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中美貿易戰劍拔弩張。如何看待？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三個可供參考的認識框架，並對其中的解釋力和問題進行了分析。也許，這三個框架對於認識當前的現實，都並不完全合適，但看看已經有了一些什麼樣的認識框架，對於我們還是會有幫助的。
現將這三個框架梳理如下，再加上我自己對每個框架的思考（文中藍色字體的），供對此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1、重商主義與貿易戰的框架
丁學良：距今最近的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關切，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國之間沒完沒了的貿易糾紛。
丁學良：這個框架在理論上是以重商主義為分析基準的：對於奉行重商主義的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像體育比賽而是像戰場。行為國增強本民族國家的實力是其不變的目標；儘可能出口產品以賺取他國的硬通貨是其手段的"陽面"，儘可能設立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市場是其手段的"陰面"。陰陽兩面結合在一起，就使得行為國難以和他國合作共贏。
丁學良：日本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一直實行的就是這個大戰略。在戰敗之前，日本決策層同時抱有以軍事手段在國際上謀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戰敗後再也不願意重操此道，於是以經濟貿易手段來謀取最大利益就成為唯一的富強之道。
孫評：貿易摩擦或貿易戰是當今世界上經常發生的事情之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對過去動輒就刀槍相見的衝突形式的一種替代。與後者相比，這畢竟文明多了。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後，不少人也是以貿易戰的模式來進行分析，其中不少是拿當初美日貿易戰作為具體的例證。
但丁學良教授認為：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差異。貿易戰源於重商主義的貿易框架。而重商主義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動的雙方皆以私營廠商為行為主體，私人企業家被本國政府的宣傳和政策所引導，不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做買賣，而是把貿易當作民族國家之間的零和博弈。日本戰後的國際貿易主體也是私營廠商，也是被政府引導，從事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操作行為。但中國經濟的骨幹企業是國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貿易摩擦的重商主義框架來解讀中國的對外經貿作為，誤差不可忽視。
丁學良教授這裏分析的是貿易戰本身。但這裏最大的區別恐怕是在於貿易摩擦發生的環境：當年美日的貿易糾紛只是單純的貿易或經濟問題，而中美的貿易衝突則帶有更為複雜的背景和內涵，因而兩國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會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考量。
在美日貿易摩擦發生的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之中，日本是美國的盟友。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雖然在經濟上會損害美國的利益，但並不構成對美國更大的威脅。而中美的貿易爭端則不同。在談貿易戰那篇文章中，我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貿易戰是美國戰略思維發生變化的產物。中美貿易爭端，是在自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西方自身遭遇種種問題，而中國經濟正在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發生的。同時，中國的體量又很大，這就使得這個問題以一種更顯性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意味着，這種貿易戰的風險更大，雙方迴旋的餘地更小。因此，在對待和處理這類貿易爭端的時候，更應該謹慎小心，至少儘量要避免將其他因素摻雜進去。貿易戰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因此，這時需要的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務實態度。即使不單純是貿易爭端，但將其作為單純的貿易爭端來處理，恐怕是一種智慧。
2、冷戰的框架
丁學良：這個框架來自於當年的美國與蘇聯之間或東西方之間的冷戰。這個框架在理論上是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分析基準的：挑戰方對抗西方，是認定西方的價值體系和實踐這套價值觀的政治社會制度，既是邪惡的，也是註定要滅亡的。挑戰方不惜以一切手段來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滅亡，包括宣傳戰、情報戰、經濟技術競爭戰、代理人戰、直至必要時全面熱戰。滅掉西方制度後，挑戰方將把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成套制度推廣至全世界，也即是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
孫評：我一直不太願意從這個角度來解讀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這裏首先當然是個事實判斷的問題。但在事實判斷之外，可能還有一個主觀價值的問題，即很擔心過分渲染這個問題可能會產生的誤導，誤導到可能會對我們產生嚴重損害的冷戰陷阱中去。
就客觀的因素來說，現在整個世界的情況與當年美蘇冷戰時的情況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丁學良也指出：那個時代的蘇聯及其衛星國，在全球各地不僅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槍炮對槍炮、核武對核武。而當今中美兩國的情況則與此明顯不同。尤其是沒有那時的兩大陣營的對壘。
應當看到，在蘇東劇變之後，意識形態的退潮，實用主義的興起，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雖然大國之間的競爭仍然帶有體制和模式的因素，但利益與務實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考量。當然，也不可否認，在中美關係中，確實存在兩種體制、兩種模式的競爭。而在這種競爭中，意識形態的因素也會夾雜其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應當警惕一種類冷戰現象的發生。
就衝突和矛盾的性質來說，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宗教的與種族的、意識形態的、利益的。其衝突的強度依次降低，迴旋和緩和的因素依次而增加。宗教與種族的衝突帶有很強的非理性特點，很難化解。意識形態的衝突雖然也經常是難解難分，但相對前者而言，理性的程度還是明顯增強。而利益的衝突是相對比較容易駕馭的。如前所述，類冷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避免陷入類冷戰陷阱，堅持改革開放，把中國的事情做好無疑是明智的選擇。
3、大國競爭的框架
丁學良：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世界格局。名著《極端的年代》作者、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對此勾勒得簡明扼要："對英德兩大競爭國而言，天際才是它們的界限。德國一心想取代英國的國際霸權和海洋王國地位，如果德國意願得逞，國勢已經日衰的英國的地位自然更趨低落。因此，這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權爭奪戰。法國同樣攸關生死：它的人口、經濟跟德國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且這種趨勢好像已經無法避免。法國能否繼續躋身諸強之列，資格也受到嚴重挑戰。……當時德國的口號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於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總體戰爆發了。"
孫評：與冷戰的框架相比，大國競爭的框架不強調意識形態的因素，而只是把這種格局看作是大國利益的競爭，或者是對世界影響力與支配權的競爭。
儘管對中美兩國實力的對比存在不同的判斷，但兩國實力越來越接近，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修昔底德陷阱的發生帶有某種必然性。從歷史上看，這種競爭往往是殘酷而慘烈的，最後往往是以軍事的方式解決。但要看到，歷史發展到今天，無論是哪個大國，還是整個人類，已經不能承受一次新的世界大戰會帶來的結果。因此，以一種更溫和的方式來實現這場競爭，相信這一次能找到比前人更智慧的處理方式。
要看到，這種競爭，可能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比拼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誰不犯大的錯誤。當年蘇聯崛起，美蘇對抗凸顯的時候，美國著名戰略家凱南曾經為美國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思路：以價值觀和建設性的行動作為競爭的手段。這就是遏制戰略的思想來源。正因為如此，有人懷疑，在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思維中，是否閃現着凱南的思想幽靈。美國在世界上收縮，堅持美國優先，就是明顯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最應該提防的就是陷入冷戰陷阱，回到閉關鎖國狀態，哪怕是現實中有這樣的逼迫因素。換句話說，誰能夠將自己的事情做好，誰能夠獲得人們更多的道義上的認同，誰就將是最後的勝者。
其實，對於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人理解也不一樣。班農就明確地說，現在我們有兩派人，鼓吹理性的妥協派和鷹派（點了點自己胸口）。班農說，這些鼓吹理性的妥協派弄出了一個的新理論稱為"修昔底德陷阱"。他們認為，要避免戰爭發生的關鍵是讓兩國共同協作。而核心論點是衰落中的大國的精英們的任務是要對衰落的過程進行掌控以避免衝突的爆發，把這個新興大國推向好的方向，從而讓它更好地善待這個衰退大國。顯然，在班農的眼中，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另外的一番含義，這種觀點也是美國極端鷹派的思想基礎。
另外的一種看法也很有意思。前些天流傳一篇文章《冷戰不會到來，但這不是好消息》。文中採訪著名冷戰史學家加迪斯時，他表示："現在不是冷戰，因為有意識形態才有冷戰，而今天意識形態不是重要因素。我們今天的世界正在回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那種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就是俾斯麥玩的那種遊戲。美國、中國、日本、俄國、歐洲，五大勢力現在很接近這種狀態——全球的力量平衡遊戲。"力量平衡的世界危險還是冷戰的世界更危險？加迪斯說，他也沒有答案。
上面梳理的三種框架，不代表立場和判斷，只是提供認識和思考的框架。無論對什麼事情，清晰、冷靜、有條理的思考都是最重要的。
丁學良：距今最近的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關切，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國之間沒完沒了的貿易糾紛。
丁學良：這個框架在理論上是以重商主義為分析基準的：對於奉行重商主義的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像體育比賽而是像戰場。行為國增強本民族國家的實力是其不變的目標；儘可能出口產品以賺取他國的硬通貨是其手段的"陽面"，儘可能設立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市場是其手段的"陰面"。陰陽兩面結合在一起，就使得行為國難以和他國合作共贏。
丁學良：日本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一直實行的就是這個大戰略。在戰敗之前，日本決策層同時抱有以軍事手段在國際上謀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戰敗後再也不願意重操此道，於是以經濟貿易手段來謀取最大利益就成為唯一的富強之道。
孫評：貿易摩擦或貿易戰是當今世界上經常發生的事情之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對過去動輒就刀槍相見的衝突形式的一種替代。與後者相比，這畢竟文明多了。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後，不少人也是以貿易戰的模式來進行分析，其中不少是拿當初美日貿易戰作為具體的例證。
但丁學良教授認為：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差異。貿易戰源於重商主義的貿易框架。而重商主義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動的雙方皆以私營廠商為行為主體，私人企業家被本國政府的宣傳和政策所引導，不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做買賣，而是把貿易當作民族國家之間的零和博弈。日本戰後的國際貿易主體也是私營廠商，也是被政府引導，從事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操作行為。但中國經濟的骨幹企業是國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貿易摩擦的重商主義框架來解讀中國的對外經貿作為，誤差不可忽視。
丁學良教授這裏分析的是貿易戰本身。但這裏最大的區別恐怕是在於貿易摩擦發生的環境：當年美日的貿易糾紛只是單純的貿易或經濟問題，而中美的貿易衝突則帶有更為複雜的背景和內涵，因而兩國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會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考量。
在美日貿易摩擦發生的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之中，日本是美國的盟友。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雖然在經濟上會損害美國的利益，但並不構成對美國更大的威脅。而中美的貿易爭端則不同。在談貿易戰那篇文章中，我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貿易戰是美國戰略思維發生變化的產物。中美貿易爭端，是在自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西方自身遭遇種種問題，而中國經濟正在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發生的。同時，中國的體量又很大，這就使得這個問題以一種更顯性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意味着，這種貿易戰的風險更大，雙方迴旋的餘地更小。因此，在對待和處理這類貿易爭端的時候，更應該謹慎小心，至少儘量要避免將其他因素摻雜進去。貿易戰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因此，這時需要的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務實態度。即使不單純是貿易爭端，但將其作為單純的貿易爭端來處理，恐怕是一種智慧。
2、冷戰的框架
丁學良：這個框架來自於當年的美國與蘇聯之間或東西方之間的冷戰。這個框架在理論上是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分析基準的：挑戰方對抗西方，是認定西方的價值體系和實踐這套價值觀的政治社會制度，既是邪惡的，也是註定要滅亡的。挑戰方不惜以一切手段來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滅亡，包括宣傳戰、情報戰、經濟技術競爭戰、代理人戰、直至必要時全面熱戰。滅掉西方制度後，挑戰方將把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成套制度推廣至全世界，也即是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
孫評：我一直不太願意從這個角度來解讀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這裏首先當然是個事實判斷的問題。但在事實判斷之外，可能還有一個主觀價值的問題，即很擔心過分渲染這個問題可能會產生的誤導，誤導到可能會對我們產生嚴重損害的冷戰陷阱中去。
就客觀的因素來說，現在整個世界的情況與當年美蘇冷戰時的情況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丁學良也指出：那個時代的蘇聯及其衛星國，在全球各地不僅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槍炮對槍炮、核武對核武。而當今中美兩國的情況則與此明顯不同。尤其是沒有那時的兩大陣營的對壘。
應當看到，在蘇東劇變之後，意識形態的退潮，實用主義的興起，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雖然大國之間的競爭仍然帶有體制和模式的因素，但利益與務實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考量。當然，也不可否認，在中美關係中，確實存在兩種體制、兩種模式的競爭。而在這種競爭中，意識形態的因素也會夾雜其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應當警惕一種類冷戰現象的發生。
就衝突和矛盾的性質來說，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宗教的與種族的、意識形態的、利益的。其衝突的強度依次降低，迴旋和緩和的因素依次而增加。宗教與種族的衝突帶有很強的非理性特點，很難化解。意識形態的衝突雖然也經常是難解難分，但相對前者而言，理性的程度還是明顯增強。而利益的衝突是相對比較容易駕馭的。如前所述，類冷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避免陷入類冷戰陷阱，堅持改革開放，把中國的事情做好無疑是明智的選擇。
3、大國競爭的框架
丁學良：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世界格局。名著《極端的年代》作者、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對此勾勒得簡明扼要："對英德兩大競爭國而言，天際才是它們的界限。德國一心想取代英國的國際霸權和海洋王國地位，如果德國意願得逞，國勢已經日衰的英國的地位自然更趨低落。因此，這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權爭奪戰。法國同樣攸關生死：它的人口、經濟跟德國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且這種趨勢好像已經無法避免。法國能否繼續躋身諸強之列，資格也受到嚴重挑戰。……當時德國的口號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於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總體戰爆發了。"
孫評：與冷戰的框架相比，大國競爭的框架不強調意識形態的因素，而只是把這種格局看作是大國利益的競爭，或者是對世界影響力與支配權的競爭。
儘管對中美兩國實力的對比存在不同的判斷，但兩國實力越來越接近，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修昔底德陷阱的發生帶有某種必然性。從歷史上看，這種競爭往往是殘酷而慘烈的，最後往往是以軍事的方式解決。但要看到，歷史發展到今天，無論是哪個大國，還是整個人類，已經不能承受一次新的世界大戰會帶來的結果。因此，以一種更溫和的方式來實現這場競爭，相信這一次能找到比前人更智慧的處理方式。
要看到，這種競爭，可能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比拼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誰不犯大的錯誤。當年蘇聯崛起，美蘇對抗凸顯的時候，美國著名戰略家凱南曾經為美國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思路：以價值觀和建設性的行動作為競爭的手段。這就是遏制戰略的思想來源。正因為如此，有人懷疑，在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思維中，是否閃現着凱南的思想幽靈。美國在世界上收縮，堅持美國優先，就是明顯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最應該提防的就是陷入冷戰陷阱，回到閉關鎖國狀態，哪怕是現實中有這樣的逼迫因素。換句話說，誰能夠將自己的事情做好，誰能夠獲得人們更多的道義上的認同，誰就將是最後的勝者。
其實，對於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人理解也不一樣。班農就明確地說，現在我們有兩派人，鼓吹理性的妥協派和鷹派（點了點自己胸口）。班農說，這些鼓吹理性的妥協派弄出了一個的新理論稱為"修昔底德陷阱"。他們認為，要避免戰爭發生的關鍵是讓兩國共同協作。而核心論點是衰落中的大國的精英們的任務是要對衰落的過程進行掌控以避免衝突的爆發，把這個新興大國推向好的方向，從而讓它更好地善待這個衰退大國。顯然，在班農的眼中，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另外的一番含義，這種觀點也是美國極端鷹派的思想基礎。
另外的一種看法也很有意思。前些天流傳一篇文章《冷戰不會到來，但這不是好消息》。文中採訪著名冷戰史學家加迪斯時，他表示："現在不是冷戰，因為有意識形態才有冷戰，而今天意識形態不是重要因素。我們今天的世界正在回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那種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就是俾斯麥玩的那種遊戲。美國、中國、日本、俄國、歐洲，五大勢力現在很接近這種狀態——全球的力量平衡遊戲。"力量平衡的世界危險還是冷戰的世界更危險？加迪斯說，他也沒有答案。
上面梳理的三種框架，不代表立場和判斷，只是提供認識和思考的框架。無論對什麼事情，清晰、冷靜、有條理的思考都是最重要的。
