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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奎晚年臧否中共高層:周恩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

紀登奎很少正面評價華國鋒,從言談中流露出,他認為,華國鋒決定抓「四人幫」顯示了魄力和膽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來的許多事情沒有處理好,整體來看領導能力不行,特別是重要關口缺乏擔當。在紀登奎看來,華國鋒很快就下台是順理成章的。

趙樹凱,山東萊西人,1982年參加工作後長期中共農業口工作,與曾經分管農業口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結下忘年交。“在出差路上、茶餘飯後,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時”,紀登奎常與其閑談,談及高層往事,臧否人物。晚年紀登奎,生活是寂寞的,心情是寥落的。他所說的很多高層往事,其實是一種閑話,老年人的閑話。

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圖源:新華社)

那兩年,紀登奎與我的交談,主要在出差路上、茶餘飯後,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時。絕大多數情況是,他在說,我在聽。閑談中,我偶爾會提點問題,他也偶爾停頓一下,問我什麼看法。對於我提出的問題,他常常忽略不理,該怎樣講還怎樣講。但是,對於我提出的看法,不論多麼幼稚可笑,他都神態很專註地聽。現在想來,我們這種交談既不是平等對話,也不是訪問或採訪,更不是嚴肅的問題討論,而是一位老者對於一位晚輩的“閑話”。這種閑話狀態,如果加入一種歷史滄桑感,就使我聯想到唐人元稹的詩—“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顯然,把晚年紀登奎比作“白頭宮女”是不恰當的,他不是皇上恩寵的宮女,而是權傾一時的中央領導人。我的這樣比附並無任何不敬之意。但是顯然,晚年紀登奎,生活是寂寞的,心情是寥落的。他所說的很多高層往事,其實是一種閑話。老年人的閑話,其實不在乎誰在聽,或者說,朦朦朧朧的孩童也可以稱為說閑話的對象。他說的很多事情,我當時確實也朦朦朧朧,但是,有些內容我知道也許重要,所以我在談話後有所記錄。在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今天,這些閑話如果琢磨起來,也許可以理解出某種深意。在這裡,我選擇幾段略作鋪陳。

(一)閑談周恩來

紀登奎在閑談中經常說到周恩來,就話題頻率而言,也許僅次於毛澤東。

關於周恩來,紀登奎講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掩面而泣,以至於抽泣得肩頭都在抖動。當時,紀登奎和周恩來在一起,但是,周恩來似乎已經情難自已。紀登奎說,他當時非常吃驚,試圖勸慰周恩來,並說,林彪問題已經暴露,應該感到高興之類的話語。但是,周恩來並沒有理會紀登奎的安慰,也沒有對紀登奎解釋什麼。紀登奎講這個情景時,我曾急切地問:“周總理為什麼哭?”紀登奎並不回答,只是繼續他的話題。據我所知,紀登奎曾對幾個九號院同事說到這件事,但從來沒有正面解釋過周恩來為什麼哭。

從一般理解來說,周恩來掩面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種。可以理解為是為我們黨多災多難而哭,也可以理解為林彪的悲慘命運而哭,還可以理解為,周恩來因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傷心事,等等。在以後的閑談中,紀登奎說到周恩來和林彪,依然不直接解釋有關哭泣的事情,但是,我從他的話語之間可以聽出,在紀登奎看來,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並非一般文件表述得那樣,或者說並不能簡單地說周恩來如何同林彪集團鬥爭,相反,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相當好,尤其是在“文革”開始以後,周恩來與林彪有很多相互支持配合。紀登奎多次提到:“林彪事件以後,周總理的處境更難了。”周恩來自己有時候也若明若暗地發出類似慨嘆。我有時候胡亂猜想,莫非周恩來是想到林彪之後自己的處境會更難,所以才悲從中來,掩面而泣?

紀登奎還講過向毛澤東彙報林彪專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後,紀登奎主持林彪專案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來、葉劍英和紀登奎一起向毛澤東彙報林彪專案。紀登奎說:“主要是我向主席彙報,因為我是具體抓這個專案的,總理和葉帥主要是一起聽,後邊也講講。這次彙報,我主要彙報有關人員的審查情況,特別講到林彪集團意圖謀殺主席等情況”。令紀登奎詫異的是,毛澤東聽了紀登奎的彙報後,並沒有就案情本身問什麼,而是說:“紀登奎啊紀登奎,你頭上少了幾根白頭髮。不像我、恩來、葉帥,老奸巨猾。”紀登奎聽了毛澤東的話,很是不解。彙報結束出來後,紀登奎問周恩來:“我剛才的彙報是否屬實?”周恩來說:“是!”紀登奎又問:“主席信不信?”周恩來說“信!”紀登奎再問:“那主席為什麼說我少幾根白頭髮?”周恩來不再直接回答紀登奎的疑問,而是說了一句:“你剛來中央,還不適應高層政治生活。”這句話含義並不清楚,但是確實意味深長。紀登奎聽到這裡,就不再問什麼。我當時問紀登奎:“您後來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意思?”紀登奎看我一眼,並不回答我。

周恩來說紀登奎“還不適應高層政治生活”,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在後來的閑談中,我們還聊到這樣的問題。紀登奎說,周恩來從來沒有解釋過,對他來說,一切要依靠自己來理解領悟。在當時的中央高層,不僅那些資歷深的領導人不會在這些方面指點他,而且,對於一些重大專案處理,高層領導中從來沒有個人之間的意見溝通和交流。紀登奎說:“像林彪事件這樣的問題,在我和周恩來之間,還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除了會議上討論,我們個人之間從來不議論。在會上的討論中,政治局委員們說到林彪問題,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調子說話,從來沒有人說半個不字。周總理或者其他中央領導人,從來不說他們個人對於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來自己對於林彪事件有些什麼想法。”紀登奎說的領導人之間若有若無的交流溝通,也許就是“高層政治生活的”特點之一吧。

(二)閑談華國鋒

我從閑談中得知,晚年紀登奎保持聯繫的高層領導人主要是李先念和華國鋒。“文革”期間,紀登奎與華國鋒、李先念都是國務院副總理,若干年一起工作。紀登奎到九號院的時候,華國鋒已經退出現職,李先念則是政治局常委和國家主席。關於他們之間的個人往來,紀登奎很少正面說。一般都是在我們聊到某件事情,或者某個問題的時候,他才說到,前段時間見到誰誰,誰誰怎麼說。我是從這些話語間知道他們有所來往。

華國鋒與紀登奎是山西同鄉,參加革命的資歷也相當,但抗戰時期他們似乎並無工作交集。華國鋒進入國務院工作比紀登奎晚一年,進入政治局則比紀登奎晚四年。華國鋒調來中央之後,曾經一段時間內接替紀登奎管分管農業。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後,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提請毛澤東確定一個人牽頭處理國務院工作,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叫華國鋒帶個頭,鄧小平專管外事。2月初,中共中央發出當年一號文件,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紀登奎被確定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華國鋒調來北京是在1971年2月。當時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提名,同華國鋒談話,將華從湖南省調到國務院業務組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國務院值班室(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辦公廳)等工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段時間裏紀登奎不再分管財貿、農業和值班室,主要是為了有更多精力管中央組織部、領導幹部專案等黨務系統的事情。這年九月中旬,即“9.13”林彪事件爆發以後,紀登奎主要精力是負責林彪事件的調查處理。就分管農業而言,華國鋒、陳永貴、紀登奎在工作中曾有交替或者交叉。

在與紀登奎閑談中,我曾經說:“華國鋒在位時搞個人崇拜,宣傳英明領袖,到處掛像,還有歌曲,這個太不像話,連我們這些學生都覺得不合適。”紀登奎說:“你不懂,這個事情不是華國鋒自己搞起來的,也不是他要搞起來的。是葉劍英搞起來的,他在會上做出一些宣傳華國鋒的部署,華國鋒本人,還有我,都表示過不合適。但是,葉帥說,這不是為了華國鋒個人,這是從黨的事業全局考慮。這樣,我也就不好說什麼了。當然,後來討論華國鋒辭職的那次政治局會上,葉帥也做了反思和檢討。他說他是領會了毛澤東臨終時的意思,出於要輔佐華國鋒的考慮。打倒四人幫以後,有一段是我在分管宣傳工作,但很快就調整了分工,不讓我分管宣傳了。”當時,我有些將信將疑。但是,後來也看到聽到一些別的渠道的信息,特別是看了鄧力群回憶錄中所談的政治局會議情況,才覺得紀登奎所言不虛。

紀登奎很少正面評價華國鋒,從言談中流露出,他認為,華國鋒決定抓“四人幫”顯示了魄力和膽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來的許多事情沒有處理好,整體來看領導能力不行,特別是重要關口缺乏擔當。在紀登奎看來,華國鋒很快就下台是順理成章的。

關於紀登奎和華國鋒的私人關係,似乎也不是外界傳出的那樣緊密,甚至他們之間有某些不睦,但是,又無法說清楚。紀登奎說,在華國鋒擔任最高領導人不久,他在一段時間裏分管過宣傳,但是很快也被調整了。後來,他也不再分管中央組織部,主要是移交給了汪東興。也就是說,在華國鋒主政期間,他實際上從黨務系統的領導權中淡出了。顯然,不再分管意識形態和組織人事,是對紀登奎權力的削弱,或者說是在高層權力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但是,這種權力格局調整,是因為華國鋒對紀登奎的信任發生問題,主動做出高層分工重組,還是華國鋒在當時情形下不情願做出的某種妥協,或者說是出於某種需要而一定程度上犧牲紀登奎的權力?這似乎很難說清楚。按紀登奎在閑談中的說法,高層權力的紛爭,權力格局的分配重組,邏輯十分複雜。結成同盟的未必是朋友,有時候,通常關係不睦的人可能也會成為一時盟友,是為了特定的需要;有時候,犧牲某些權力是為了維持大局;有時候,重用某個人是為了爭取或者平衡一個派系。

(三)閑談胡耀邦

1987年,中國政壇最大的事情是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辭職。這個春天,我隨同紀登奎外出調研,有更多機會聽紀登奎議論當時政局,特別是聽他與一些高級幹部一起議論政局,其中的焦點話題是關於胡耀邦。關於胡耀邦,紀登奎有一些直接評論。

有資料顯示,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尖銳批評過紀登奎等人。在紀登奎辭去政治局委員之後,胡耀邦曾經在批評華國鋒的時候,也間接指責了紀登奎。1980年11月19日,在討論關於華國鋒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講了這樣一段話:“我贊成這麼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志主要依靠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吳德同志、蘇振華同志,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志,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志;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和吳德同志。這麼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用這麼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包辦一切,明天要發表什麼東西,連宣傳口的負責人耿飈同志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幫以前的那個方法”。(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三聯書店2013年4月第一版第43頁)。從胡耀邦的這段話來看,紀登奎曾緊緊追隨華國鋒,或者說華國鋒曾密切依靠紀登奎,而且時間上“至少一年”。但是,後來為什麼不再“依靠”了,原因似乎不清楚。

紀登奎說到,在他辭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大概是1982年前後,也就是來九號院當“研究員”之前,胡耀邦曾經找他談話,主要是談工作安排問題。“耀邦找我談話,問我是否願意去河南工作。我對耀邦說,河南是我的老地方,建國以後長期在那裡工作,各種關係比較複雜,回去工作不方便。所以,我不想去河南。這件事情後來就算了”。紀登奎又說:“我還對耀邦說,當年我與你談你的工作安排,想讓你去西北工作,你不是也說那裡有些複雜的歷史原因,你表示不願意去嗎。”紀登奎說,1973年,毛澤東讓他找胡耀邦談話,準備安排胡耀邦到甘肅擔任省委第一書記,但是胡耀邦拒絕了,說自己不適合去西北,是由於歷史原因,過去在那裡有一些是是非非。紀登奎說:“耀邦當了總書記以後,事情輪轉回來。當年是我找耀邦,談耀邦的工作安排,現在是耀邦找我,談我的工作安排。我們又說到當年的這件事。耀邦表示,他當時不願意接受到甘肅工作,是因為對當時政治形勢已看破,不想出來工作,就找了歷史因素做理由。”紀登奎說起與胡耀邦的這次談話,議論到:“當年耀邦不願意到甘肅,很可能是出於對於當時政治局勢的判斷,出來也很難工作。但是,原因也可能更複雜,不排除他認為甘肅省委書記的職位安排不夠重用”。

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不久那段時間,紀登奎與老朋友交談時,與我閑談時,多次說到對於胡耀邦的看法。他認為,胡耀邦思想解放,理論水平高,改革貢獻大。但是,也有不足:一是對經濟工作不夠熟悉,有時候關於經濟問題會說外行話,如對於當時企業“利改稅”就不很明白;二是有時說話有些草率,按慣例有些問題是政治局討論後才能講的,但他自己就直接講了;三是外交上缺乏經驗,在一些場合說話表態有失誤。不過,紀登奎又表示,作為高層領導人,懂不懂經濟或者其他具體領域的事情並不重要,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要懂統治術。他強調說:“這是毛主席說的,主席多次這樣教導我,當領導人,懂不懂專門業務,懂不懂經濟工作,都不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懂統治術,要懂得怎樣統治人。”

談到胡耀邦辭職後人們的議論,紀登奎說:“現在,下邊都對耀邦評價很高,但問題是,越是下面說他好話的人多,耀邦的處境就會越困難。如果真要幫耀邦的忙,現在就不要為他說那麼多好話,特別是在中央”。還叮囑我說:“你們在外邊議論耀邦的事情,要注意,不可亂說”。因為是閑聊,我並不認為這個事情很嚴肅,就對他說:“我這樣的小人物,說什麼都是白說,怎樣議論都無所謂,沒有什麼影響的”。他呵呵一笑。

(四)閑談趙紫陽

1987年初,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從紀登奎的言談間,他似乎對於趙紫陽抱有某種期冀。他多次說到與趙紫陽的良好關係。

趙紫陽是河南滑縣人,紀登奎是山西武鄉人,雖然分屬魯豫兩省,但是地理上臨近,抗戰時期都屬於冀魯豫根據地。趙紫陽比紀登奎大四歲。紀登奎參加抗日工作,開始幾年主要在趙紫陽的家鄉滑縣發動農民。那時就和趙紫陽熟悉。抗戰後期,他們曾經同在第一地委工作,趙紫陽是地委書記,紀登奎是民運部長。趙紫陽夫婦和紀登奎夫婦都是非常好的朋友。1949年大軍南下,趙紫陽去了廣東,紀登奎留在河南。

紀登奎說到趙紫陽一件事。“文革”結束後不久,趙紫陽調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當時,國務院決定從四川調出一批糧食和化肥,但是,調入省領導人給國務院報告說,這批糧食和化肥被四川扣下了,調不出來,要求國務院儘快協調解決。於是,紀登奎親自打電話給趙紫陽,要求四川放行。趙紫陽在電話中說:“我到北京開會,你們都笑話我,說四川窮得大姑娘沒有褲子穿。現在,我要把這些糧食和化肥扣下來,用於提高四川百姓的生活”。紀登奎默許了趙紫陽的做法。紀登奎還提到,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候,趙紫陽受到鄧小平牽連,處境困難,他曾施以援手。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後,兩家還有來往。紀登奎說到,就在趙紫陽上任總書記不久,趙紫陽夫人還到紀登奎家裡看望。紀登奎說:“紫陽現在是總書記了,出來不方便,讓夫人來看望我們兩口子”。至於趙紫陽夫人在他們家裡談了些什麼,紀登奎未置一詞。

有一天,我陪紀登奎去看望一位擔任省委副書記的老戰友,他們聊了幾乎一上午。開始,他們談到了胡耀邦辭職,隨後,又談到解放戰爭時期與趙紫陽一起工作的事情。他們談了不少他們年輕時候的生活軼事,後來居然仔細回憶起趙紫陽當時戀愛結婚的情況,說到趙紫陽南下廣東後他們的聯繫。離開這位老戰友的家,在回來的車上,紀登奎還專門叮囑我:“剛才我們說了很多紫陽的事情,你不要在外邊對別人說。”

胡耀邦辭職之初,關於胡耀邦與趙紫陽的關係也成為一些老幹部議論的話題。在一些人看來,他們二人對於改革的追求都同樣熱切,也會在高層政治動蕩中合力前行。紀登奎則認為,事情也許不是這樣簡單,或者說,政治理念並不是主導高層政治力量組合演變的唯一因素。對於這些事情,他從來不深說,往往點到為止或者欲言又止。我不知道,他這樣說是依據了過往高層政治生活經驗來分析,還是對於高層內情有直接了解。

(五)閑談“權力使人走向反面”

紀登奎在閑談中,經常發出一些感嘆。往往是在談到某人某事之後,接下來就會說一些類似總結性的話,像是談生活體會,又像是在理論闡述。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有時候像是自言自語,不在乎是否有人在聽;有時候像是在做公開演講,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在似懂非懂地聽。我曾經記錄他的一些議論,但是,直到今天看,似乎也無法比較系統清晰地理解。他經常重複的話是——“權力使人走向反面”。在我看來,這句話類似我們經常說的那句人們都熟悉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曾經說:“權力,不管它是宗教還是世俗的,都是一種墮落的、無恥的和腐敗的力量。”他的另一種表述是:“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即任何權力都具有“腐敗”共性,這種共性並不因為掌權者的信仰與意識形態不同而有所改變。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說得似乎更加清楚:“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啟蒙運動以來,“權力腐敗論”演化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成為普通民眾的政治常識。在閑談政壇往事時,紀登奎反覆強調:權力在一定條件下會成為一種腐蝕劑,使一個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他會舉出一些人或者事情的例證,通常從毛澤東說起講這個道理,有時候則是從這個道理說到毛澤東,也有時候說到毛澤東時代的其他領導人,也說到當時一些還在位的領導人。我雖然記錄了他的一些談話,但是很多不能理解,直到今天也不能說理解。或許,有不同政治經驗的人,在說這句很通常的話的時候,包含的感悟和思考是不一樣的。

我至今不明就裡的是,紀登奎談論權力使人走向反面時,曾經列舉了兩個當時還活躍在政治舞台的高層人物,這兩個人並不屬於當時最高層面領導人,而是意識形態領域領導人。紀登奎認為,這兩個人是“權力使人走向反面”的現實典型。他的意思似乎是,有的人自以為掌握了世界真理,自以為洞悉人類發展玄機,可以控制人們的思想,可以規劃社會發展的走向。這樣的人,如果再有政治權力上的強勢,並且用政治強勢來推行他們的思想,對於社會發展來說是災難性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愛思想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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