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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走上不歸路 何止教育經費問題

——高校的經費預算為何差距這麼大?

據教育部統計,2017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已達到3779萬人,毛入學率42.7%。上個世紀的精英教育經過了粗放式的發展,造就了「人人都是大學生」的現狀。

在中國高校的江湖裡,有一項指標關係到他們的“聲譽”。

——教育經費的多寡。

曾有熱心的網友為今年的高考學子“擇校”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大學的‘好壞’直接關係考生的前途,而教育經費是其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今年4月,中國國內75所高校公布了2019年的年度預算。其中,預算超過百億的高校共有8所,相較去年新增兩所;位於榜首的仍然是清華大學,297.21億的預算一騎絕塵,比排名第二的浙江大學多了將近105.4億。

其次預算過百億的分別是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以及武漢大學。

從這份榜單中不難看出,高校經費預算的排行榜幾乎是重點綜合類大學屠榜,而榜單末尾幾位,其預算還不到10億。

同樣是高校,為什麼彼此之間的差距這麼大?

中國高校的經費來源頗具“本土化”特色。

財政撥款、教育收入、社會資助、經營收入以及上一年的轉結餘額,五種渠道構成了一張高校的年度預算表。

據羅志敏教授研究,2015年清華大學財政撥款和教育收入分別為33%和51%,同期美國密歇根大學該兩項收入僅佔13%和16%。

2015~2016財年,美國高校獲得校友捐贈108.5億美元(合約750億人民幣),占整個資助收入的26.9%,而中國高校過去36年中累積收到的社會各類捐贈總額不過676億元,2017年資助收入佔比不到2%。

國內外高校走的是兩條路子。

對於國外高校來說,中國高校最大的收入來源——政府撥款幾乎是它們的末端收入來源,捐贈才能代表一所高校在社會上的聲望。

中國國內近十年的狀況稍有轉變,十年前中國高校經費還是財政撥款一枝獨秀的結果,近些年的財政撥款比重也從此前的58%降至49%,教育收入(大部分為學雜費)則從21%升至33%,將財政獨挑大樑優化成了現在的二元化。

教育收入的提升歸功於高考的“紅利”。

據教育部統計,2017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已達到3779萬人,毛入學率42.7%。上個世紀的精英教育經過了粗放式的發展,造就了“人人都是大學生”的現狀。

大學擴招,學費也水漲船高。

2016年,財新網報道,本科學費由3000~4000元上升到了4000元以上,浙江個別工科與醫科專業甚至由3600元上漲到了6670元,生源增加與學費上漲使得教育收入變多,但另一方面教育成本也急劇上升,財政撥款不堪重負。

財政撥款的收縮促使中國重點大學對自己的經費結構進行調整,卻讓一些它原本就難以惠澤的高校為難。

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09~2013年,中國共有高校2246所,其中211與985高校共112所,只佔5%;這期間,財政撥款2647.7億元科研經費,這112所高校佔用了72%。

剩下的28%,留給95%面面相覷。

著名學者錢理群說,“北大是‘精神流浪漢’心目中的一塊聖地,經濟越發展,就越需要精神的聖地,也應是大學的基本功能與職責。在當今之中國已經是不合時宜,現在中國的大學走上商業化的不歸路。”

據統計,2017年有75所高校的年度收入低於年度預算。

收入結構的單一讓許多高校捉襟見肘,高等學府也不例外,於是他們只能另闢蹊徑,為了獲得更多的社會資助、商業贊助和課題經費,高校也有一些“野路子”。

對於每年報考高校的新生而言,排行榜是他們會參照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卻讓人目不暇接。排名前列的幾位可以說是約定俗成,但是之後的排名卻是形形色色。

2004年,武漢大學發佈過一個“大學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在這份榜單上,武漢大學的排名穩中有升:2005年為第7名,後升到第5,2017年又退回第6。

也許是為了服眾,2017年發佈榜單時的新聞標題是“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權威發佈”,這個所謂的研究中心其實就設在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同樣,2008年,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大學50強”,這份看似小而精的榜單讓人大在2008~2013年這6年間都位居第四,謙居北大、清華、復旦之後。

排行榜是否讓高校的名聲更盛暫且不說,但增加曝光率的確可以帶來更切身實際的利益。

正如錢理群所言,高校的屬性,似乎在這幾年,開始往商業角色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轉變。有的高校會選擇在學校里開辦各種額外課程賺取經費,但更多的,是贊助直接入駐校園。

清華大學曾因“真維斯樓”一事被猛烈抨擊。2011年,清華將第四教學樓改名為“真維斯樓”。此前,名為“真維斯”的澳大利亞服裝企業曾向清華大學捐資。

許多學生將觸犯眾怒的銘牌拍照張貼到網上。很快,一些人甚至將上面的真維斯燙金字塗鴉。

怒火平息之後,人們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高校的商業化是否有難言之隱?

在哈佛大學的歷任校長之一德里克·伯克眼裡,大學商業化是“大學利用其教學科研以及其他校園活動盈利的現象”。

在美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下,高校更改自己的運作及管理模式。大學的部分商業化推動着大學課程體系的商業化,更多的課程在對外開放,惠及社會大眾。

只是在很多人看來,這一行為不異於將自己搞得“一身銅臭”。

高校的運轉,需要龐大的支出維繫。

從收入到支出,高校的經費流向像一隻倒放的漏斗:來源單一,支出卻是五花八門。

教育支出、科學技術支出、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其中,教育支出的佔比一般是最大的。

根據2017年34所高校公布的決算信息顯示,雖然清華大學的總支出為第一,但從高等教育支出的數據來看,就要退位讓賢於北京大學的143億,佔總支出的95.9%。

清華大學的教育支出佔總支出的78%,看起來不算太低,但在一眾高校教育支出佔比都超過80%的情況下,只能“屈居”倒數第二了。

再看另一組數據,在科學技術支出佔比上,中科大拔得頭籌,佔22.5億,清華大學第二,支出5.2億,北京大學支出為3.5億。

另一方面,新華網的信息顯示,2018年,不少高校的住房保障預算支出破億。其中,山東大學住房保障預算支出4.7億,北京大學住房保障支出約3.26億,清華大學3.18億。

在房租日益增長的今天,此舉表面上是為了人文關懷,而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留住人。

科研成果、教育水平、師資力量,最終這些因素都將導向高校的“出身”,而“出身”,又決定了高校的未來。

目前來看,僅從財政撥款去考慮,坐擁大量財政撥款的高校可以進行一部分基礎建設和教育支出,但對於一些財政撥款極少的高校,這筆錢便不得不“精打細算”。

這種“身份的差距”,最終導致的落差顯現:2013年,985名校清華大學的科研經費為39.31億元,其中財政撥款佔了72%,為27.75億元;雙非中最好的西南石油大學的總經費為4.6億,其中只有1.2億的財政撥款,佔比26.1%。

對於高校來說,優質的“出身”帶來更多撥款、生源、資助等經費,更多的經費帶來更好的建設與代代相承的身份,而原本就“捉襟見肘”的高校可能會“赤貧越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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