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城管打人」視頻，在朋友圈刷屏。有好幾家媒體採訪武昌區城管局，答覆都是「以官方通報為準」。
武漢公安局武昌區分局發佈了情況通報，宣佈對參與圍毆小販的三名城管金某（45歲）、嚴某（39歲）、郭某（40歲）進行「刑事拘留」。
應該說，武漢公安的行動稱得上迅速、有力。在通報中，警方也交代了小販黃某某（女，44歲）和任某某（男，45歲）在擺攤時與城管發生口角，黃某某和任某某先毆打了城管金某，「致其面部受傷」的事實。金某後來喊來兩位城管同事，對兩位小販進行毆打。
視頻中城管毆打小販的畫面，稱得上「絕對的暴力」。視頻顯示，身穿城管制服的男子抄起一旁攤位的不明器物，持續砸向攤販頭部。武漢警方迅速對涉事城管進行刑拘，肯定有出於平息輿論的考慮。人們也期待警方後續的調查，比如，小販的傷勢如何，城管部門要不要道歉、賠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武漢城管打人並非近期城管「惹事」的孤例。去年12月，福建寧德也發生過「疑與城管起爭執，老人被推倒後離世」的新聞，該案最近開庭審理。視頻中，城管撞擊老人的畫面相當恐怖，看上去是一種暴力的宣洩。
公眾對「城管打人」的事情格外敏感。事實上，過去20年，中國城管與小販的「矛盾」，總是能夠攪動輿論。2006年發生的小販崔英傑刺死城管案，距離今年正好20年。如果搜索小販刺死城管，還會看到「瓜農刺死城管」「夏俊峰案」等事件，媒體都有詳細報道，也有長時間的追蹤。
單看標題，會以為中國小販非常暴力，但這些案件都有共同的爭議：刺殺案發生前，小販幾乎都受到城管的暴力「執法」，或者不公平對待。輿論中的「刺殺城管」案，甚至有不少人對小販表達出同情。
在2010年前後的輿論中，「小販」與「城管」的緊張關係達到頂點，2009年的夏俊峰案是一起標誌性事件。這背後是中國城市在發展中對「市容市貌」的追求。不管是「文明城市」還是「衛生城市」評選，都有對市容市貌的要求。在很多城市管理者心中，「擺攤兒」幾乎是落後的象徵，是需要清除的現象。
此後，類似案件逐漸淡出媒體視野。一方面，中國城市化進程逐漸深入，市中心的擺攤兒現象逐漸減少；另一方面，也和輿論對「城管」的監督有關。很多城市都對城管的執法行為進行約束。
去年夏天，筆者騎自行車路過成都一個西瓜攤兒，兩個城管站在那裏，勸攤主從該路口挪開。一個騎電瓶車的男子路過這裏，對瓜農喊道：「砍他，砍他」，城管和攤主都笑了。這是意味深長的市民生活瞬間，它真實地反映出「公共輿論」的作用。不管是攤主、城管還是路人，其實都知道「小販」和「城管」作為矛盾體的一面。
2010至2020年，城管逐漸擺脫了輿論中的負面形象，多少也反映出了中國城市已有長足的進步。城市變得更包容，城管的所謂「執法」更為節制，而「小販」們的境遇也普遍得到改善。
但是，這一進程在最近幾年出現某種「逆轉」的苗頭。大家不難發現，城市中擺攤兒的人越來越多了。疫情中經濟受到影響，不少地方提倡「地攤兒經濟」「夜經濟」。以成都為例，餐飲業更艱難，很多街道的餐飲都沒有出現店面升級；堂食店減少，擺攤兒的增多了，很多地鐵站外都能看到很多餐飲攤。
也許這就是值得提倡的「煙火氣」。但在邏輯上不難理解，一旦遇到檢查、評比，這對城管的工作形成了新的挑戰。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看待武漢城管打人的事件，會有一些新思考：城管的毆打行為，不僅是暴力的，也是過度的，不乏發泄和「報復」的意味。
本文開頭，筆者在援引警方通報的時候，特意保留了括號中三位城管和兩位攤販兒的年齡，他們都在40歲左右。警方公佈年齡，當然是一種專業操作，沒有特別的含義，但我們可以從細節中看到更多信息：40歲左右，不管是小販兒還是城管，生活中都可能面臨着很大的壓力。這是人生中很不容易的年齡段。
我們賴以生存的「城市」，又何嘗不是這樣？進入21世紀，中國城市經歷20年的高速發展，但人們越來越感到，過去的那種「進步」並不是無止境的，城市開始顯現「疲態」。我們居住的社區，外觀開始呈現出衰老，小攤小販兒重新走上街頭謀生活。而這個時候，更需要更包容的城市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城市，都有小攤小販，不管是紐約、東京還是巴黎，我們總能看到有人擺攤。在更方便滿足人們生活、提供謀生空間的同時，如何引導出更有秩序、更加安全的「街頭商業」，是中國城市管理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城管」這一中國特色的職業，到了必須審視自己使命的時刻，各行各業都在談轉型升級，「城管」為何不考慮自己的轉型呢？
武漢這次事件，一個城管感到「吃虧」，喊來兩個城管同事一起毆打對方，兩人也一呼即應——其實，這也反映出城管局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城管中似乎存在一種讓人擔憂的「兄弟文化」。正常來說，兩位城管接到一起去打人的邀約，應該制止並反饋到上級那裏。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當然希望武漢城管打人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城管」和「小販」不能、也不應該回到過去的「對抗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