的日記，到五月十五日止，十六日...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右起）蕭紅、蕭軍、黃源。（網絡圖片）王實味在延安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共產黨治下的革命聖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禍上身。當時延安的等級制其實不是什麼秘密，那些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用不了多久都會經歷理想幻滅的過程，只是多數人...

延安時期這一時期，中共偏據西北瘠地，物質貧困，客觀條件對貪佔有所制約。「魯藝」印尼僑生古達（1917～？）：物質生活的艱苦、貧乏，象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期那樣產，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夠維持生存的物質，僅夠溫飽，沒有可供你爭我奪的物什。[①]中共...

蕭軍在延安多年，內心一直在掙扎，渴望離開，一次次又沒有走成，拖到抗戰結束。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他就說「自從到延安以來，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着」，「我怕這裏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着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裏來集合了！」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權在那裏或隱或現，一個有個性、有稜角、自視甚高的作家，當然很不習慣這樣的環境。

中央社會部批准將王實味就地處死。7月1日，晉綏公安幹部將王實味帶到黃河岸邊一偏僻山隅，用砍刀砍死後置於一眼枯井中。半年後毛澤東知道此事，大發雷霆，要某人賠他一個王實味。不過，顯然，他在乎的是一個典型，而不是一條人命。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透露原委，「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中央社會部批准將王實味就地處死。7月1日，晉綏公安幹部將王實味帶到黃河岸邊一偏僻山隅，用砍刀砍死後置於一眼枯井中。半年後毛澤東知道此事，大發雷霆，要某人賠他一個王實味。不過，顯然，他在乎的是一個典型，而不是一條人命。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透露原委，「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一、1940年幹部檔案制度的初步建立對幹部進行經常性的政治審查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全面推開的審干卻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次審乾的主要目的在於對1938年至1939年黨員大發展階段吸收入黨的新黨員實行政治過濾。審干發端於國共激烈對抗的十年內...

經過王實味事件，全延安再沒一個人敢對黨說「不」了！延安整風運動其實質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紅斑狼瘡」，也是在延安的知識分子縱容並鑄就毛澤東做專制皇帝所打下的第一塊基石。如果延安的知識分子個個都象蕭軍、王實味那樣在毛澤東和黨面前敢說真言，那麼，中國的今天絕不是這樣的，至少輿論監督不會象現在這樣蒼白無力、形同虛設。

早已成名的作家蕭軍來到延安，看到很多看不慣的醜惡現象。感到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但是他沒有想到革命只是權力的更迭，而且洪流將裹挾很多人同流合污。三十年代青年作家蕭紅、蕭軍來自東北，同居六年。1940年蕭軍去延安，蕭紅南下香港，1942年病逝香港。蕭軍坎坷...

在《野百合花》刊登完畢的半個月後，《解放日報》開始連續發表蔣南翔范文瀾艾青丁玲數篇文章批判王實味。丁玲在自我批判之時，第一個說王實味反黨的人。毛澤東在整風高級幹部總結會上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在另一場合說：「《野百合花》有文章。」行前，為減輕負擔，王震親自批覆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也有人說是康生口頭批准。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提出來，砍殺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時年四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